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正式签署行政指令，强制要求六家与中国存在关联的境外投资主体，在14个自然日内清空其在北方矿产公司（Northern Minerals Ltd）所持全部股份——合计17.5%的表决权股权，对应市值约为4040万澳元。
这已是澳政府两年内第二次动用外资审查机制，将中资力量系统性排除出这家被美澳联合定义为“战略资源命脉”的稀土开发企业。
当“国家安全”日益演变为穿透商业契约的制度利刃，当政策执行可绕过既有法律程序即时生效，这场持续升级的资本清退行动，究竟体现的是主权国家的审慎防御，还是针对特定资本来源的定向规制？
稀土矿企成了地缘博弈的棋子
北方矿产公司绝非一家常规意义上的资源勘探商。
这家注册地设于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的企业，正全力推进位于西澳与北领地交界处布朗斯岭（Browns Range）的旗舰级重稀土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达6亿澳元，建成后将稳定供应镝、铽等高附加值重稀土元素，广泛应用于永磁电机、激光制导系统、量子传感器及新一代储能装置等前沿领域。
2025年10月，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总额85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协同开发备忘录，北方矿产被明确列入首批“跨太平洋关键供应链韧性伙伴名单”，承担起替代中国主导地位的核心角色。
澳大利亚出口金融公司（Austrade Finance）与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已联合出具融资意向函，承诺为该项目提供最高2.5亿美元的长期债务支持，资金将分阶段注入基建、分离厂建设及环保合规认证环节。
这一系列动作折射出西方阵营对中国稀土产业控制力的深层忧惧：当前中国掌控全球约60%的原矿开采量与高达90%的精炼分离产能；而从混合动力汽车驱动单元到高超音速武器导航模块，几乎所有颠覆性技术都高度依赖这些不可替代的“工业维生素”。
在此轮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心化进程中，北方矿产已实质性跃升为美澳遏制中国资源话语权的战略支点。
两年三次强制撤资
澳大利亚对北方矿产中资股东的系统性剥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清晰的渐进式执法轨迹。
2024年，查尔默斯首次援引《外国收购与接管法》第53条，向育晓资本（Yuxiao Fund）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出60日限期处置令，要求其退出全部持股。
但该举措未能实现完全合规——2025年6月，查尔默斯代表联邦政府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印度洋国际航运服务有限公司（Indian Ocea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rvices Pty Ltd）及其唯一登记董事、中国籍自然人景天，蓄意规避撤资义务。
法院最终裁定该公司与景天共同承担1400万澳元罚款，并确认其此前交易无效。
更具策略意味的是，2025年4月，原本应被处置的6.13亿股股份中约60%，通过多层离岸架构转移至香港盈德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名下。
查尔默斯随即发布补充禁令，明确禁止北方矿产承认盈德公司对该部分股份享有的任何表决权。此类借助跨境壳公司实施的“所有权重构”，促使澳监管层意识到单靠行政命令难以封堵制度套利空间。
2026年5月18日发布的最新指令显著扩大覆盖范围：香港盈德须在14日内减持9300万股；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Real International Resources须处置6.19亿股；同为香港注册的Qogir Trading Limited须剥离5.235亿股。
此外，北京泛宇投资集团（Vastness Investment Group）、中国公民丛传友与林忠雄亦被纳入强制退出名单。上述六方合计持有16.79亿股，占北方矿产总股本比例恰好为17.5%。
中资股东的反击空间很有限
面对持续高压，中资股东并未完全放弃治理层面的合法抗争。
2026年1月，持股7.7%的泛宇投资集团依据《公司法》第249D条，依法提请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拟启动对现任董事长汉德利（Geoff Handley）的罢免程序；并先后两次成功申请延期举行年度股东大会，以争取更多时间协调股东立场。
这种依托公司治理机制展开的制度化博弈，反映出中资股东试图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捍卫投资权益的努力方向。
然而这类反制的实际效力极为受限。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依据现行法律享有近乎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其决定无需司法审查前置，亦不强制公开事实认定依据。
据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2026年4月发布的《中澳投资环境变迁白皮书》显示，中国对澳直接投资额已从2019年峰值的278亿澳元锐减至2025年的69亿澳元，跌幅达75.2%；中国投资者更已连续三个季度缺席FIRB官方统计的前十大外资来源国榜单。
报告援引逾百家受访企业的共识指出，当前审查体系存在“规则模糊、流程不透明、结果难预期”三大症结，业内普遍将其称为“决策黑箱”、“合规无人区”与“理性失灵带”。
尤为关键的是，澳方对“国家安全”的法定解释持续外溢，敏感范畴已由传统军事设施，延伸至电网调度系统、海底光缆节点、人工智能训练平台、生物基因数据库等新兴基础设施与数字资产领域。
这种动态扩张的解释逻辑，使得任何涉及中国资本背景的投资行为，均可能被迅速归类为潜在风险源。
“非歧视性”承诺说一套做一套
查尔默斯在对外声明中反复强调，澳大利亚构建的是“稳健、透明且非歧视性的外国投资监管体系”，但现实图景却与之形成强烈反差。
数据印证了这一落差：悉尼科技大学统计显示，2019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涉及中方科研机构参与的比例为18%；至2025年，该数值已下滑至10.3%，降幅逾四成。
过去六年，中国实体从澳大利亚资本市场撤出资金达110亿澳元，如此规模的资本撤离，远超常规商业周期调整所能解释的范畴，更接近于结构性政策引导下的主动疏离。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澳方在公开表述中坚持“一视同仁”，实际操作中却对不同国籍资本设置隐性门槛。
研究报告特别指出，在新能源电池材料、精密冶金设备、稀土分离工艺等细分赛道，美国或日本资本短期内无法填补中国投资者留下的技术断层——后者不仅掌握全球最先进的萃取专利集群，还具备快速响应下游客户需求的柔性供应链整合能力。
即便面临经济效率损失与项目进度延迟风险，澳方仍选择将中资排除在核心产业链之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5月18日例行记者会上的回应直指要害：“中方始终主张，国家安全概念不应被泛化滥用，更不能成为干扰正常经贸往来的工具。”
这既是对澳方具体措施的客观定性，更是对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正当性边界的严肃提醒。
信息来源：逐浪新闻 2026-05-18——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5月18日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今天以保护稀土产业免受外部影响为由，下令一批与中国有关的股东出售他们在北方矿业的持股。请问中方有何回应？郭嘉昆表示，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干扰正常投资活动，澳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为外国投资提供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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