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1年，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公然蔑视朝廷，说出那句被后世史家反复传抄的狂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十几个字几乎可以作为整个五代十国的注脚。
从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到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五十三年的中原王朝走马灯般翻了五次牌，史称"梁唐晋汉周"。在这段被欧阳修《新五代史》直斥为"乱世"的岁月里，秩序的逻辑只剩下一条：谁的拳头硬，谁就坐龙椅。
数字本身就在诉说这种残酷。仅仅五十三年间，中原五朝共出了十四位皇帝，其中能在皇位上正常死亡的，只有五个人，平均在位时间不足四年。
其中七位死于内部兵变或部将之手——朱温、朱友珪、李存勖、李从厚、李从珂、刘承祐、柴宗训：后梁太祖朱温被亲子朱友珪深夜刺杀于寝宫；后唐庄宗李存勖死于兴教门兵变，乱箭穿身后被伶人与乐器一同焚化；后唐闵帝李从厚二十岁被堂兄李从珂废黜缢杀；末帝李从珂兵败洛阳，怀抱传国玉玺自焚而亡；后汉隐帝刘承祐二十岁仓皇出逃，死于乱军之中；后周恭帝柴宗训七岁登基便被赵匡胤夺位。皇位不是天命，而是一桩九死一生的赌博。
更刺目的不是皇帝换得快，而是换皇帝的人是谁。五代的兵变，往往不是某个野心家精心策划，而是中下层士兵的集体行动。
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刘承祐诛杀朝中大将杨邠、史弘肇等人，又派使者去魏州刺杀枢密使郭威。
郭威被迫起兵反汉，打入汴京后他率军北征契丹途中行至澶州，士兵将一面黄旗撕下披在他身上，齐声高呼万岁，事先并无郭威授意。
十年后，同样的剧本在陈桥驿重演——禁军将领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黄袍由谁缝制至今仍是悬案。
士兵之所以主动"造皇帝"，是因为新天子登基照例要厚赏拥立功臣，跟对人就能加官进爵、瓜分财帛。皇帝，成了士兵手里的一桩生意。
节度使更是悬在皇帝头顶的另一把刀。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原是后唐河东节度使，为了从后唐末帝李从珂手中夺位，竟认契丹皇帝为"父皇帝"，并将具有战略防御意义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奉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
这道由今日北京、天津延伸至山西北部的天然屏障一旦失去，中原王朝在此后四百年里始终无险可守，直到明初徐达北伐才得以部分恢复。
喊出"宁有种耶"的安重荣本人，正是一个手握重兵、随时准备造反的节度使，他后来果然起兵反晋，兵败被杀，头颅被石敬瑭装入木匣送给契丹邀功。
追根溯源，这一切的种子在唐朝就已埋下。安史之乱后，朝廷靠分封节度使勉强续命，藩镇父死子继、不奉号令，俨然小朝廷；黄巢之乱将唐廷最后的体面撕得粉碎，朱温正是在镇压黄巢的军中崛起的节度使。
当唐哀帝在907年被迫禅位时，他交出的早已不是一个完整国家，而是几十块割据的碎片。在这种结构里，大一统、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尊皇、血统继位等中国古代常见的"政治正确"几乎是荡然无存的，剩下的只有最直白的事实：谁掌兵，谁说话。
冯道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位君主，被欧阳修痛斥为无耻，但在那个语境里，士大夫除了在不同军阀之间辗转求存，几乎别无选择。
赵匡胤是这一逻辑的最后受益者，也是最早的清算者。他亲历过郭威的兵变，又亲身经历过部下"黄袍加身"，深知再不打断这个循环，宋朝不过是"梁唐晋汉周"之后的第六代。他召赵普问道：从唐朝末世以来数十年，皇帝已经换了八个家族了，战争频繁不休不止，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赵普答以削藩镇之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十二字方略。
建隆二年，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开国宿将，半醉之际道出心事，次日诸将纷纷称病辞职，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
但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收复，宋军在对辽、对西夏、对金的战场上屡屡受制，从澶渊之盟到靖康之耻、再到崖山覆灭，"积弱"几乎成了后世对宋的固定印象。
五代十国从来不是一段可供消遣的权谋传奇。它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把"实力即正义"贯彻到底的极端样本，也是宋以后历代王朝最忌惮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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