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闽之 资深危机处理专家，南京大学商学院EMBA行业导师，南京大学商学院AACSB国际认证顾问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兼职研究员，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监事
过去四十八小时，两所高校因为同一类事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华南理工大学一名研究生在课堂上偷拍女生裙底，持续约半小时，当场被抓住、当场删视频。校方回应：已给予该生“留校察看一年”处分，双方已达成和解。南京审计大学一名应届研究生在超市偷拍女生裙底，当场被制止。校方成立专项调查组，尚未公布最终处理。但比偷拍本身更引爆舆论的是另一层身份——此人已被江苏省税务局公示为2026年度拟录用公务员。一个“留校察看”，一个大概率面临“开除+取消录用”的双重打击。两所学校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卷，而公众的反应也截然不同。这迫使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大学教育的初衷，是不是要给犯错者一次改正的机会？当汹涌的舆情要求“严惩”时，高校该何去何从？
一、两起偷拍，两种处理
华南理工大学的处理逻辑相对清晰：偷拍行为属实，校规处罚档次从警告到开除学籍共五档。偷拍通常落在“严重警告”到“留校察看”之间。校方选择了留校察看——程序上没大问题，但舆论普遍觉得“轻”了。评论区清一色的质疑：“偷拍半小时才留校察看？这种惩罚能起到什么威慑作用？”
南京审计大学的处境则要复杂得多。当事人顾X佳面临的调查维度不止一个：第一，偷拍行为是否触及行政拘留甚至更重处罚？第二，校规下偷拍落在哪个处罚区间？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层——国税局正在对他进行录用考察。一个在公示期间还偷拍女生裙底的人，被体制预准入的合法性基础何在？这个拷问，南审无法替税务系统回答，只能等待税务的落锤。
两所学校之所以给出不同答案，不是因为“谁更严厉”，而是“谁承担的风险不一样”。华工的决策空间被校规和舆论夹击，倾向于取中间值；南审的决策空间被更高层级的体制审查锁死，天平自然倾向于从严。
二、公众的愤怒来自哪里？
很多人说，现在的舆论对偷拍的容错率几乎为零。这话对，但不全对。公众的愤怒，本质上是对受害者处境的代入感。当一个女生在学校超市、在课室里被偷拍，她感受到的不是“这个男生好讨厌”，而是“这所学校不安全”。当偷拍者事后只是被“留校察看”，其他女生感受到的不是“学校给了他一次机会”，而是“学校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在顾X佳身上，这种愤怒又叠加了一层。一个即将进入税务系统、成为“公家的人”的学生，在校园里都管不住自己的手脚。公众的逻辑很简单：这样的人，你放心让他办税、接触群众吗？所以，不是公众对偷拍行为的“可恨度”在上升，而是公众对“受害者安全”的焦虑和对“体制准入门槛”的质疑在叠加。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让偷拍事件从“学生违纪”被推高到“公共安全事件”甚至“行政伦理事件”。
三、大学的初心：教育还是惩戒？
理论上，大学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它的天然反应应该是：批评、教育、引导、矫正。开除，永远是最后一张牌。很多大学的校规里，偷拍这类行为落在“警告以上、开除以下”的区间，而不是“直接开除”。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是“教育优先”思维的体现——给学生留一条改过自新的路。
从这个角度看，华南理工的“留校察看”有它的制度正当性。犯错者付出了代价——留校察看期间评优、入党、保研都受影响，这个代价不算轻。但他还有机会，毕业之后还能重新开始。问题是：舆论不接受这种“温和”。
在汹涌的舆情下，很多学校扛不住压力。如果一所大学坚持“教育优先”，顶住舆论压力不给开除——它的理由站得住脚，但代价是校内女生安全感下降、校外公众对学校“管理不严”的印象固化。如果一所大学选择“顺应舆论”，从快从严，直接开除——它的理由也站得住脚，但那个犯错的学生可能真的付出一生的代价，而舆论更认为他这样的代价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就是两难。没有一边是绝对正确的。
四、一个可能的平衡点
我认为，高校在处理偷拍事件时，需要分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应不应该给机会”，二是“给什么样的机会”。
对于那些初犯、当场被抓、事后真诚认错、受害人愿意谅解的偷拍者，可以给予非开除的处分，但同时必须附加条件：接受心理干预、接受行为矫正、定期汇报、不得再犯。如果再犯，或者发现之前有多次偷拍行为，那就不是“给机会”的问题，而是“屡教不改”，直接开除。
对于那些偷拍行为持续时间长、对象多、情节恶劣，或者身份特殊（如准公务员、准教师等公职人员），校方应当从严处理。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学生犯错”的范畴，进入了“公共信任”的领域。税务系统把一个人拒之门外，不是因为大学开除了他，而是因为他自己证明了自己不适合穿那身制服。
至于舆论的压力，高校要学会一个本事：把“专业判断”做成公众可理解、可接受的叙事。当你决定给一个人留校察看而不是开除时，不要只说“依规处理”，而要详细解释：他偷拍了什么程度？他的认错态度怎么样？受害人是否接受了道歉？学校附加了哪些矫正措施？以后怎样防止再发生？当公众看到校方是经过审慎、透明、有温度的过程才做出的决定，而不是“稀里糊涂就放过他”，舆论的敌意会下降很多。
五、大学教育要不要给犯错者改正的机会？
要。但机会不等于豁免，教育不等于无原则的宽容。一个年轻人偷拍了，他应该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留校察看、记过、失去评优资格、在档案里留下一笔。这些代价已经足够沉重。开不开除，不应该是高校的第一道选择题，而应该是最后一张牌。如果校规允许、情节允许、改正可能允许，那就把这张牌留在手里。但如果行为恶劣到已经摧毁了公众信任、受害者不敢再踏进教室，那这张牌该打还得打。
因为大学的底线，不只是“给每一个人改正的机会”，更是“给每一个人安全的环境”。这两条线，不能只守前一条，而放弃后一条。
这很艰难。但艰难，正是大学管理者必须承受的重量。
编辑、审核：胡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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