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在单位赶一个报表，手机突然炸响，是老家邻居张婶打来的，声音急得发颤，说我妈在家摔了，躺地上起不来，叫也叫不应，已经打了120，让我赶紧往县医院赶。
我手里的鼠标“啪”地掉在桌上，脑子瞬间一片空白。我妈今年七十二，身子一直不算硬朗，有高血压、糖尿病，常年吃药，但平时能自己买菜做饭，甚至还能帮邻居看个孩子，我总觉得她还能再陪我们几年，从没往“突然出事”这方面想过。
我一边往楼下跑，一边给二姐打电话。二姐在邻市打工，做家政，平时忙得脚不沾地，接电话的时候还在雇主家擦玻璃，听见我说我妈出事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接着就是急促的脚步声和道歉声，说马上请假赶过来。
我又给大姐打，大姐嫁得远，在市里开了个小杂货店，平时家里大小事都是她操心，那天电话打了三遍才接通，她语气带着疲惫，说刚送完货，正要吃饭。我把事情一说，她那边立马没了声音，只说“我马上走，你们先去医院，我随后就到”，挂了电话我才听见，她那边已经在收拾东西的窸窣声。
我开车往县医院赶，高速上的车很多，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发抖，脑子里全是我妈的样子。小时候家里穷，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三个姐妹长大，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
我记得冬天我脚冻得开裂，她连夜给我做棉鞋，自己却穿着露脚趾的旧鞋；二姐初中辍学打工，她偷偷抹了好几天眼泪，却还是硬着头皮送二姐出门，怕耽误二姐挣钱补贴家用；大姐最懂事，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摆摊，供我和二姐读书，我妈总说，大姐是家里的顶梁柱，委屈了她。
可越长大，我们和我妈的矛盾好像越多。我结婚后，因为婆家离得近，经常回去，可每次回去，她总爱唠叨，说我不会过日子，说我婆家对我不好，说我没本事，久而久之，我就不爱回去了，有时候打电话，也只是匆匆说几句就挂。
二姐常年在外，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每次打电话都跟我妈吵，要么是因为我妈催她结婚，要么是因为我妈说她不顾家。大姐虽然孝顺，可也常被我妈念叨，说她开店太辛苦，说她不该嫁那么远，说她没照顾好我们两个妹妹。
赶到县医院的时候，120刚把我妈送进急诊室，护士让我去办手续，我站在缴费窗口，手都握不住笔，连我妈的身份证号都想了半天。没过多久，二姐也赶来了，她头发凌乱，脸上还沾着灰尘，一看就是一路急赶过来的，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妈怎么样了”，声音都带着哭腔。
我们俩坐在急诊室门口的塑料椅子上，谁也没说话，只有急诊室的红灯亮着，刺得人眼睛疼。我看着来往的医护人员，心里慌得厉害，既盼着医生出来，又怕医生出来说不好的消息。二姐悄悄抹了抹眼泪，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急诊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色凝重地看着我们。“你们是患者的家属吧？”医生的声音很沉，我们俩立马站起来，连连点头。“患者是急性大面积脑梗，情况很危急，现在需要立即手术，但是手术风险很大，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我和二姐都愣住了，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医生顿了顿，又接着说：“就算手术成功，也大概率会留下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以后可能需要专人长期照顾，而且手术费用不低，初步估计要十几万，后续的康复治疗费用也很高，你们家属好好商量一下，尽快决定，救还是不救。”
医生的话像一块石头，狠狠砸在我心上。十几万，对我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刚买了房，每个月要还房贷，孩子还在上小学，开支本来就大，手里根本没多少积蓄。二姐更不用说，做家政收入不稳定，没攒下什么钱，还要养一个年迈的婆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姐，怎么办？”二姐拉着我的手，声音发抖，“手术风险这么大，就算成功了，妈也不能自理。”
我低着头，眼泪掉在地上，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我不是不想救我妈，那是生我养我的人啊，可现实摆在眼前，我真的无能为力。我想起我妈平时的样子，她总说，以后老了，不想拖累我们，不想变成我们的负担，她说要是真有一天不行了，就安安静静地走，别花那些冤枉钱。
“要不……别救了吧。”我犹豫了很久，终于说出这句话，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说完，我就忍不住捂住脸，放声大哭。二姐也哭了，她点了点头，才哽咽着说：“我也不想让妈再遭罪了。”
我们俩抱着哭了很久，急诊室门口的人来来往往，有人看我们的眼神带着同情，有人匆匆走过，没人知道我们心里的挣扎。我知道，说“不救”这两个字，有多残忍，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一边是生养我的母亲，一边是压得我喘不过气的现实，我只能选择妥协。
就在我们擦干眼泪，准备去找医生说“不救”的时候，大姐急匆匆地赶来了。她头发花白了几缕，衣服上全是褶皱，手里还提着没来得及放下的包，一看就是一路狂奔过来的。“妈呢？医生怎么说？”大姐抓住我的手，语气急切，眼神里满是慌张。
我看着大姐，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二姐把医生的话重复了一遍，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姐，我们俩商量好了，不救了，我们没钱，也没人照顾，救过来妈也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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