咱们今天聊聊一九五八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运动。这事儿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可当年那是真刀真枪、全民上阵的一场大战。麻雀这小东西,论个头没多大,论胆子不小,天天在房前屋后叽叽喳喳,偷吃粮食毫不客气。可就是这么个小玩意儿,愣是让全国几亿人折腾了好几年,最后还得给它平反。

要说这场运动的来头,还得从一九五五年说起。那年冬天,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各省的书记们开会,商量农业发展的事儿。大家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就聊到了麻雀。农民出身的领导们都知道,这麻雀祸害庄稼可不含糊,一起一落,粮食上万。这话搁在今天,农业专家得跟你掰扯半天生态平衡,可在当年,谁管那个?毛主席一听,当即拍板:麻雀跟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为“四害”,七年之内基本消灭。就这么着,麻雀的命就算是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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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全国上下可就热闹了。青年团带头,各省纷纷表态。甘肃要组织一百万青少年,陕西要搞消灭麻雀运动月,北京更不含糊,火器营乡十七个人组成的捕捉队,十来天就抓了两千多只麻雀,愣是把这个乡的麻雀给打绝了。您听听,这效率,搁现在得拿诺贝尔奖。

到了一九五八年,这场运动算是到了高潮。二月,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号召全民动手。四月,北京城三百万人总动员,那场面您想象一下:天还没亮,锣鼓家伙就响起来了,鞭炮噼里啪啦,彩旗满街飘,房顶上、树上、墙头上全是人。副市长王昆仑亲自坐镇指挥,刘少奇也来督战。麻雀被撵得满天乱飞,找不着落脚的地方,飞累了就往地上栽。三天下来,北京城报了四十万只麻雀的账。上海也不含糊,三天干了五十万只。全国一统计,光一九五八年就消灭了十九点六亿只。这数字听着都邪乎,小小麻雀,哪来这么多?

可热闹过后,麻烦就来了。一九五九年春天,上海、扬州这些大城市的行道树,叶子被虫子吃得精光。怎么回事呢?麻雀没了,虫子没了天敌,可不就撒了欢儿地繁殖吗?这时候人们才想起来,麻雀虽然吃粮食,可人家也吃虫子啊,尤其育雏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灭虫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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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有科学家站出来说这事儿不靠谱。那年秋天在青岛开动物学会,朱洗先生头一个发言,搬出了洋例子: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当年悬赏灭麻雀,结果麻雀没了,果子也没了,最后还得花钱从国外买麻雀回来。这话说得在理,可在当年那个形势下,谁敢公开反对?朱洗先生胆大,把毛主席跟外国皇帝搁一块儿比,这话搁现在都得掂量掂量,更别说当年了。薛德焴老先生也在《文汇报》上连续发文,给麻雀说好话。可这些声音,在那时候就跟蚊子叫似的,根本没人听。

到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又提麻雀,说还得除。可下面的情况已经不对了,虫灾闹得凶,科学家们这回是真急了。冯德培、张香桐这些人都站出来说话,说麻雀跟老鼠不一样,老鼠是百害无一利,麻雀好歹有功有过。徐京华更逗,说给曹操翻案不如给麻雀翻案意义大。

转机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份,毛主席在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里说了句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就这么一句话,麻雀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您听听,臭虫替麻雀顶了缸,这玩意儿才是真正的百害无一利,咬得人浑身是包,还传播疾病,灭它没毛病。

可这场运动的后果,远不是换个名字就能了结的。朱洗先生一九六二年就过世了,可“文革”时候照样被掘坟砸碑,就因为当年说了句公道话。郑作新先生,中国鸟类学的泰斗,从一开始就主张别把麻雀赶尽杀绝,要区别对待,可到了“文革”,照样因为“为麻雀评功摆好”被批斗。您说这上哪儿说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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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琢磨来琢磨去,有这么几点值得说道说道。

头一条,农民的经验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老农民说麻雀祸害庄稼,那是实话,可老农民看不到麻雀吃虫子那点儿好处,这得靠科学。当年决策的时候,科学家不是没说话,郑作新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就提过意见,说对付麻雀应该是消除雀害,不是消灭麻雀本身。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可没人听。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农民的亲身经历比书本上的科学更靠谱。这个观念,到现在有时候还作祟。

第二条,决策这事儿,尤其是大事儿,不能拍脑门子。当年从毛主席听了一耳朵到全国总动员,中间有过多少论证?基本没有。毛主席要除四害,省委书记们回去传达,下面层层加码,到了县里乡里,就成了硬指标。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说了就是右倾,就是跟毛主席唱反调。这种气氛下,再好的意见也进不来。

第三条,也是让我最感慨的,就是那几位科学家的骨气。朱洗、薛德焴、冯德培、张香桐、郑作新,这些人哪个不明白,跟最高指示对着干是什么后果?可他们就是憋不住那口气,觉得科学就是科学,不能睁着眼说瞎话。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整整五年,他们没放弃。这种精神,搁在哪个时代都值得敬重。

最后一条,错了就得改,改了就好。毛主席最后那句话说得干脆,“麻雀不要打了”,没有扭扭捏捏,没有文过饰非。虽然晚了几年,虽然代价不小,可终究是把这事儿给纠正了。这点肚量,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今再看麻雀,城市里到处是,叽叽喳喳的,没人再想着打它。可那段历史不能忘。它告诉我们,经验固然重要,可科学更得尊重;决策固然要快,可得给不同意见留条路;全民动员固然有力量,可这股子劲儿要是使错了方向,破坏力也大得惊人。

六十多年前那场闹剧,说到底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交的一笔学费。这笔学费挺贵,可要是能让我们记住些东西,也不算白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