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死在五丈原那一年，蜀汉一下子就像没了主心骨，很多人后来回头看，最想不通的，其实不是他怎么死的，而是刘禅后面那个动作，挺猛，直接把丞相制给废了。
当时朝里朝外都炸了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哦，是不是刘禅早就烦诸葛亮了，觉得他权太大，压着自己，话是这么说，可史书偏偏又不是这么写的。
《三国志》里有个很硬的细节，李邈上书骂诸葛亮，说他死了反倒该庆贺，刘禅看完是“大怒”，不是装样子那种怒，直接把人下狱弄死了。
你要真恨一个人，通常也不会这么个反应吧，这事就有点别扭了。
再往后看，对诸葛亮家里人，刘禅也完全不是冷处理那个路子，诸葛瞻八岁就没了爹，刘禅不但把他养大，还把公主嫁给了他，后来诸葛瞻一路往上走，做到朝廷重臣，这要还说是怨恨，说真的，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问题就来了，废丞相制这件事，看着很绝，其实未必是在翻脸，没准反过来，是在顺着诸葛亮的意思收尾。
你翻《三国志·诸葛亮传》，会发现诸葛亮临终前那个安排，很细，很稳，像下棋一样。
刘禅派李福去五丈原问后事，诸葛亮说，蒋琬可以接，蒋琬之后是费祎，李福接着问，那费祎之后呢，诸葛亮就不说了，停在那里。
这个沉默很厉害，那个什么，不是单纯没想好，而是他其实已经看到了头，蜀汉的人才储备，大概也就撑得住这几棒，再往后，很悬。
还有一个地方，也挺容易被后人误会，诸葛亮从头到尾都没明确点姜维当接班人，很多人一讲三国，就爱说姜维是“诸葛传人”，听着很热血。
可正史里不是这个味道，诸葛亮临终安排军务的时候，姜维只是退军链条里的一环，前面还有魏延、杨仪，他主要是负责断后。
换个说法，真正接住诸葛亮那套政治路线的人，不是姜维这种前线型人物，而是蒋琬、费祎、董允这些文臣，他们后来被蜀人并称“四相”，这就不是谁跟谁关系近的问题了，这是制度接力。
也就是说，诸葛亮临死前，不是在随便点人，而是在尽量把风险往后推，把蜀汉那个本来就脆的架子，尽量再撑久一点。
因为他很清楚，蜀汉最危险的地方，未必是魏国兵有多强，反倒是自家内部，派系乱，荆州系、东州系、益州本土系，彼此都不太服，魏延和杨仪更是公开不对付。
所以他最后强调的，也不是继续狠狠干北伐，而是“但谨自守，慎勿复来”，这个话意思很明白，先稳住，别上头。
诸葛亮这个人，很多时候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他不是不知道进攻有名声，不是不知道北伐能激励人心，但他最后留下来的重心，还是稳。
再看他的遗命，也会觉得这个人真是有点极端地清，葬在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墓只要能放下棺材就行，穿平时衣服下葬，不要陪葬器物。
家产呢，也就桑八百株，田十五顷，一个做到这种位置的人，死后能查出来的家底就这些，说实话，很少见。
那刘禅到底错在哪，或者说，他后来到底没接住什么。
陈寿评价他那句很有名，也很准，“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意思差不多就是，这个人本身不算完全不行，但他特别吃身边人的影响，像一张白纸，谁在旁边涂，他就成什么颜色。
前面有蒋琬、费祎、董允压着局面的时候，整个系统还能转，哪怕不算多强，至少稳，诸葛亮设计的那种平衡，还在，可这些人一旦陆续没了，那个平衡几乎一下就散了。
黄皓这种宦官开始伸手，开始弄权，刘禅也不怎么管，或者说管不住，姜维那边还在延续北伐路线。
可朝里已经没有费祎那种能卡住军费、能压住武将冲动的人了，结果就变味了，本来讲究节制的战略，慢慢被打成了消耗国力的硬撑。
到263年，邓艾偷渡阴平，一路逼近成都，刘禅最后直接开城投降，这一下，前面几十年的布置，也就到头了。
所以回头看，刘禅废丞相制，不太像是单纯恨诸葛亮，反而更像是在避免再出现一个权力过度集中、同时又没人能完全接住诸葛亮那种位置的局面。
毕竟那样的人，后面根本没有，硬把制度留着，未必是福，可能还更危险。
只是问题在于，制度名义上改了，不代表制度能力就自动长出来了，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
诸葛亮留下的是一整套需要高质量执行者去维持的平衡，可蜀汉后面，偏偏就是人越来越接不上。
说到底，这段历史最让人唏嘘的，不只是蜀汉亡了，而是诸葛亮其实已经把人事、权力、战略，能算的都算到了，几乎是拿出了那个条件下最现实、也最硬的一套活法，但最后还是输在“人会变”这件事上。
权力这个东西，吊诡就吊诡在这儿，一个再厉害的人，如果强到自己变成制度本身，那他活着时当然能镇住一切，可他一走，坑也会特别大，因为后面没人填得上。
所以今天再看这事，味道就不只是三国故事了，我们老爱说要选对人，这当然没错，可很多时候，那个什么，更重要的是把机制搭好。
因为人总会老，会走，会变，能穿过时间的，往往还是制度本身，大到国家，小到公司，其实都差不多，规律一直没怎么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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