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最大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位高权重，建国后却只是一小处长|山东|建国

开国元勋的队伍里，很多人都是年少建功、身居高位，建国后身居要职、授衔立功。但有这么一位革命前辈，抗战时期撑起了我党规模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手握军政大权，麾下兵马数十万，管辖数千万民众。可谁也想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官职一路走低，最后只做了一名普通处长，半生蒙冤，晚景落寞，他就是黎玉。

黎玉生于1906年，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一直在北方负责地下革命工作，前后两次被敌人抓捕入狱，始终坚守气节，没有泄露任何党组织秘密。1936年，山东地下党组织遭遇毁灭性破坏，基本彻底瘫痪，北方局紧急指派黎玉赶赴山东，重建山东省委。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他孤身一人，靠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各地，借着荒郊野外的隐蔽环境秘密联络幸存党员，一点一滴、从零开始把破碎的山东党组织重新搭建起来。

全面抗战打响后，黎玉率先在山东拉起抗日队伍，1938年亲自指挥徂徕山起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在他的统筹经营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快速扩张，一步步发展成我党抗战期间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武装力量最雄厚的敌后根据地。根据地鼎盛阶段，覆盖山东全境大部分区域，还延伸到江苏、安徽、河南部分地界，正规部队超二十万人。这支力量死死牵制住华北、华东的大量日军，还常年源源不断向延安输送紧缺物资和黄金，实实在在支撑了全国的抗日战局。

抗战胜利之后，黎玉身兼数职，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妥妥的华东战场核心领导层。解放战争数年，山东能成为稳固的大后方，离不开他的统筹调度。当地先后有近五十九万山东子弟参军入伍，一百七十三万民工随军支前，筹集运送粮食八亿多斤，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决胜打下了实打实的基础。单论资历、战功和贡献，他完全够得上开国上将的标准。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继续担纲重任，可1947年的诸城会议，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彼时全国土改工作全面推进，黎玉根据山东当地的实际民情，制定了贴合本地情况的土改方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被强行扣上了“地方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遭到公开批判。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清楚，他的做法没有原则性错误，只是因地制宜的务实举措。但为了顾全解放战争大局，避免内部出现矛盾分裂，黎玉没有争辩，主动揽下所有责任，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

这次错误批判，成了他仕途滑落的开端。1949年上海解放，他跟随华东局南下任职，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职务已经明显降级。到了1952年三反运动中，早已翻篇的旧问题再次被翻出来反复追责，即便核查后没有任何实质问题，他还是被免去秘书长职务，降级为上海市劳动工资处处长。

从执掌一方的华东核心领导、省级主官，沦为基层处级干部，这样巨大的职务落差，在一众革命功臣里极其少见。

任职处长的那些年，黎玉从未抱怨过半句。每天按时上下班，踏踏实实做好薪资核算、劳资纠纷调解这些琐碎的基层工作。一家人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平日里低调本分，从不和人提起自己抗战时期的赫赫功绩。后来他虽然调去北京，在一机部、农机部担任过副部长，但再也没能进入核心决策层。1955年全军授衔，因为早已脱离军队体系，他最终与军衔彻底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