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如何从伊朗的痛苦中获利?
每当华盛顿谈及伊朗,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惯例。开篇总是谈及民主、妇女权利、核不扩散和地区稳定,但最终却莫名其妙地落入制裁、威胁、航母、电视辩论,乃至最终的炸弹的窠臼。
自从华盛顿退出2015年核协议以来,胁迫就被包装成关切。2026年5月,即便美国的和平方案已经传开,特朗普仍在威胁要再次发动袭击,并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言辞与政策之间的鸿沟不再隐藏在权力的背后,它本身就是权力。
这就是美国伊朗政策核心的道德沦丧。普通伊朗民众被描绘成需要同情的对象,却被迫生活在旨在挤压国家资源的政策之下,直至日常生活沦为战场。制裁的力度不断加大,渗透到银行、航运、药品、食品价格、进口成本以及家庭储蓄等各个方面。
华盛顿或许会坚称施压是有针对性的,但其后果绝不会止步于部长办公室。它会波及港口、汇率、医院和家庭厨房。一项声称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却又不断缩小他们前路的政策,早已丧失了自诩人道的资格。
战争并非仅仅在导弹发射升空的那一刻才诞生。它在听证会、演播室采访、智库报告、捐助者会议和新闻标题中酝酿已久。公众先是被灌输外交手段天真幼稚的观念,然后又被告知武力不可避免。这种模式在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再次显现。
这条在战前曾是全球能源重要通道的水道,如今却成了威胁、制裁和讨价还价的舞台。特朗普甚至讨论过是否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但这并非出于道德考量,而是将其视为大国博弈中的筹码。
据报道, 美国官员怀疑伊朗黑客入侵了美国加油站的油箱读数系统。
这就是游说和金钱发挥作用的地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称其使命是帮助亲以色列候选人赢得选举,并击败对美以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这在法律上是政治,但合法性并不等同于道德中立。
包括AIPAC在内的外部团体在2026年向伊利诺伊州的六个国会席位空缺席位投入了约7000万美元。问题不在于选民是否听到有关以色列或伊朗的争论。
问题在于,外交政策共识是可以被收买、约束和强制执行的,直到民选官员们明白哪些底线可能会断送他们的政治生涯。伊朗政策的讨论往往是在资金到位之后才展开的。
伊朗国际电视台和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揭示了同一机器的另一层面:将流亡政治转化为西方合法性的舞台。伊朗国际电视台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与沙特阿拉伯有关联的资金来源不明的严重质疑,而该电视台则否认受到政府影响。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于2012年从美国恐怖主义名单中移除,之后被美国前官员拉拢,被视为可能的对话伙伴。更深层次的问题并非仅仅是资金或历史,而是替代。复杂的伊朗社会,包括其所有阶层、记忆、损失和政治本能,都被简化为英语的简短语句和会议口号。流亡者的麦克风只有在证实华盛顿想要听到的内容时才有用。
人权话语应当保护人们免遭工具化。在美国关于伊朗问题的辩论中,它却常常起到相反的作用。伊朗妇女、学生、工人和家庭被当作道德见证人,但他们却很少有机会定义解决之道。
他们的苦难被随意转移:被搬上国会演讲台、有线电视新闻节目和捐助者晚宴的舞台,然后被用来为他们并未选择的政策辩护。真正的团结意味着缓和局势,开辟外交空间,拒绝将一个国家变成胁迫的试验场。而华盛顿提供的,却是附带政策备忘录的怜悯。
国内政治也颇具启发性。随着战争和封锁将油价推至每桶109美元,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民众承担这笔费用,以此作为其决心的证明。
中立船只沦为谈判筹码,而这场冲突却被包装成人道主义管理。对伊朗石油买家实施的新制裁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先惩罚其生存渠道,然后把痛苦转化为筹码。就连外交手段也被包装成以其他方式施压,而不是承认地区安全不能凌驾于当地民众之上。
一项严肃的伊朗政策将使伊朗人民免受他人利用其苦难的侵害。它将使外交回归中心地位,承认武力的局限性,并停止将制裁视为避免战争的无痛替代方案。最重要的是,它将承认,民主无法通过那些从恐惧、流亡闹剧和政权更迭幻想中获利的网络来实现。
美国的危机不仅是战略性的,更是道德上的。它学会了一边高谈阔论人权,一边构建胁迫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与伊朗的战争首先是由华盛顿的资金、媒体和道德想象力炮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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