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孙子满月宴吃到一半，一个穿橙色工作服的快递员推着小推车走进宴会厅，问：哪位是方志远？
我签了字，气泡膜剥开，里面是一个深灰色的保险箱，旁边有个信封，封面写着：方志远亲启。
寄件人一栏，写着一个我三十一年没有见过的名字。
我的手，停了一下。
01
我叫方志远，今年六十二岁。
要说这件事，得从1987年的春天说起。
那年我二十七岁，在武汉汉口区一家国营五金厂做车间工人，每个月工资五十四块，加上奖金能到六十出头。不多，但在那个年代，六十块钱能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
我跟郑秀兰是1984年认识的，工厂同事介绍的，她当时在一家供销社做售货员，长得清秀，说话声音轻，第一次见面穿了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扎着，很干净的样子。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我那个人，就是典型的那种顺着劲儿的人。
高兴了就高兴，喜欢了就去追，喜欢到追上了，就尽心尽力地过日子，不绕弯子，不算计，说什么是什么。这个性子让我吃了不少亏，但也让我后来睡得着觉，所以我也不后悔。
我们谈了一年，1985年的十一月领了证，在汉口区的街道办事处，两个人各拿着一张介绍信，办完手续，工作人员盖了两个章，就成了。
婚礼没有钱摆，就在厂里食堂借了间小屋，请了双方家里的亲戚，摆了六桌，一桌三十二块，总共花了一百九十二块，加上买糖买烟，一共花了差不多二百五十块。那是我三个多月的工资，提前攒了大半年。
婚后住的是厂里分的宿舍楼，两室一厅，三十八平，厕所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条件不好，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这样，也不觉得苦。
最开始那两年，我觉得日子挺好的。
她不太爱说话，但是会做事，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饭做得也好，尤其是排骨藕汤，武汉人家家都会做，但她做的格外好，藕煨得软，排骨不柴，汤底清亮，我每次能喝两碗。
我那时候以为，能一直这么过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没有长久过的底子。
矛盾是从什么时候起的，我说不清楚，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地，我们两个人说话越来越少，她下班回来，我在，她不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各自做各自的事。
她有时候会说，你这个人，没意思。
我问：哪里没意思？
她说：就是没意思，跟你说不起劲来。
我那时候听了这句话，不知道怎么接，就沉默着。
那个沉默，可能比吵一架更伤人，只是我当时不懂。
1986年，我们存款到了两千三百块。
这笔钱是我们两个人一分一分攒的，我管着存折，存折放在家里的柜子里，是那种绿皮的活期存折，上面一行一行地记着进出。
那两千三百块，是那时候我们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底。
1987年三月，我们在汉口区的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三月二十三号，周一，天阴着，有点风。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吵，就是在窗口递了手续，工作人员问了几个问题，我们回答，然后离婚协议书签了字，盖了章，各自拿了一份。
郑秀兰说：柜子里那本存折，我拿走了。
我说：嗯。
她说：两千三，都在上面，我全取了。
我说：嗯。
我没有多说。我那时候觉得，这段婚姻到了这一步，钱的事不是最重要的，人分开了，这段就完了，存款的事，就算是我出的那一份，也不想再去计较。
她拿着那本存折，走出了民政局。
我站在那个门口，风从汉口的街道上吹过来，三月底的风，还有点寒意。
我兜里有零散的几块钱，是早上坐公交车剩下来的，好像是七块五。
就这么多。
我那时候站在那里，把七块五捏在手里，想：接下来怎么办？
02
七块五，在1987年能买什么？
能买三斤猪肉，或者十几斤米，或者在街边的小馆子吃两顿炒饭加一碗汤。
我在那个民政局门口站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坐公交车回了厂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师父老吴。
老吴那年五十多岁，是个厚道人，听完了，没有多问，从裤兜里掏出一叠钱，说：先拿着，够用了再说。
我接过来，是一百三十块，我那时候就红了眼眶，说：我欠你的，等发工资还你。
老吴摆手，说：慌什么，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急个啥。
那一百三十块，是我在那件事之后拿到的第一笔钱。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被人接住的感觉，是真的可以救人的。
离婚以后，我在厂里的宿舍里找了个单人间，每个月交八块钱房费，就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窗户，窗外是工厂的锅炉房，烟囱整天冒着灰白色的烟。
我在那个单人间里住了两年。
那两年我把工作拼命做，车间的活能接多少接多少，晚上不睡觉学电焊，想着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路。1988年，国营厂开始走下坡路，我看出苗头来了，提前出来，跟厂里的一个老工友合伙在汉口区的杨汉湖那边开了个小修理铺，修自行车、修家电、修各种小机器，收费不贵，活细，口碑慢慢做起来了。
那时候钱是慢慢有了，但心里的那个窟窿，不是钱能填的。
我不是记恨郑秀兰。
那两千三百块，她拿走了，拿走了就拿走了，我不是那种把一笔账记十年的人。让我觉得难受的，是那段婚姻本身——两个人好好地在一起，好好地攒着钱，好好地过着日子，然后就散了，散得那么干净，干净得像是那两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在那个修理铺里，一个人干活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想了很久，也没想清楚。
现在想起来，有些事情，不是想清楚了就能接受的，你接受了，不代表你想清楚了。
1991年，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张桂芬。
她是邻街一家布料铺的老板娘，丈夫早年出了意外，她一个人带着个四岁的孩子，把铺子撑着。我第一次见她是修铺子里的电风扇，那台风扇老是一边快一边慢，她来找我，说：师傅，你帮我看看，这风扇快抖散架了。
我去看了，是电机线圈松了，修了四十分钟，收了她三块五。
她说：不贵，以后有事再来找你。
就这么认识了。
桂芬这个人，跟郑秀兰完全不一样。
她说话多，干活也多，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不藏着掖着，嗓门大，笑起来很爽快。我去她铺子里修过几次东西，慢慢就熟了，熟了以后她有时候给我送点吃的，说：师傅辛苦，吃顿饭。
有一回送了一碗热干面，那碗面端过来还热着，芝麻酱拌得均匀，上面放了根葱，她说：汉口的热干面，你吃不吃这个？
我说：吃，我就是汉口人，从小吃这个。
她笑，说：那就对了。
那碗热干面，我觉得特别好吃，一口气吃完了，把碗还给她，她问：够吃吗？
我说：够了，谢谢。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记到现在。
1993年，我们领了证，把她的孩子认了，改了名字叫方建国，那孩子当时六岁，认亲的时候，我递给他一块大白兔奶糖，他接过去，叫了声：爸。
我那时候没准备好，心里一抖，但是脸上笑着说：叫吧，爸在呢。
桂芬在旁边，眼圈红了。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么开始过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跟任何人提过郑秀兰。
不是恨，是那件事已经是另一段人生，跟现在的日子不相干了，提出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桂芬问过我一次，说：你以前结过婚？
我说：结过，离了，没有孩子，就一段过去了的事。
她点头，说：行，不问了。
这就是桂芬，她说不问了，就真的不问了，再也没有提过。
那段往事，我用二十年，把它压在了生活的最底层。
03
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的，你不觉得它在跑，但一回头，就发现已经跑了很远了。
修理铺越做越大，1995年，我把杨汉湖那个小铺子转出去，在武昌区重新租了个门面，做五金建材，赶上了那一波房地产的风口，生意好起来了。
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吃穿不愁，在武昌买了套一百一十二平的商品房，九十八年买的，花了二十八万六，当时觉得贵，贷了款，还了十二年。
建国这孩子争气，读书一直不错，2005年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读机械工程，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国企做工程师。
2009年，建国结婚了，娶的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叫赵晓菲，长沙人，文静，做事细心，跟我和桂芬处得不错。
我跟桂芬两个人，把这日子看着，心里是踏实的。
那踏实，是一天一天做出来的，是修理铺里一根一根焊出来的，是五金店里一笔一笔账本记出来的，是桂芬熬的每一锅排骨汤，是建国每次回来叫的每一声爸。
2017年，建国和晓菲说有了孩子。
那天他们回来吃饭，饭桌上晓菲夹了菜放在我碗里，说：爸，有件喜事要跟您说。
我说：什么喜事？
建国说：你要当爷爷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把筷子放下，看了看桂芬，桂芬眼睛立刻就红了，说：真的？
晓菲点头，说：真的，医院确认了，三个月了。
那顿饭，桂芬哭了两次，我一次也没哭，但是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动。
六十岁的人了，要当爷爷了。
那种感觉说不清楚，就是你觉得那一条线，从你出生到现在，从你父母到你，从你到建国，从建国到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那条线把你穿在中间，你在那条线上，不再是最末端，有什么继续往前长了。
2018年三月二十号，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生下来七斤二两，哭声很响，护士抱出来，我在走廊里，看见那个裹在白布里的小人，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想，就是看着。
建国说：爸，起个名字吧。
我那时候沉默了一会儿，说：叫方正德，正直有德，以后做个正经人。
建国说：好。
满月宴定在了四月二十号，在武昌区长虹宾馆订了二楼的宴会厅，摆了二十二桌，请了亲戚、同事、街坊、朋友，桌席是每桌六百八，加上酒水、糖烟、喜糖，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两万八。
我和桂芬把这些都张罗起来，买什么、订什么、请哪些人，桂芬那个人做事从来不含糊，清单列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一件一件对着做。
四月二十号那天，我穿了件深蓝色的中山领衬衫，是桂芬帮我挑的，说你穿深色好看，显精神。
宾馆里热热闹闹，人来人往，大家喝酒说话，孩子被轮流抱着，哭了又哄，哄好了又哭，桌上是热闹的，外面是四月的武汉，天已经暖了，窗外的梧桐树叶子都展开来了，绿的，厚厚的，铺在路边。
我在那个宴会厅里，举着杯子，挨桌去敬酒，心里是平的，平得很实，是那种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才有的那种实。
我以为那天就是这样的一天，普通的喜事，普通的热闹，吃完喝完，送走客人，回家抱抱孙子，就这样。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04
宴席是下午四点开始的，到七点多，大部分客人已经散了，还剩下几桌亲戚在喝茶聊天。
建国帮着服务员收桌子，晓菲在里面屋里喂孩子，桂芬和几个老姐妹在角落里说话，说得热闹，说到孙子的名字，说到以后要怎么带，说到建国小时候的事，说得哈哈大笑。
我一个人站在宴会厅的靠窗位置，倒了杯茶，喝着，看着外面天色暗下来。
四月的天，七点多还有点亮，梧桐树的影子打在宾馆外面的地砖上，长长的。
就在这时候，宴会厅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橙色工作服的快递员走进来，头上戴着安全帽，手里推着一个小推车，推车上放着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用泡沫板捆着，外面裹着气泡膜，方形的，不小，看起来沉。
那个快递员走进来，看着室内，说：哪位是方志远？
我愣了一下，说：我是。
他走过来，把推车停在我面前，说：您的快递，签一下字。
我说：我有快递？是谁发的？
他把快递单递给我，我低头看，寄件人那栏，写着：郑秀兰。
我的手停了一下。
郑秀兰。
那是我三十一年没有见过的一个名字。
我那时候脑子里有点空白，就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里，往外一圈一圈地荡，但是说不清楚荡的是什么。
我签了字，快递员帮我把那个包裹放在地上，说：这个有点重，小心点。他掀开气泡膜，说：里面是个保险箱，您看一下没有破损吧。
气泡膜剥开，里面是一个深灰色的保险箱，钢制的，两个提手，上面一个密码盘，看起来厚实，是那种正经的保险箱，不是装饰品。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个保险箱，手感是冰凉的，很重，我试着提了一下，单手提不动，得两个手才能搬起来。
包裹里还有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方志远亲启。
笔迹是女人的，清秀，是毛笔字的那种架势，但用的是钢笔写的，一笔一画，写得很用力。
我站起来，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硬纸卡片，卡片上就一行字：密码是我们结婚那年的日期。箱内有部手机，请先看视频。
我就那么站着，手里拿着那张卡片。
桂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了，站在我旁边，看着那个保险箱，说：这是什么？谁送来的？
我把那张卡片收起来，对桂芬说：老朋友，很久以前的事，你先去陪客人，我处理一下。
桂芬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转身去了。
她就是这样，信任是她待人处事的底色，她信任我，所以她转身就去了，没有追问，也没有猜疑。
我把那个保险箱拖到角落，蹲下来，在密码盘上转动，我们结婚是1985年，结婚证上的日期是十一月十八号，我试了一组：8 5 1 1 1 8。
咔哒一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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