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弟弟、慈禧孙子溥任追悼会：上百名皇室后裔出席|溥仪|溥任|载沣|追悼会|醇亲王府

1949年秋天，北京城里许多老宅的门楣悄悄换了主人。曾经车马喧腾的王府，一批批被政府收购，用作学校、机关或者科研单位。坐落在什刹海一带的醇亲王府，也在那几年不再是某个宗室家族的私产，而是被纳入公共用途。屋檐还和从前一样，住在里面的人却完全变了身份。

在参与这一转变的众多人里，有一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中年人，他早已放下满清宗室的旧姓，用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金”姓。对外，他是校长，是人民教师；在宗室族谱里，他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清末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名叫溥任。多年以后，2015年4月16日，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的那一场追悼会，让许多人才意识到，这个低调的老人，一辈子走的是另一条路。

一、醇亲王府里的家学与少年见闻

醇亲王府的历史，要往前推到道光年间。奕譞一支在清末几代人中，算是较为重视读书家学的一支。传下来的家训里，“戒奢”“守本分”这些字眼出现得不少。到了载沣这一代，虽说贵为亲王，又当过摄政王，但在辛亥革命后，他的权力与旧日荣耀一夜散尽，留下的，不过是一座王府和一大群子女。

1918年，溥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那一年，新旧力量在北方交织，清帝逊位已过去几年，北洋政府仍在台上。与祖辈的少年时代相比，他生下来就带着“前朝遗少”的意味，身份尴尬，却也比前朝许多皇室子弟多了一层现实感：王朝已经不存在了。

童年的醇王府，已经不再是权力中枢，更多像一个家学院落。载沣虽不再手握实权，却仍讲究对子女“以书自持”。有意思的是，这种家教表面上仍然是“旧式”的，读经书、习字、讲宗法，但在实际态度上，对大势已经有了一种无奈的接受。他明白，过去的那一套皇权逻辑回不去了。

1931年，是溥任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年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扶植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表面上是“复辟”，实际不过是侵略者操控下的傀儡政权。就在这一年，年仅13岁的溥任，随父亲一道赴东北探望兄长。

那次东北之行，并没有多少仪仗排场，更像一次家族内部的探视。据当时的回忆，关东军对溥仪一系实行严密控制，宫廷内部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经日本方面点头。溥任在那里的见闻，未必有详细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清楚地看到了兄长身上那层“皇帝”外衣之下的束缚。

“哥，在那边过得还好么？”离别前，有亲近的人小声问过溥任。

他想了想，只低声说了一句：“他住的地方，比这院子气派多了，可他自己，哪儿也去不了。”

这句简单的对话，既是少年眼里的实情，也是一个前朝宗室对伪政权性质的直观感受。对比醇王府里相对松动的日常生活，东北那一套军警环伺的制度，更像是一张看不见的网。对溥任来说，这趟行程带来的震动，不在于“见皇帝”，而在于看清了那种“名义上的光鲜”和现实中的受制。

回京后，载沣父子继续住在北京的老宅。不同的是，对“再当皇帝”的幻想，从此在这一支家族中几乎绝迹。此后几十年，溥任再没与伪政权发生实质联系，这种早期的亲眼所见，很难说没有影响。

二、从王府到校舍：一座院落的转身

时间往后推到1940年代。抗战还未结束，北平的局势捉摸不定，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却日益迫切。很多原本只顾自家子弟读书的人家，开始考虑办学。1947年，已人到中年的溥任，与年迈的父亲商量，决定在家族的一处房产上办一所小学，取名“竞业”。

办学地点，是醇亲王府旧有的一块地，原来有净业寺旧址。那时的北京民间小学，大多条件简陋，能有一处相对完整的院落，已经是优势。载沣挂名董事长，溥任亲自担任校长。这家学校后来招生最高时有200多人，既收附近平民子弟，也收部分旧识家庭的孩子。

当时有人不理解：“堂堂王府后人，怎么干起了这种辛苦、又不怎么体面的活计？”

溥任的回答很简单：“没了朝廷，书还得有人教，孩子总得有人带。”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点明了他面对新现实的一种选择：不再依靠祖宗旧产吃利息，而是把家里还算像样的一处房产，变成提供公共教育的场所。为了维持学校运转，父子俩陆续变卖家中积存的器物，连某些曾经王府里视作“体面”的物件，也难逃出手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领域迎来新的政策调整。公私合营逐步推开，许多私立学校被纳入国家体系。竞业小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私办到公办的转变，改由国家接管。溥任则顺势留在教育系统，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溥任父子办学的举动，很像是一种“桥梁”：一头连着清末遗留下来的王府资产，一头连着新政权下的公共教育体系。旧有的房产，不再单纯是某个家族的封闭空间，而是转化成了培养新一代学生的校舍和活动场所，出身贵族的人，也变成了公立体系里的“人民教师”。

这种转换表面看是被动适应，其实也有主动选择的成分。很多同一时代的宗室后裔在转型时犹豫不决，甚至逆势而行，而溥任这一支，选择让王府资产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进入公共系统，对个人与时代而言，都少了几分尖锐对立。

王府的土地与房屋，尚且可以用“收购、接管”这样的方式处理，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皇室物品，又该如何安置？这在1950年代，对许多宗室家庭来说，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在那样一个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年代，这些金银器在市场上的价值不言而喻。有人替他惋惜：“留几件在家里，将来至少也是个念想。”溥任没有多解释，只是把“念想”二字反复念了两遍，然后把手续办完。

四、讲台上的“金老师”与简朴晚年

从1947年办学，到1988年正式退休，溥任在教育系统里待了四十多年。教什么课、在哪些学校任教，这些细节在公开资料中并不算特别详细，但有一点很明确：他是以“人民教师”的身份走完职业生涯的，而不是一直靠着某种特殊待遇“挂名”。

在学生眼里，他更多被称作“金老师”或者“金校长”，至于他是“前朝皇族”的背景，很多人当时并不知道，或者只当作课间八卦。有人回忆说，他为人严谨，却不刻板，对学生要求不算轻，但总体可亲。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把自己当普通人待遇看待”。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出身复杂的人进入各行各业，教育系统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不同个体对待自身出身的方式大相径庭，有的人刻意回避，甚至极力隐藏；有的人则带着某种优越感，不肯放下旧有身份认同。溥任更接近前一种，他用一个普通姓氏继续生活，把日常精力集中到教学和学校管理上。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氛围逐渐宽松，一些隐藏多年的旧家世重新被提起。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媒体偶尔会提到，“某某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是末代皇帝的弟弟”，但对他本人来说，这类标签并没改变生活轨迹。1988年退休后，他搬到鼓楼附近一条小胡同里居住，过的是普通城市退休职工的日子。

有邻居说，他常骑一辆旧自行车出门办事，衣着朴素，拎着布袋，跟街坊打招呼时，也不摆架子。有时候有人打趣：“听说您老是皇族后代，这自行车骑得也太寒碜了。”他也只是笑笑：“车能用就行，多余的东西留给需要的人吧。”

这类回答当然不是故作高调，而是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家里房屋年久失修，下雨时偶尔漏水，他宁肯挪动家具、接几盆水，也不急着大规模翻修。原因之一，是把手头能动用的一部分钱，留给了另一个方向。

五、把钱送到远方的孩子手里

进入1990年代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希望工程”和各类救助项目陆续展开，不少个人和单位开始通过捐款的方式支持贫困地区教育。溥任也在其列，从1991年开始，他先后多次把积蓄捐出，数次定向用于民族地区学校。

1991年，他向檀营满蒙小学捐款，用于改善校舍条件。1994年，又把亲友送给的一批书画作品变卖，将所得款项捐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6年，他为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设立奖学金，资助那里的学生持续完成学业。1998年，他再次向这所学校捐款。

这些数字在今天看起来也许不算巨大，但考虑到他的经济状况与当时的物价水平，这已是相当不小的支出。更关键的是，他选择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而不是离自己住处最近、最熟悉的城市学校。这种选择，多少带有一点自觉：曾经象征满洲贵族的这一支后裔，在新中国条件下，通过支持少数民族教育，延续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责任”观念。

有一次，受助学校的老师在北京探访他，忍不住问了一句：“您自己住的房子还漏雨呢，干嘛还把钱往我们那儿送？”

溥任回答得很平淡：“我这把年纪，能凑合就凑合。你们那边的孩子，把书念下去，比我多修一块瓦更划算。”

这是典型的口语化表达，却透露出他对“资源流向”的判断。在旧制度下，王府的财富主要用来维持家族内部的体面与享乐；在新制度中，他让剩余的钱转向边远地区的孩子。方向一变，原本象征家族权势的资本，变成了促进教育平等的具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