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顿语”这个中文译名，在我看来带着一种温和却有力量的气质。它的德顿语写法是Tetun，英文通常写作Tetum。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语言一直是东帝汶群岛居民之间的重要交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
今天的东帝汶拥有相当复杂的语言景观。宪法规定德顿语和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印尼语和英语则被广泛用作工作语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保留着二十多种地方语言。长期的历史变迁、殖民统治与社会流动，使东帝汶人往往习惯掌握三四门语言。在这样多层次的语言结构中，德顿语既承担日常沟通功能，也逐渐成为东帝汶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
2024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三外语通选课开设德顿语课程。这是中国高校开设的首个德顿语课堂，也是目前唯一的授课点。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一段新的教学经历——在中国教授一门来自东南亚小国的语言。
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来自不同学院和专业。每个班大约只有十人左右。人数虽少，却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课堂氛围：一学期下来，大家往往成为熟悉的朋友。我们的课程围绕问候、校园生活、购物、出行等情境展开，通过对话练习和词汇学习使学生逐步拥有基础表达能力。
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大胆开口。就第三外语的学习而言，比语法准确更重要的，是敢于用新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学生这样评价德顿语：“虽然还没有完全标准化，但‘传音达意’的‘本真’作用却不受影响。”还有同学开始把德顿语与葡萄牙语，甚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较，从语言结构和词汇来源中寻找联系。
△德顿语课学期结课合影。
语言学习也成为了解一个国家的窗口。几乎每节课，我都会顺带介绍一些东帝汶的历史、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由于东帝汶的音乐创作十分活跃，学习当地歌曲也成为课堂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学生逐渐了解到中国与东帝汶之间其实有不少交往，例如中国对东帝汶的医疗援助、基础设施援建项目等。
有几个瞬间让我明显感到，课堂正在把学生与这个遥远的岛国联系起来。
一次，我带来一些东帝汶咖啡，让大家在课上品尝。咖啡浓烈而略带果酸，不少学生第一次了解到，原来东帝汶也是优质咖啡产地。另一次，我把几条东帝汶传统织物Tais（岱丝）带到课堂。Tais作为东帝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着礼仪和情感的服饰材料。一位同学双手捧起一条Tais，小心地端详纹样，还轻轻闻了一下织物的气味。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东帝汶朋友把Tais送给我时同样珍重的神情。后来，有两位学生穿着Tais服饰参加了北外亚洲学院和非洲学院举办的文化走秀活动。更让我惊喜的是，一名学生开始尝试用德顿语写现代诗。他把清晨地铁通勤时的感受写成短诗，用一种他刚学会不久的语言表达生活体验。或许，这正是语言学习最有意思的地方。
△作者带着羽毛头饰在帝力Tais市场。
每一种语言都隐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德顿语常常给人一种直接、朴素的感觉，似乎也映照出东帝汶人坦率的性格。例如，“路上小心”或“再见”的说法是haree dalan，直译就是“看路”；药物ai-moruk字面意思是“苦的植物”；“海滩”tasi ibun中的tasi指“海”，ibun同时也表示“嘴”。这让学习过程充满趣味。
德顿语中大量现代词汇来自葡萄牙语借词，但在烹饪、植物、鱼类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本土词汇十分丰富，反映出东帝汶社会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家庭观念在语言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在大家庭里，男性长辈都可以被称为父亲（aman、apá），女性长辈则可以称为母亲（inan、amá）。
我自己学习德顿语的过程，同样充满新鲜体验。它让我意识到，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拥有严密、统一的语法体系。作为一门仍在发展中的语言，德顿语在句式、语法和词形上都相当灵活，同时还不断从葡萄牙语等吸收外来词。东帝汶人说话语速很快，刚开始听当地人聊天时，我常常分不清一句话里到底有多少个词。
幸运的是，我的老师Adelaide Lopes是一位温和而耐心的东帝汶女性。她在学习过程中给予我许多帮助。刚认识时，她曾直接向我提出一些颇为尖锐的问题：“中国人说话是不是都很吵？”“帝力有很多中国商人，他们是否关心东帝汶人的生活？”随着彼此逐渐熟悉，她更愿意了解中国社会，也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节日文化充满兴趣。语言学习在不知不觉中促成了相互理解的过程。
在东帝汶交流期间，我也结识了许多友善的朋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埃尔梅拉区（Ermera）朋友家的经历。那里多山、气候凉爽，也是东帝汶咖啡的重要产区。那天我们一起制作katupa——一种在东南亚常见的主食，用细条椰叶编织的壳包裹米饭，形似粽子。大家在院子里堆起柴火，用砖架起大锅慢慢煮。椰浆和米饭的香味很快弥漫在空气中。
晚饭后，由于山区供电不稳定，周围突然停电。黑暗中只剩下院子里篝火的光。十来个人围坐聊天。平日里看起来颇为严肃的父亲忽然从屋里拿出一把吉他开始弹奏，母亲带头唱起歌。后来孩子们接过吉他继续演奏，父母在火光下跳起东帝汶式的交谊舞。停电的夜晚变得格外温暖。
我的学生也逐渐拥有了他们自己的“相遇”。有一位同学去澳门参加暑期学校时，给我发来一张与东帝汶学员的合影。他兴奋地说，自己成了对方遇到的第一个会说德顿语的中国人，两个人都非常惊喜。那一刻我意识到，这门小小的课程已经开始创造真实的连接。
我希望，通过学习德顿语，中国学生能有机会更加直接地了解东帝汶社会和文化；同时，也让东帝汶人能够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认识中国人，从而减少那些由遥远距离和外部叙事造成的误解。
我们常说，一门语言就是一座桥梁。桥的另一端是一个原本陌生但逐渐变得亲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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