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帝王蟹还在泡沫箱里冒着白气，我老公张建国一进门就把皮鞋甩到了门口，鞋跟磕在瓷砖上"咚"的一声，震得我心头一抖。
"七百块？李秀芳，你是不是疯了？"他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手里还攥着我刚才发给他看的那张订单截图。
我正系着围裙在厨房烧水，手里的姜片"啪"地掉进了砧板的缝里。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刮得哗哗响，六月的傍晚还闷得人发慌，我后背的汗一下子就黏在了的确良衬衫上。
"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我低着头，声音不大，却咬得很死。
"你自己的钱？"他冷笑一声，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摔，"这家里的钱还分你的我的？我一个月在外头风里来雨里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你倒好，七百块买只螃蟹！你咋不去抢呢？"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开了，蒸汽顶得锅盖一跳一跳。我盯着那只青灰色的帝王蟹，它的钳子还在泡沫箱里微微动着，像是知道自己的命数。
我今年四十八，跟张建国结婚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里，我没买过一件超过三百块的衣服，没用过一支超过五十块的口红。儿子张磊上大学那四年，我连烫头都舍不得，去菜市场买菜都是挑收摊前最后那拨——便宜，能讲价。
可今天这只帝王蟹，是我下了狠心买的。
"妈，您快尝尝，电视上说这个补钙，您腿不是老疼嘛。"——这是上礼拜儿子打电话说的话。我那天没应声，只"嗯"了一句，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挠了一下。
张建国还在客厅里数落我："你说你，平时连买条带鱼都要挑小的，今天倒大方上了！是不是更年期闹的？啊？"
我没接话，转身把帝王蟹从泡沫箱里拎出来。它沉甸甸的，凉气透过塑料袋钻进我手心，像一块化不开的冰。
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七百块，不是从他工资卡里出的。
事情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今年三月，我妈从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住院了，肺上有阴影。我连夜坐火车回了趟河北老家。在医院走廊里，我蹲在墙角哭，哭到一半，我妈把我拉起来，从她那件穿了十几年的蓝布褂子里头，掏出一个手绢包。
手绢里是一张存折，三万二。
"秀芳，这是妈攒的，你拿着。"我妈的手枯瘦得像老树枝，"这些年你嫁到城里，看着光鲜，妈知道你过得紧巴。建国那人，钱看得比命重，你自个儿手里得有点活钱，不然到老了，连给自己买双鞋都得看人脸色。"
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
我爸后来没事，是良性的。可我妈那张存折，我没动过一分钱，一直压在我的针线盒底下。
直到上个月，我们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便民驿站，招理货员，一天四个钟头，一个月一千八。我没跟张建国说，偷偷去应聘，被录用了。我跟他说我去跳广场舞，其实是去码货、贴标签、扫条码。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我攥着那一千八百块现金，在银行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我想给自己买点什么，可走进商场转了三圈，最后什么也没买出来——二十三年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直到昨天，儿子又打电话："妈，下周末我带女朋友回家，您别太忙活，简单弄弄就行。"
我心里"咯噔"一下。
儿子谈了三年的对象，第一次上门。我不能让人家姑娘觉得，我们这个家寒酸。
于是我咬了咬牙，在网上下单了那只帝王蟹。
"你听见我说话没有？李秀芳！"张建国的吼声把我拉回现实。
我把帝王蟹放在水池里，转过身，看着这个跟我过了二十三年的男人。他头顶的头发已经稀了，肚子也腆起来了，眼角的褶子里夹着烟灰似的疲惫。
"建国，"我开口，声音比我自己想的还要平静，"这钱是我自己挣的。我在小区门口的驿站打工，一个月一千八，干了三个月了。"
他愣住了，嘴张着，半天没合上。
"儿子下周带媳妇回来，我想让人家姑娘看看，咱们家是疼孩子的。"我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灶台上，"你骂我浪费，可我这二十三年，浪费过一分钱吗？我妈给我的私房钱，我一分没花，全压在箱底。我打工挣的钱，我也没给自己买一件新衣裳。"
厨房里安静下来，只有水龙头"滴答、滴答"地漏着。
张建国坐到饭桌边的椅子上，半天，闷闷地说了一句："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我没回答。
我只是想起我妈那句话——女人这一辈子，手里得有点活钱。
不是为了跟谁较劲，是为了在被人骂"浪费"的时候，腰杆能挺得直一点；是为了想疼疼儿子的时候，不用低头去求谁。
那只帝王蟹，下锅的时候，"滋啦"一声，腾起一团白雾。
我忽然觉得，这七百块，花得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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