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花把“张寡妇”这个名号顶了整整二十三年，从三十六岁那年丈夫在矿上出事开始，十里八乡的人就不再叫她本名了。起初她还辩两句，后来也就随它去，寡妇就寡妇吧，反正一个人也活到了五十九。

今年开春她跟村里几个老太太去赶集，路过劳务市场的时候，一块纸壳牌子立在一辆破三轮旁边，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招陪睡的”。旁边还用小字补了一句：限女性，六十岁以下，身体健康。

刘家湾的刘三姐拉着她的袖子说：“翠花你看，现在城里花样真多，连陪人睡觉都能挣钱了。”几个老太太笑成一团，牙豁子都露出来了。张翠花也跟着笑，但多看了一眼那行小字下面的电话号码，心里头莫名其妙地跳了一下。

她每月能拿到的钱掰着手指头都数得清。丈夫的抚恤金早花完了，儿子在深圳厂里打工，一年到头能给她打两千块钱就算是孝顺，上个月打电话还说想换手机，话里话外是让她把攒的两千块钱借给他。女儿嫁到隔壁县，自己都吃了上顿愁下顿，回娘家的路费都要犹豫半天。张翠花靠着两亩薄田和给村里人摘棉花、剥玉米挣的零碎票子过日子，去年冬天她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愣是没舍得去卫生院，灌了一壶姜汤硬扛了七天。

现在有人跟她说，陪人睡个觉就能拿一千五，她觉得这个人怕不是脑子有毛病。一千五啊，她要剥三千斤玉米棒子，要顶着大日头在棉花地里弯一个月的腰，要在村里建筑工地上搬半个月的砖。

她把那张纸壳牌子上的电话号码记在了心里，一直憋到家里才翻出那部屏幕裂了两道缝的老人机，按了十几遍才把号码按对了。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听着也就三十出头，说话又快又脆，像炒豆子似的：“你多大？身体好不好？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张翠花老老实实答了，对方沉默了两秒：“五十九？差一岁六十？行吧行吧，你来试试。城东翠屏小区十三号楼二单元四楼，明天下午三点，带身份证。”

挂了电话她才想起来，连到底陪谁睡、怎么个陪法都没问清楚。但转念一想，都这个岁数了，还怕什么？

第二天她穿上那件藏蓝色涤纶外套，把花白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得整整齐齐，坐了四十分钟城乡公交进了城。翠屏小区是个老小区，墙皮脱落得像牛皮癣，楼道里堆着酸臭的垃圾袋。她爬了四层楼，喘得眼前发黑，刚敲了两下门，里头就炸开一个男人的吼声：“哪个！又哪个来了！”

门猛地被拉开，一个瘦得像猴子的老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领口松垮的灰色秋衣，满脸褶皱里嵌着一双浑浊但凶狠的眼睛。他上下打量了张翠花一眼，嘴角一撇：“又是个来骗钱的。”

“爸！”那个炒豆子声音从屋里冲出来，一个烫着卷发、穿着枚红色雪纺衫的胖女人一把拉住老头，“跟你说了多少回，这是来照顾你的，不是骗钱的。”她转向张翠花，挤出一个笑来，“大姐你别介意，我爸脑梗之后就这样，脾气大，但人不坏。”

张翠花笑了笑说不碍事。她心里想的是，她见过脾气更大的人——她男人活着的时候就爱喝两口猫尿，喝完了就摔碗砸盆，她早就练出了一身铜墙铁壁的功夫。

胖女人叫她进来坐下，倒了杯水，噼里啪啦地把情况说了一遍。她叫孙敏，是她爸孙德茂的大女儿，底下还有个弟弟在外地当公务员，基本不管事。她妈三年前走了，老头子一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老房子里，去年冬天脑梗了一次，救回来之后右边身子不太灵便，走路要扶拐杖，脑子也时好时坏。最麻烦的是晚上，他不肯一个人睡，总说黑夜里头有人要掐他，折腾得整栋楼都睡不好。

“之前请了三个了。”孙敏伸出三根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指头，“第一个干了五天跑了，说半夜被吓出心脏病来了。第二个是个五十多岁的男的，我爸嫌人家打呼噜，半夜拿拐杖把人打出去了。第三个倒是干了一个月，后来我爸又发疯，指着人家鼻子骂她是鸡，人家不干了。”

张翠花端着一次性杯子，水很烫，她小口小口地抿着，没说话。

孙敏以为她怕了，赶紧加码：“一个月一千五，包吃包住。你也不用干啥，就是晚上在我爸房间那张折叠床上睡，他做噩梦了你哄两句就行。白天他基本能自理，上厕所你就扶一把，饭菜我们请了钟点工做，你不用动手。”

一千五，包吃包住。张翠花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她现在住的那两间老瓦房漏雨好几年了，屋顶上那片石棉瓦早该换了，她一直舍不得。干上三个月就能换瓦，干上半年还能把院墙也修一修。至于老头骂不骂人，她不在乎。她男人活着的时候，骂她是“扫把星”“克夫命”“吃白食的”，什么难听的话没骂过，她耳朵早就起了茧子。

“行，我干。”她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声音不大，但是稳的。

孙敏明显松了一口气，从包里抽出几张纸来，是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上面写着“夜间陪护服务协议”，乙方要履行的义务包括“夜间陪护期间须保证老人安全”“老人如厕须搀扶”“按时提醒服药”等等。张翠花不识字，孙敏一条一条念给她听，念到“乙方不得擅自离岗”的时候，张翠花问了句：“那我回家看孙子行不行？”孙敏说每月可以休息两天，但要提前说。

张翠花咬咬牙，按了手印，拇指上沾的印泥洇开一小片暗红，像朵褪色的梅花。

当天晚上她就住下了。

孙敏给她在老头卧室里搭了一张帆布折叠床，铺了两床旧棉被，又抱来一个荞麦皮枕头。那间卧室不大，老头的床靠窗，她的折叠床靠门，中间隔着一个老式五斗柜，上面摆着一台指针已经停了的老座钟和一瓶速效救心丸。

老头孙德茂从她进门就没给过好脸色，吃晚饭的时候故意把筷子摔在地上，又把一碗紫菜蛋花汤喝得呼噜呼噜响，汤水顺着下巴滴在秋衣前襟上。张翠花蹲下去捡筷子的时候，老头从老花镜上方瞪着她：“你是孙敏从哪个乡里挖来的？要多少钱？”

张翠花不说话，把筷子洗干净了重新摆好。老头又说：“我跟你说，我没钱，她们花的是我的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八，全让她们糟蹋了。”

张翠花还是不接话。她心里清楚得很，这种老头她见得多了，你越跟他吵他越来劲，你不理他，他自己就消停了。

果然，老头又嘟囔了几句，见没人搭腔，也就不说了，扶着桌子站起来，颤巍巍地往卫生间走。张翠花本能地上前扶了一把，老头甩了一下没甩开，也就由她扶着，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了一句“咸猪手”。

到了睡觉时间，张翠花帮他把拖鞋摆好，把拐杖放在他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又看了一眼窗户关没关严实。老头躺下去之后翻来覆去折腾了小半个小时，一会说枕头太高，一会说被子太重，一会又说空调的指示灯太亮刺眼睛。张翠花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调，最后拿一件旧褂子蒙在了空调显示灯上，老头才终于安静下来。

屋子里黑了，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过老式格子窗帘渗进来一点昏黄的光。张翠花躺在帆布床上，听见老头粗重的呼吸声时断时续，像一台老掉牙的拖拉机在发动。她盯着天花板上那盏熄灭的水晶吊灯发呆，吊灯上落满了灰，看来很久没擦过了。

她睡不着。不是不习惯，是一躺下来就想事情。想儿子那两千块钱要不要给，想女儿上次说胃疼不知道好没好，想家里院墙角那棵枇杷树今年结的果多不多，邻居会不会偷摘。想着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迷糊过去了。

夜里两点多，一声尖叫把她从梦里生生拽了出来。

“妈——妈你别走！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孙德茂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起来了，整个身子僵直着，双手向前伸着像是在抓什么东西，眼睛瞪得溜圆，在黑暗中看起来几乎像个鬼。张翠花吓得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但她的身体比脑子快，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趿拉着拖鞋走到老头床边，伸手握住了那双干枯的、骨节粗大的手。

“没事，我在呢。你做梦了。”她的声音不大，但是沉沉的，像往深水里扔了一块石头。

老头的手冰凉，死死攥着她，指甲掐进她手背的肉里。他整个人还在抖，额头上全是汗，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一些破碎的词句，什么“煤炉子”“小玲”“别关门”之类的。张翠花也不抽手，就由他攥着，另一只手在老头后背上一下一下地捋，像拍一个受了惊吓的婴孩。

过了大概十分钟，老头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手指也松开了。他重重地倒回枕头上，眼睛闭上了，嘴唇还在微微翕动。张翠花把手抽出来，手背上五个深深的指甲印，有的地方渗出了血珠子。她去卫生间用冷水冲了一下，贴上两片创可贴，回到折叠床上重新躺下。这回她留了个心眼，没敢再睡实，迷迷糊糊地竖着一只耳朵。

这一夜老头又闹了两次，一次是一点多，一次是四点多。每次都是尖叫着醒来，喊着要找妈。张翠花每次都爬起来哄他，有时要哄半个多小时他才能重新睡着。到早上六点多天蒙蒙亮的时候，她终于彻底清醒了，浑身酸疼，像被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一样。

钟点工八点来做了早饭，小米粥、煮鸡蛋、一个花卷。张翠花把饭端到老头面前，老头看了她一眼，突然问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是谁？昨天晚上在我屋睡了一晚上？”

张翠花张了张嘴，说：“我是新来的，晚上照顾你的。”

老头“哦”了一声，低头喝粥，又抬头说了一句：“我女儿她们又花钱了吧？”张翠花还没想好怎么回答，老头又说：“她们的钱也是我的钱，花我的钱请人，也不跟我商量。行吧行吧，你既然来了就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月底给你封个红包。”

张翠花站在厨房门口啃着剩下的那个花卷，心想这个老头真是个人格分裂，晚上的孙德茂和白天的不像是同一个人。

第一个月是最难熬的。

不是体力上的难熬，虽然每天晚上被惊醒三四次、睡不了整觉确实很磨人。难熬的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磨得脚上起了泡，但又说不出具体是哪里不合适。

孙德茂白天的脾气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跟张翠花聊几句家常，说自己年轻时候在运输公司开大货车，跑过川藏线，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坏的时候莫名其妙就翻脸，骂她是“乡下人”“土包子”“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甚至有一次把一碗刚盛好的面条直接扣在了桌上，面条汤溅了张翠花一身。

张翠花把那碗面条收拾干净，把桌上的汤水擦干，把老头身上沾的菜叶子摘掉，脸上从头到尾没什么表情。钟点工王姐在厨房里看见了，悄悄跟她说：“姐你脾气也太好了，上一个就是被他这么气走的。”

张翠花把抹布拧干，搭在水龙头上，说了一句让王姐半天没回过神来的话：“他骂人的话，跟我男人比起来，算文明的了。”

王姐后来跟小区里其他保姆聊天的时候说，十三号楼四楼那个张寡妇，是个狠人，“她那个样子不是脾气好，是钝，是身上长了老茧的那种钝，什么东西都伤不着她了。”

但张翠花自己知道，她不是钝，她只是太需要这一千五百块钱了。

第一个月月底，孙敏来送工资的时候，她从一沓钞票里数出八百块用橡皮筋扎好，让孙敏帮她存到那张银行卡里。孙敏说楼下拐角就有邮政储蓄，她自己去存就行。张翠花把钱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内衣口袋最里面那个她自己缝的暗兜里，针脚密密实实的，拆都要拆半天。

“翠花姐，”孙敏那天走的时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我跟我弟商量了，下个月开始给你涨到一千八。你干得挺好，我爸难得没赶人走。”

张翠花说好，谢谢。关上门之后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脸上浮现出一个很淡的笑。一千八，那就是快赶上城里扫大街的工资了。她想起村里刘三姐在县城扫大街，一个月一千七，还要自己租房吃饭。她这一千八，包吃包住，怎么算都是赚了。

第二个月开始有了变化。

说不上是哪个具体的节点，大概是某天半夜老头又做噩梦尖叫着醒来的时候，张翠花已经不用从折叠床上爬起来了。她几乎是在老头尖叫的第一声就醒过来，然后几乎是本能地走到他床边，握住他的手，用那种沉沉的、像往深水里扔石头的声音说：“没事，我在呢。”

有一次老头在噩梦里喊的是“小玲别走”，张翠花后来问他小玲是谁，老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摆了摆手。张翠花想，那大概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长到这个八十三岁的老头已经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还有一次，老头上厕所的时候腿软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张翠花听到动静冲进去，想把他扶起来，但老头一百三四十斤的体重，她五十九岁的老太太哪里扶得动。她试了两次都没成功，索性就在卫生间地上铺了一件旧棉袄，让老头先靠着墙坐着，她去客厅打了120。等急救医生来的时候，老头就坐在卫生间的瓷砖地上，身下垫着张翠花的旧棉袄，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叫什么叫，我就是腿软了一下，你大惊小怪什么。”

但在急诊室输液的时候，老头突然伸手拽住了张翠花的衣角。她低头一看，老头闭着眼睛，嘴唇哆嗦了两下，挤出三个字：“谢谢你。”

张翠花愣了一下，把手覆在他手背上，没说话。急诊室的白炽灯很亮，照得满屋子惨白，连人的影子都淡了。

第三个月的时候，张翠花发现老头夜里惊醒的次数少了一些。以前一晚上三四次，现在有时候只醒一次，甚至偶尔能睡个整觉。她不知道是自己哄得好，还是老头吃什么新药起了作用，但不管是哪种，她都松了一口气。每天睡四五个小时的日子，她这把老骨头确实有点扛不住了。

有天傍晚她扶着老头在小区里散步，小区花坛边上坐着几个老太婆，看见他们走过来，互相递了个眼色，压低声音说什么“那个就是他家新请的保姆”“听说晚上睡一屋”“啧啧啧”。声音虽然压低了，但张翠花耳朵不背，一个字都没落下。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扶着老头走过去了。老头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用拐杖指着那群老太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嚼什么舌根？我家的人，轮得到你们说三道四？”那群老太婆讪讪地散了。

张翠花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结冰的河面底下有暗流在涌。

她想起自己守寡二十三年，村里人背后说了她多少闲话。说她克夫，说她命硬，说她跟村口修自行车的瘸子老王眉来眼去，说她给隔壁县那个鳏夫当免费保姆图人家那三间砖瓦房。她从来没有辩解过一句，因为辩解也没有用。她早就习惯了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唾沫星子往前走，像一头闷头拉车的牛，不抬头，不回嘴，不回头。

但现在这个八十三岁的老头，这个每天晚上从噩梦里尖叫着醒来的老头，这个白天骂她是“乡下人”的老头，居然在她被嚼舌根的时候站了出来。

她发现自己嘴角不知什么时候弯了一下。

时间一晃就到了第六个月。

张翠花在孙德茂家里住了整整半年，这半年里她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回去看了那棵枇杷树，果然被邻居家的小孩摘了大半，剩下几个歪瓜裂枣挂在最高的枝头上，她也够不着，就那么看着，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另一次是回去给丈夫上了坟，她蹲在坟前烧了半刀黄纸，火苗子被风刮得东倒西歪，灰烬落了她一头一脸。

她坐在坟前跟那个死了二十三年的男人说了一会儿话。她说，老二他娘最近找了个活干，包吃包住，一个月一千八，她存了快一万块钱了，打算过年的时候给孙子包个大红包。她还说，老二打电话说年底要带媳妇回来过年，她得把屋子收拾收拾，屋顶那片石棉瓦一定要换了，可别漏雨把孙子给淋着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跟一个不相干的人拉家常。说完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转身走了，连头都没回。

回城那天晚上，孙德茂的状态不太对。他晚饭只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张翠花以为他又要发脾气，结果他只是靠着椅背闭着眼睛不说话，脸色灰白，嘴唇发紫。张翠花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烫，但手心冰凉。她问他要不要吃药，他摇头。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沉默了很久才说了一个字：“困。”

张翠花扶他到床上躺下，给他盖好被子。老头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抓得很紧，比做噩梦的时候还要紧。

“翠花，”老头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你说，人死了以后能看见自己死掉的那些人吗？”

张翠花被他问得一怔。她的第一反应是想说“别瞎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沉默了几秒钟，说：“能吧。我男人死了二十年了，我年年给他烧纸，他年年托梦给我，说那边什么都好，让我别惦记。”

老头“嗯”了一声，慢慢松开了手，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那个晚上老头没有做噩梦，一次都没有。他睡得很安静，呼吸均匀而缓慢，像一台终于调好了怠速的老发动机。张翠花反而睡不着了，她躺在折叠床上翻来覆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太安静了，安静得让她心慌。

凌晨四点多的时候她实在不放心，起来走到老头床边看了一眼。他侧躺着，对着墙，一只手缩在被子里，另一只手搭在枕头边上，像个睡着了的孩子。窗外的路灯光透过格子窗帘，在他脸上投下一道一道的阴影。

张翠花看了几秒钟，确认他的胸口还在起伏，才轻手轻脚地回去躺下。

第二天早上七点，闹钟响了她起来，发现老头还在睡。这太反常了，老头从来不会睡过六点。她走过去叫了一声“孙叔”，没反应。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些，还是没反应。

她伸手去碰他的肩膀，触手是凉的。

那种凉不是早晨空气的凉，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凉，是张翠花二十三年前摸到丈夫的手时感受过的那种凉。她的脑子“嗡”了一下，整个人僵在那里，手指搭在老头的手臂上，像一截被风吹断了但还连着筋的树枝。

过了不知道多久，她把手收回来，慢慢地走到客厅，拿起那部屏幕裂了两道缝的老人机，按了120。她的声音很平静，报了地址，说了情况，挂了电话。然后又打了孙敏的号码，那边响了七八声才接起来，孙敏的声音含混着还没睡醒：“翠花姐？这么早啥事？”

张翠花说：“你爸走了。应该是今天早上走的，走得很安详。”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孙敏压抑的哭声。张翠花没哭，她站在客厅里，透过卧室的门看着还保持着侧躺姿势的孙德茂，看着那道格子窗帘透进来的晨光落在他的灰白的头发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她想，这个老头终于不再做噩梦了。

后事是孙敏和她弟弟张罗的。灵堂设在小区楼下，租了白色塑料棚，摆了几排塑料凳子，来了二三十个亲戚和邻居。张翠花帮着端茶倒水，收拾纸杯果皮，忙前忙后一整天。有亲戚问孙敏这个乡下女人是谁，孙敏说：“这是照顾我爸的，翠花姐，我爸生前最后一个见的人。”

出殡那天早上，孙敏把张翠花叫到一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递给她：“翠花姐，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多算了一个月的，你拿着。”

张翠花接过来捏了一下，厚得不正常。她打开看了一眼，里头是一沓百元钞票，数了数，整整三千六百块。刚好是两个月的工资。

“多了。”她把信封递回去。

孙敏按住了她的手，眼眶红红的：“翠花姐，不多。我爸最后这半年，跟你说的话比跟我们说的都多。他脑梗之后就记不住事了，但他走之前那几天，清醒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张翠花是个好人，你们别亏待她’。”

张翠花攥着信封的手微微发抖。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把信封塞进了内衣口袋那个针脚密密实实的暗兜里。

她站在小区门口等城乡公交的时候，把那部老人机翻出来，想给儿子打个电话，告诉他她存了一万多块钱了，过年前一定把屋顶那片石棉瓦换了。电话还没拨出去，手机屏幕上先弹出一条短信，是镇上邮政储蓄发来的余额变动提醒。

她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几秒钟，把手机揣回兜里，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

城乡公交来了，她扶着车门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晃晃悠悠地开出去，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

车过翠屏路的第二个红绿灯路口时，张翠花忽然想起了什么，伸手摸了摸内衣口袋那个暗兜。那张折叠床还折叠着立在孙德茂卧室的墙角，那件蒙在空调显示灯上的旧褂子还在，那个指针已经停了的老座钟还在五斗柜上，上面那瓶速效救心丸还剩大半瓶。

她什么都没带走。

公交车在一个坑洼处颠了一下，张翠花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是安安静静地从眼角滑下来，流过那些刀刻斧凿般的皱纹，最后消失在嘴角的纹路里。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湿的。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她想了半天都没想起来。也许是女儿出嫁那天，也许是儿子出去打工那天，也许是丈夫下葬那天。都不太记得了，日子过得太久了，久到眼泪都忘记该怎么流了。

但此刻她坐在开往乡下的破公交车上，窗外的风把一片枯黄的梧桐叶吹进了车窗，落在她膝盖上。她拿起那片叶子看了看，又轻轻地放出了窗外。

叶子在风中打了几个旋，落在柏油路面上，被后面开过来的车碾了过去。

张翠花把目光收回来，看着前方笔直的、往远处无限延伸下去的公路，忽然想起一件事——村里张桂兰上次来电话说，她亲戚家开了一个养老院，正缺人手，包吃包住一个月两千。

两千块，比孙德茂家还多两百。

她把手伸进内衣口袋那个暗兜里，摸了摸那沓厚厚的钞票，嘴角慢慢地、不易察觉地弯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