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乔迁宴开得正热闹，香槟开了，朋友们说着这套豪宅装得真不错，我穿着那件三千八百块的深红色裙子，脸上挂着招待宾客的笑。
门铃响了，就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跳突然快了一拍。
我拉开门，笑容僵在了脸上——那个我亲手签字放弃治疗的人，坐在一把轮椅上，就在门外，平静地看着我。
01
我认识林国梁，是在1993年的冬天。
那时候我在父母单位的家属院长大，他是隔壁厂的工人子弟，比我大三岁，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每天早上七点准时从我们院门口过，从来不迟到，也从来不停下来多看一眼。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那辆车的前轮有点轻微的跑偏，但他骑得很稳，从来不摔。
后来我才知道，那辆车的轮子跑偏是因为他修车的时候省了一道工序，但他宁可靠自己手上的力气去纠正，也不愿意再花时间重新拆开修。
这是他的方式，什么事都靠自己扛，能省则省，但扛起来就不放手。
我们是1996年结婚的，婚礼在父母单位的食堂办的，摆了十二桌，每桌八个菜，总共花了四千三百块，是他自己一分一分攒出来的。结婚那天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是租来的，脖子上打了一条红领带，打得不太正，我帮他扶了一下，他低头看我，说了句谢谢。
就那么一句谢谢，我那时候觉得，这辈子跟这个人，够了。
我那时候还不明白，"够了"这两个字，有时候是终点，有时候是起点。
林国梁做生意的头脑是真的有。九十年代末他从建材起步，借了朋友五万块做了第一笔货，赚了，还了钱，再借，再还，到2002年前后，他手里的流动资金已经能够独立周转。后来楼市起来，他早早看进去，在省城旁边的一个新区拿了两块地，一块自建商住楼，一块做仓储，2008年之前全部变现，净赚了将近两千万。
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感觉到，钱不再是问题。
他拿出八百万，在白鹭湾买了一栋独立别墅，三层，带院子，总面积四百二十平，院子里种了两棵桂花树，是开发商配的，他觉得不够，又自己去花圃买了三株茶梅种在围墙边。我问他为什么要种茶梅，他说冬天开花，院子里有个颜色好看。
我从来没想到他会在意这种事。
白鹭湾的别墅，就是后来那栋豪宅，也是后来所有事情的起点。
那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表面上很好。他忙，总是很忙，早出晚归，有时候一个星期只能在家吃两三顿饭。我不工作，在家管孩子，孩子叫林昭，2001年生的，那年刚刚上初中。我每天接送他上学，安排他的课外班，管他的作业，时间过得很满，但那个满是空的。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的时间被填满了，不代表她不寂寞。
就是那段时间，我认识了方远。
方远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来的，说是做文化投资的，能说会道，懂艺术，懂吃饭，懂怎么让一个女人觉得自己被在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09年的春天，在省城一家叫做"松涧"的茶馆，他给我倒茶，问我喜欢喝什么，我说随便，他说没有人喜欢随便，只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
我们开始有来往，一开始只是吃饭，后来是看展览，后来是一起去外地，他说是出差，我跟着去，帮他打打下手。林国梁从来没问过我去哪里，但我知道他不是不在意，他是那种把话咽进去的人，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记着。
2011年的一个下午，我回家换衣服，经过书房，门开着，看见他坐在书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
我说："你今天没去公司？"
他说："下午有个合同要看。"
我说："哦。"
就这样，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路，他去书房，我去卧室，谁都没有再开口。
现在想起来，那可能是我们之间很多次最后一次的其中一次——最后一次像正常夫妻一样坐在同一个屋顶下，互不打扰，互不拆穿。
他知道。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知道。
02
2013年3月14日，晚上八点二十七分，林国梁倒在了公司的餐厅里。
那天是他们公司季度总结，下面的人定了包厢吃饭，他喝了些酒，起身去洗手间的时候，走到一半，手捂住胸口，就倒了。
旁边的人吓坏了，第一时间打了120。救护车到的时候，他还有意识，手按着胸口，脸色发白，说了一句话，后来他身边的秘书转告我，他说的是："把合同放进保险柜，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
我接到电话是八点五十一分，当时我在方远的公寓里，他刚好开了一瓶红酒，我的手机响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接了电话，是林国梁的秘书，说话很快，声音在发抖，说林总突发心梗，正在送往省立医院，让我马上过去。
我放下酒杯，拿起包，方远问我："怎么了？"
我说："林国梁心梗，我要去医院。"
他沉默了一秒，说："要不要我送你？"
我说："不用。"
出门的时候我叫了出租车，在车上我想了很多，但想的不是林国梁会不会撑过去，是另一件事——那份我一直没来得及提出来的离婚协议，还压在我自己的抽屉底下，他不知道，但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这份协议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那时候想的是这个。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自己的一刻，也是最对不起他的一刻。
我到省立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进了手术室，做心脏支架手术。急救室外面的走廊里，秘书小宋站在那里，眼睛红着，旁边还有两个公司的同事。我来了，大家站直了，小宋说林总进去差不多二十分钟了，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血管堵得很严重。
我说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这里我来。
他们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椅子是那种硬塑料的，橙色，靠背很直，坐着不舒服。走廊里有消毒水的气味，远处有人在低声说话，脚步声一阵一阵地过去。
手术室的门是灰色的，门上有一个红色的小灯，亮着。
我盯着那盏灯，心里很乱，但不是害怕，是一种很奇怪的平静，那种平静让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出来的医生姓谭，四十多岁，摘下口罩，说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情况，支架放置过程中引发了脑部供血中断，时间较长，目前患者陷入深度昏迷，预后情况不明朗，需要进一步观察。
我问："能醒吗？"
谭医生停了一下，说："暂时不好判断，这种情况，有的患者几天之内会恢复意识，有的……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多长？"
他说："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是持续性植物状态。"
"植物人。"
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词，点了一下头。
我说："我明白了，谢谢大家。"
谭医生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是同情，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想别的什么。我当时没有多想，以为他只是累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眼神里有什么，不是疲惫。
那天晚上，林国梁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身上插了管子，机器的声音有规律地响着。我坐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回家了。
儿子林昭那时候在外地读大学，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说要马上赶回来，我说不急，先等等看情况，让他安心读书。他说妈你一个人怎么行，我说我没事，挂了电话。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我没有开灯，在黑暗里换了衣服，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林国梁那张床在我旁边，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是他的习惯，他每天起床都要把被子叠成那个样子。
我看着那张叠好的被子，没有哭。
03
林国梁住院的第三天，我开始找律师。
第一个找的是我认识多年的一个朋友介绍的律师，姓陆，事务所在省城的中心区，我约了下午两点，说是咨询遗产继承的相关问题。陆律师很专业，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告诉我：如果配偶没有留下遗嘱，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配偶和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一般情况下各占一半。
我问："如果有遗嘱呢？"
他说："遗嘱是最优先的，只要合法有效，遗嘱里怎么写就怎么分。"
"那如果遗嘱里写了只给配偶呢？"
他停了一下，问："您是说……您丈夫的遗嘱？"
我说："假设有这样的遗嘱。"
他说："如果遗嘱合法，写明配偶为唯一受益人，子女在没有丧失继承权的情况下，可以主张必留份，但比例不大。大部分资产，还是归配偶的。"
我听完，说谢谢，付了咨询费两千元，出门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走后，那个陆律师给另一个人打了一个电话。我那时候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回到白鹭湾的别墅，林国梁的书房。
保险柜在书桌旁边的柜子里，平时上锁，我知道保险柜在哪里，但从来没打开过，不是打不开，是没有去打。那天晚上，我站在那个柜子前，想起秘书小宋说的那句话，他倒下去之前说的——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
林昭的生日是2001年11月8号，密码六位，我试了一下：011108，错了，再试：20011108，位数不对，保险柜是六位，我想了想，试了：011108，还是错了，然后我想，他说的"生日"，也许不是按这个顺序。
我试了：110801，对了。
保险柜打开的一瞬间，我的手停在那里，盯着里面的东西看了几秒。里面有几个厚信封，两本红色的房产证，一本存折，还有一个深棕色的皮质文件袋，上面没有写字。
我先拿了皮质文件袋，打开，里面是一份手写的文件，抬头写着"遗嘱"两个字，落款日期是2012年6月3日，有他的签字，还有一个公证处的骑缝章。
我展开来看，看了大概两分钟。
全文的核心意思，就是：全部个人财产，包括名下所有房产、存款、公司股份，在其去世或无法行使民事权利之后，由妻子马素珍一人继承，子女另行赡养，不列入遗嘱范围。
马素珍，就是我。
那一刻我的心跳快了一拍，然后慢慢平下来。我把遗嘱放回文件袋，放回保险柜，关上，锁好，一切恢复原样。
我在书房的椅子上坐了很久，想了很多。
那份遗嘱是2012年6月3日立的，那时候我已经和方远往来了将近三年。他2012年就立了遗嘱，说明他那时候已经在想这件事了，他知道我和方远的事，他在准备后事，但他没有离婚，没有找我摊牌，也没有更改遗嘱里的内容。
他把全部留给了我。
我那时候觉得，也许这就是一种方式，他用这个告诉我，不管怎样，他还是在意的。
现在想起来，我把他想得太简单了，也把自己想得太无辜了。
林国梁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十一天，期间意识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第十二天，主治医生谭建国约我谈话，说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患者的脑部损伤较为严重，恢复意识的可能性极低，属于持续性植物状态，家属需要考虑后续的治疗方案，包括是否继续有创维持治疗。
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
他说："当然，这个决定没有对错，是家属的权利。"
我问："如果继续维持，费用大概是多少？"
他说："每天的费用在八千到一万二之间，根据具体用药和护理情况有浮动。"
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就是二十四万到三十六万，一年就是将近四百万。
那天下午我去了方远那里，跟他说了谭医生的话，说了遗嘱的事。他听完，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说："你打算怎么做？"
我说："我还没想好。"
他说："想好了告诉我。"
就这一句话，什么都没说，什么都说了。
林国梁住院第十八天，2013年4月1日，我在医院签了一份文件，放弃继续有创治疗的同意书。
签字的时候，护士站旁边有个护士，大概二十五六岁，全程看着我，等我签完，她把文件取走，没有说任何话，但转身的时候，停了一下。
那个停顿，我当时没注意，只是觉得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护士叫做周佳，她的名字会出现在另一份文件里——一份证词里。
04
豪宅的过户手续是2013年6月完成的。
林国梁去世的死亡证明日期是2013年4月3日，死亡原因写的是心梗并发症导致多器官衰竭。我拿着遗嘱、死亡证明、结婚证、身份证，跑了三次不动产登记中心，每次都要等，材料繁琐，窗口的工作人员态度不算热情，但程序上没有问题，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对方在新的房产证上盖了章，把本子推过来，说："签字。"
我签了字，拿走了房产证，在外面的大厅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本深红色的本子上写着我自己的名字。
儿子林昭从学校赶回来，参加了葬礼，葬礼简单，按照林国梁之前说过的话，不大办，不请太多人，就家里人，加上几个多年的朋友，在殡仪馆的小厅，摆了两桌，花了三万八千块。
林昭那几天一直很沉默，脸色很难看，但没有哭，跟我说话也是正常的，就是少，能一个字回答的，不用两个字。他问过我一次："爸之前说过不想继续治疗吗？"
我说："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不能自理了，不要用机器维持。"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葬礼结束之后，林昭回了学校，我开始一个人住在白鹭湾的别墅里。
装修是重新做的，我请了设计师，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改，主要是把一楼的书房打通，做成开放式的客厅，原来林国梁种的那几株茶梅，我让工人挖掉了，换成了铺地砖，说是看起来更整洁。院子里也重新整理了，石子路改成了平整的青石板。
装修花了大概一百四十万，用的是账户里的存款，钱是够的。
方远没有搬进来，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跟他说，这个房子要先留着，等一切都安定下来再说。他说好，他不催，从来不催，这是他始终让我觉得放心的地方——他总是表现出，他愿意等。
乔迁宴是2013年9月21日，周六，我请了大约四十个人，都是多年的朋友，几个姐妹，几个以前生意场上认识的太太们，还有方远，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衬衫，看起来很从容。
我订了外卖上门服务，一家叫做"望山楼"的本帮菜馆，十六道菜，每桌收费一万二，一共四桌，总共花了四万八千块，外加场布和鲜花，又是六千块，整个下来将近五万五。
我穿了一件深红色的连衣裙，是专门买的，三千八百块，朋友们进门都说好看，说我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说这套新家装得真不错，说这个院子……
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
那个声音很短，就一下，是那种标准的电子门铃声，但那一下把我从笑声和酒香里拉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心跳快了一下。
我对旁边的朋友说了声"失陪"，往门口走。
我边走边在想是谁，来不及的宾客？快递？还是邻居来问什么？我脸上还带着笑，那种招待宾客的笑，进入了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我拉开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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