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3日傍晚时分，一艘游船缓缓停靠在浙江嘉兴南湖边，十三个互称同志的人神情肃穆的下船离开。
随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没入暮色，多灾多难的华夏大地重新升腾起了希望之光。
但可惜有些点亮希望的人，却因为错误的选择，走着走着就迷失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殉道者用鲜血染红信仰
一大结束后，23岁的王尽美深感时不我待，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发展工作中。
他身兼数职，活动领域从学校扩大到社会，从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群众，到处宣传主义，发展组织成员。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烟台、淄博、青州、潍县、寿光、广饶等地都建立起党、团组织。
1922年夏天，王尽美到北京，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建立了京奉路全路总工会，并领导了全国闻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
终日的奔波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
染病后他日渐消瘦，但却从未停下过自己忙碌的脚步，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的为党的事业四处奔走。
1925年8月19日，积劳成疾的王尽美病逝于青岛，终年27岁。
逝世前，王尽美在病床上口述，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记录其遗嘱：
“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邓恩铭是贵州白族人，但一大时却和王尽美一样，是济南代表。
王尽美牺牲后，他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发动了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因为总是冲在第一线，他三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但却从未吐露过任何的秘密。
在狱中，他组织成立狱中党支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狱中斗争，前后组织两次越狱，让不少同志逃出敌人的魔爪。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殉难前，邓恩铭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题为《诀别》的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何叔衡曾考中过晚晴的秀才，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参会时已45岁。
但他的革命热情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
马日事变后，他冒着生命危险赶赴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秘密斗争，并多次组织营救被捕同志。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
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为掩护战友突围，何叔衡壮烈牺牲，终年59岁。
陈潭秋是武汉代表。
他曾领导过著名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发展了很多工人同志，著名的烈士林祥谦就是经他指引，走上革命道路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转入地下，数次出生入死，右耳都被子弹打掉了一块。
1939年5月，陈潭秋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和新疆军阀盛世才周旋。
1942年夏，党中央指示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
“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但陈潭秋宁死不从。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由于敌人一直都没有放出陈潭秋被害的消息，1945年的七大上，他还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这个特殊的选举，是对他党性和人格的最大肯定。
固执者中途选择离开
上海代表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1920年就与陈独秀共同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但他坚决不认可中央集权制，主张中央仅为“有职无权”的议事机构。
因为这个，他和陈独秀的关系闹得很僵。
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就是因为会议地点是李汉俊的家。
理念不合导致李汉俊在1923年脱党，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信仰的忠诚。
他一直都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直都在为共产党介绍人才，著名作家茅盾就是他推荐入党的。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惨遭杀害，年仅37岁。
毛主席一直都记着他的贡献，1952年8月亲自签发了0011号革命烈士证书，证书上写着：
“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达和李汉俊的情况一样，脾气急，反对党内一言堂，和陈独秀的关系十分紧张，1923年主动脱党。
脱党后的李达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
他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
1949年12月，经刘少奇通知介绍，李达重新入党。
1966年8月24日，李达在武汉去世，享年76岁。
出生于小地主家庭的包惠僧不缺热血，有报国之心，但却无恒志，性格不够坚韧，遇到挫折就会消沉。
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共产党，经由“第三党”过渡，加入了国民党。
但全国解放前夕，他又脱离国民党，举家迁往澳门。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回国，向党中央承认检讨自己的错误，于1957年4月人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刘仁静是中共一大年纪最小的代表，参会时刚满19岁。
因为年纪小，他十分冲动自我，在苏联学习时迷上了极左的“托洛茨基派”，公然和组织唱反调，致使被开除党籍。
离开党组织的刘仁静逐渐忘掉了自己的信仰，投靠了国民党。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如梦方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发表声明，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
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次年8月5日，出门晨练的刘仁静发生车祸，当场死亡，享年85岁。
他也是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人。
背信者遗臭万年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因为意志不坚定，一大结束后不久他就赫赫汪精卫勾结到了一起，在对方的支持下去往美国留学。
1925年4月从美国回来后，他加入了国民党，成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
抗日战争时期，他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是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
“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这个卖国协议，就是陈公博主持签署地。
小鬼子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陈公博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化名东山公子。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
临死之前，这个叛徒还在使坏，他给老蒋写了一封信，说共产党一日不除，老蒋的地位就一日不稳。
周佛海也是个卖国巨奸，但他比陈公博“聪明”，左右逢源，两头下注，和蒋介石一直都有联系。
小鬼子投降后，他本想借此抱上蒋介石的大腿，继续兴风作浪。
但老蒋最终还是没有保住他。
1946年11月，最高法院以“通谋敌国罪”判处周佛海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这个“三姓家奴”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张国焘没有叛国，但他叛党，长征时私心作祟，妄图分裂党和红军队伍。
被阻止后，他怀恨在心，彻底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
在国民党那里，他也没有讨到什么好处，谁都不把他当回事。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国焘带着家人迁居香港。
1968年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张国焘冻死于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终年82岁。
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
坚守者创造奇迹
参加中共一大时，毛主席刚满28岁，人微言轻，很不起眼。
但他却毅然决然的把整个民族的兴衰扛在自己肩上，搞农民运动，发动井冈山起义，组织三湾整编，统一队伍的思想，一步步把共产党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中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从此，中国人站起来了。
主席的一生没有什么天命所归，一直都在与天争命。
1976年9月9日，伟人与世长辞，享年83岁。
陪着毛主席一路走来的，还有一大武汉代表董必武老先生。
董老的人生也是一部传奇。
他既是国民党的元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武昌起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跟队伍一起走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没有他在中间斡旋，两次国共合作绝对不会那么顺利。
新中国成立后，董老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开拓者，为实施依法办事、加强法治建设奠定了最初的人才基础。
1975年4月2日，董老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只有意志、立场、骨气都坚定的人，才能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顶住压力和诱惑，用大无畏的精神，铸就华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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