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时，我全程担心会不会被打回重写|小说|文学|诗歌|这本书|选题|非虚构

做書按：不久前收到了后浪的编辑博炜给我们寄来的这本《纸上的权利》，第一眼看以为又是本专业但读不进的历史著作。结果一不小心先看到了作者简介（见文末）和作者后记，被作者的幽默特质吸引，又在豆瓣看到了450+人评出的9.3分，于是翻阅并彻底被吸引。通过编辑我们请到了作者楷悦写了今天这篇文章，讲讲这本书出版背后，她和编辑博炜的故事。

这本书的起点是四川荣县档案馆所藏的近两万卷近代司法档案，作者从中打捞出五位民国女性打官司的故事，并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讲了出来。面对继承、重婚、离婚、家暴、诱拐、堕胎……百年前的她们选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意外的“胜利”，全是跌荡起伏、曲折离谱，但正像作者所说“权利不是天然的，是一次次源于人生困境的战斗堆叠而成的”。她们不该被湮没于卷宗中，在作者的超强共情与好文笔的加持下，她们鲜活且令人敬佩。

过往三十多年我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活着有什么意义，进入《纸上的权利》宣传期后，它被简化成“我们做这本书有什么意义”抛向编辑博炜。这种困惑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因为它有一个梦幻般一拍即合的开端：在我对学术圈的评价体系和规则感到厌烦时，用产出学术垃圾的时间写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非虚构作品是我能做出的反抗，而百年前四川县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值得被记录。恰在此时失联多年的朋友博炜联系了我，说他要开非虚构产品线，在法律史寥寥无几的论文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又刚好是他感兴趣的性别方向。他将前景描绘得极其恢宏：你将在人类文化史留下痕迹！太诱人了，这就是朋友合作的优势，知道什么能打动你。在美好的未来中他唯独没有提到“钱”，那时我以为是他了解我的清高，后来终于知道是这行太穷了确实赚不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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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几乎完全不需要讨论，一方面，这是为数不多我可以肯定地说自己有深厚研究基础的领域；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张力：当新的、现代的价值观念开始引领法律改革，女性的生活反而可能因新的权利陷入困顿，而一百年前留存的司法档案真实记录了新旧对撞的时代对夹缝中小人物造成的冲击。我和博炜在案件的选择上也迅速达成一致：要故事曲折、材料丰富，还要有代表性。于是，书中五个能反映继承、重婚、家暴、堕胎、私奔、离婚等问题的案件进入我们视野，这也是我在看档案时就印象深刻，却一直没有机会把前因后果和丰富背景完整呈现的故事。

龚福琴诉状

左周氏诉状

虽然创作过程无比痛苦，但无法否认它的纯粹和美好。起初我束手束脚，产出了张博炜评论为纪录片旁白的四不像初稿。他鼓励了我的热情，随后告诉我需要全部重写。历史非虚构究竟应属于历史还是文学其实是史学界至今仍争论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很保守地选择了比较冷峻、克制但十分枯燥的表达。博炜老师鼓励我完全可以大胆地以擅长的方式和语言讲故事，他希望作品拥有小说和诗歌的有机感及超越类型写作的独特文字质感。于是我真正投入了感情。

正因为写作时情感过于丰沛了，我的心理状态也很不好，无法不进入历史现场和当事人产生共情，无法不反思社会文化制度的种种问题继而绝望痛苦。即便如此，我的自驱力仍十分惊人，这可能是因为编辑老师管理策略的正确，他很早就将训斥其他拖稿作者的截图发给我杀鸡儆猴。当然，效果也很显著，我完全不敢拖稿。在高压和热爱的双重驱动下，我进入了久违的、难得的心流状态，这是写论文时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以前我以坐不住著称，甚至去医院检查过有没有成人多动症，大夫问我是不是频繁被开除，我说那倒没有，虽然医学结果不是多动症，但可能正因我和行业格格不入，被开除的谣言仍甚嚣尘上，至今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按部就班完成章节写作，我全程战战兢兢，每交一章都要担心会不会又要重写。

不同于只需聚焦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专著，非虚构要交代诸多背景。我查阅了许多资料，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体会到上天的奖赏：人与人的奇妙关联总在蛛丝马迹中显现。比如贯穿全书的基层法警詹春和居然与书中最后一章的女主人公结婚了，这是我在看庭审记录时无意中发现的。最早博炜提出，能不能从一个司法者的视角切入故事，我去找了，但裁判者频繁更换且大多命运悲惨，这一动议无法实现。我又找到《荣县志》记载的一个叫“李神仙”的人物，他在传言中无所不能，但当我写出这些故事时，张博炜批注了两个字：编的。这条线也被舍弃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叫詹春和的人始终在场，然而除了婚姻，我们对这个人的经历一无所知，遍寻不得。直到三校完成后，有一天，我的师弟张昊鹏忽然告诉我，他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档案中看到了詹春和的履历表，我们如获至宝，如愿以偿。

詹春和执行报告

也正是为了如愿以偿，我坚定否决了一开始的书名《事与愿违》，张博炜说这是难得的好书名，我说这实在太不吉利了，他据此认为我十分迷信。除此以外，我们在创作中几乎没有分歧。而我从中学习到的，是一定要注重书的逻辑。张博炜说绝对不要写成案件拼盘，于是我们从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知识铺陈的先后和人物串联等角度构思了现在的章节。第一章“烟火接续”的案件可读性其实远不如后面的“猫鼠游戏”“罗网密布”，因为这个案件的法理难题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这一定会使部分读者注意力流失，但它的时间隐线埋得最长，宗祧等背景又是必须要先讲清楚的，所以要排在最前面。糊弄地做一本书很容易，我们也考虑过如此精心打磨有没有必要，但最初的共识就是一定要做本能留下来的书，其实无论这本书能不能“留下来”，至少我们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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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全身心投入的结果是你会对它抱有很高期待。销量倒在其次，我们没指望它能创造什么销售奇迹，但都十分看重评价。所以当我看到第一条三星评论时在床上不吃不喝躺了两天，当时我想不通，耗尽心血写一本书就是为了让别人骂我吗？张博炜夫妇紧急飞往成都，参加并不需要到场的新书宣传活动，还安排几个人自费买书假装粉丝签售，很快就暴露了。朋友合作的弊端也在宣发过程中显现，我们都担心不能满足对方的期待反而来回传导了许多压力。他告诉我，读者有自己的理解，你不能指望一本书让所有人都满意。这本书的确让我们都获得了成长，他学会了拉下脸四处求人；我的心态得到显著提升，无论看到什么评价，都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宣传期我有两点心得：首先，图书出版行业很贫穷；其次，行业十分迷信KOL。

第一点已无须多言，所有从业人员都有深刻体会。我最开始参加活动时还有偶像包袱，自费请妆造，后来发现这种行为纯属二百五，宣传到最后只有化妆老师获得了财富。

后者则令我思考这个时代作者应以怎样的面貌出现。以前我一直认为作者需要保持神秘感，最好让读者在想象中阅读作品，但这种方式显然不符合潮流。KOL正在逐步掌握行业话语权，毕竟一本书的命运更大程度取决于它能不能“出圈”而非质量，自媒体的宣传变得越来越必要。

在这本书面世之前，我几乎不用任何社交媒体分享生活（除了在微博上参与说唱粉圈大战），所以编辑老师和熊阿姨劝我开通小红书时，我十分为难，迟迟不愿实名，后来还是张春老师解答了我的疑惑，我说我担心走向公众会被骂，张老师说放心吧你也没有知名度，做自己就好。然后我就努力更新了两篇小红书，取得粉丝数量96的惊人效果。

很快我再次得知，其中1/3还是编辑找来的托。

在写这本书时，我和博炜说，希望这本书能让我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历史非虚构写作是可行的，或许我真的可以以此为职业。博炜因此升腾起一种使命感，说将全力以赴。现在我们都很庆幸出版没有给我们选择自由的勇气——靠这个实在生存不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在一本书的诞生过程中拥有了许多新奇的体验，也在宣传期遇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这些都应归功于博炜。他最难能可贵的，除了那些好编辑的职业素养：绝佳的审美水平及选题策划、品质把控、人际沟通等能力，还有真正的理想。我知道在文化史留下名字不仅是他用以说服作者们的，也是说给自己的。而他也因此付出了远超一般的心力，除了殚精竭虑参与全流程，还要面对我制造的技术困难，比如我改完校稿会手写拍照给他而不是截图，他对此一直困惑异常，但始终保持尊重。

写作完成后，我向他坦白，其实我的电脑一直上不了网，没法截图；他报之以李，告诉我他早已将我设置成免打扰。

有一次我看到一条评论，说这本书终于让她知道了自己家乡的故事，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关于意义的问题有了答案。

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从痛苦中赎回自己，用诚实优美的方式和时空对话，让更多人了解自己身处的历史。对真善美的渴求或许会让人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但你永远不能说追求本身是错的。在书里，理想主义者献祭了一切，在书外，在这个行业中，依然有许多理想者决定将书做下去，请放心，我绝对支持大家的选择并和你们站在一起，因为我坚信：

乞讨也能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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