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那天汇款单又来了，邮递员踩着满地的雪花把它送到我手上。
我把它放在炕桌上，像之前的二十几张一样，压在那本旧字典下面。
建国又没回来。
这是他去北京的第六年，前三年每年腊月的时候，我都会把他的屋子打扫一遍，被褥拆下来洗了，又重新缝好。第四年他不回，第五年他还是不回。今年我没再收拾屋子，门上的锁锈得厉害，钥匙插进去要拧好几下才能转动。
儿子小满趴在炕上写作业，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妈，小叔今年还回不回来啊？"
我没说话。
汇款单上写着八千。比上个月多了两千。备注那一栏，他从来不写字，只画一个小小的圆圈，像是从前他给我写信时的句号。
我嫁到老李家那年，建国十一岁。那时候他大哥，也就是我男人，已经在矿上干了三年。公公婆婆走得早，留下兄弟俩相依为命。我进门的时候，建国瘦得像根豆芽，见了我也不叫嫂子，躲在他大哥背后探头探脑。
我男人话不多，干活实在。他跟我说，建国脑子好，是块读书的料，咱们再苦也得让他念。我说我知道。
那时候我不知道"再苦"两个字到底有多重。
建国十四岁那年，矿上塌方。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抬出来七个人，盖着白布。我男人是第八个。
他下葬那天，建国一句话没说，跪在坟前从早跪到晚。我去拉他，他的膝盖已经青紫了，磕在冻土上一动不动。我蹲下来，把他抱在怀里，才发觉他在抖。
"嫂子，"他说，"我不念了，我去打工。"
我说，"你大哥临走前跟我说，让你念书。你要是不念，他在底下也不安生。"
那年他初二。
后来我找了一个在矿区食堂帮厨工作，凌晨三点半起来和面，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建国放学回来，自己烧火做饭，等我回去，灶上总温着一碗稀粥，一碟咸菜。
他懂事得让人心疼。
高三那年，他开始失眠。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屋里的灯还亮着，门缝下透出一道细细的光。我推门进去，他正趴在桌上做题，眼睛通红。
我说你睡吧，考不上北大也没关系，咱们考个普通大学也行。
他抬起头，看着我，半天才说，"嫂子，我必须考上。"
我没再劝他。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是七月二十六号，下着大雨。邮递员的雨衣滴着水，把那个红色的信封递给我，我手抖得拆不开。建国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接过去，撕开一角看了一眼，就蹲在地上哭了。
我也哭了。我们俩在屋檐下，一个蹲着一个站着，雨水顺着瓦檐往下淌，像是把这些年的苦都冲下来了。
建国去北京报到那天，我送他到县城的火车站。他拎着一个化肥袋和旧帆布包，里面是我连夜给他缝的两床被子，还有一双新布鞋。
火车要开的时候，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朝我喊，"嫂子，等我毕业，我接你和小满去北京！"
那天小满哭的不行，被我抱在怀里，伸着小手要找小叔。
火车开走了，我抱着小满站在站台上，站了很久。
大学四年，他每个假期都回来。寒假回来帮我糊窗户，暑假回来下地割麦。
村里人都说我们老李家祖坟冒青烟，出了个北大生。也有人说怪话，说一个寡嫂供小叔子，怕是有别的心思。
这些话传到建国耳朵里，他第一次跟人动了手。回来的时候嘴角破了，衬衫扣子掉了两颗。我给他抹药，他低着头不说话。
我说建国，嫂子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也别在乎。
他点点头，眼泪砸在我手背上。
毕业那年，他说要留在北京工作。我说好，北京机会多。他说嫂子，我先在北京站稳脚跟，等稳定了就接你和小满去北京。
我说不急。
第一年，他每个月汇两千块回来。我没动，全存在了存折上。他打电话回来，总说工作忙，过年回不来了。我说没事，你忙你的。
第二年，他汇得更多了，每个月三千。打电话的次数却少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总说项目紧，走不开。
第三年春节，我跟他说，小满想小叔了。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嫂子，我今年实在回不去，等明年。
明年又明年。
第六年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把存折拿出来数了数，里面有十五万多。我跟小满说，咱们去北京找你小叔。
小满从炕上跳起来，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没告诉建国。我怕他又说忙，又说不让我去。
我们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北京真大，地铁里人挤人，我紧紧攥着小满的手，怕他被人群冲散。建国留过一个地址，是他单位的地址，我按着那个地址找过去。
那是一栋二十多层的写字楼，玻璃外墙亮得晃眼。我在大堂里问前台，请问李建国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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