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联邦法院陪审团5月13日晚作出裁决,令波音公司向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ET302空难遇难者、24岁的萨米亚·斯图莫家人支付总额达4950万美元的赔偿金。

2019年3月10日,机型为波音737MAX8的ET302航班从亚的斯亚贝巴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不幸于起飞6分钟后,坠毁于距离机场62公里的小镇德布雷塞特,包括8名机组人员在内的157人全部遇难,国籍涉及33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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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航空ET302空难完全是波音公司的责任。 事后调查显示,系统设计缺陷是导致这起空难的主要原因。

波音为了在不重新设计机身的情况下安装更大的发动机,对737 MAX的机力学结构做了修改,导致飞机在特定情况下容易抬头失速。为此,波音秘密开发了一套名为 MCAS的自动低头系统。但改动存在致命漏洞:该系统只读取飞机两侧其中一个“迎角传感器”的数据。空难发生时,正是因为左侧传感器故障发送了错误数据,系统误以为飞机要失速,从而在自动化程序的操纵下,疯狂且连续地强行将飞机机头向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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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难发生前,波音为了让这款飞机能快速通过审批并省下航空公司昂贵的模拟机培训成本,刻意在飞行员手册中删除并隐藏了MCAS系统的存在。事故发生时,飞行员在面对飞机疯狂自动下压时,完全不知道飞机上还有这么一个系统在和他们“抢夺”操纵杆。他们面临着无数虚假的警报和剧烈的机身颠簸,却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

空难发生后,波音最初曾暗示是“非洲飞行员水平不行、没有按照应急流程处理”。但后来的黑匣子数据和埃塞官方最终调查报告彻底打脸波音,因为即便按照手册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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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证实,埃航飞行员在短短几分钟内,完全且反复执行了波音官方给出的所有紧急处置程序,包括切断电动配平、改用手动轮控制。但由于当时飞机飞行速度极快,气流压迫导致手动配平轮重达上百斤,两位飞行员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在物理上转动配平轮,最终导致飞机以每分钟超过3万英尺的恐怖速度坠毁

由于证据确凿,波音公司在2021年已正式承认对埃航空难负有全部责任,并在法律层面上放弃了辩护,转入对受害者家属的全面赔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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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吗?怎么单拎出一个审?而且一直耗到今天?原因在这里:绝大多数遇难者家属已经通过“私下和解”拿到了赔偿,只有极少数家属坚决拒绝和解,选择通过公开法庭硬刚波音,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法庭宣判结果。

据报道,90%以上的家属已经通过“私下和解”拿到了钱。空难发生后不久,波音公司为了逃避公开庭审带来的声誉毁灭和巨额罚款,承认了飞机设计缺陷的责任,并主动向所有家属提出了私下和解协议,九成以上的遇难者家属 接受了波音的保密和解方案,私下拿到了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不等的赔偿金,并签署了撤诉和保密协议。因此,这些人的赔偿金额和过程是不公开的,不会出现在新闻中。

但是,有极少数家属“拒绝给钱了事”,坚决要公开公道。这次上新闻获得近5,000万美元巨额赔偿的,是24岁美国姑娘萨米亚·斯图莫的家人。他们坚决拒绝波音的私下和解,认为波音试图用钱掩盖罪行。于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打完了完整的民事诉讼程序,逼迫波音在全社会面前接受公开审判,最终拿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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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解决并非孤案。在这之前,另外一位拒绝和解的印度籍联合国女官员的家属,也在同一个法院通过全套诉讼程序,获得了陪审团判给的2800多万美元赔偿。

美国的民事侵权诉讼不是“大锅饭”模式,而是“谁起诉,就审谁的案子”。在斯图莫一案中,由8人组成的美国民间陪审团,是专门针对这名24岁女孩的人生价值、给父母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她在飞机坠毁前几分钟感受到的极度恐惧,进行单独量刑和计算的。在赔偿总额中,2100万美元为“生前惊恐痛苦费”,另外2850万美元为“家属悲伤补偿”。

由于其他人不在这场官司里,陪审团无权替别人判决。之所以新闻里每隔一段时间会爆出来一笔“巨额数字”,只是那几户硬抗到底、誓要通过公开庭审揭露波音管理层黑幕的硬气家庭,通过自身法律斗争赢得公开胜利,并拿到更高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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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T302坠机遇难者中有8名中国籍乘客,他们和绝大多数遇难者一样,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全部通过“庭外和解”的方式与波音公司解决了赔偿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通过保密和解拿到的金额,确实绝不可能比这笔4950万美元更高,而且通常会明显低于这个数额,因为庭外和解的核心是“妥协与折现”

包括8名中国家属在内的绝大多数家庭,选择的是更务实的庭外和解。在法律博弈中,和解意味着双方都要让步。打官司有极大的风险。如果坚持走完庭审,万一遇到一个保守的陪审团,或者波音在上诉中胜诉,家属可能打拼多年却拿不到多少钱。

同时,波音公司也有精明的算计。波音愿意在私下和解中给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业界普遍评估埃航空难的常规私下和解金在每人500万至1500万美元之间,条件是家属必须立刻撤诉并保持沉默。波音绝对不会在私下和解中给出5000万美元这种空难天花板数字。

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美国法律在计算赔偿时,非常现实地挂钩了遇难者的“未来财富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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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外和解时,律师通常会根据遇难者的年龄、生前的职业、收入水平、以及在母国的经济环境来量身计算“实际经济损失”。由于中国的薪酬标准和人均GDP与美国存在客观差异,在计算“未来收入损失”这一块,中国家属在精算模型中很难拿到像美国本土高端精英那样的社会高估值。

所以,中国同胞的家属拿到的是“确定、快速且极其丰厚”的体面赔偿,让他们和逝者都能尽早摆脱无休止的法庭折磨。

而斯图莫家人拿到的是“顶着巨大败诉风险、耗时7年、誓要揭露黑幕换来的正义溢价”。这笔4950万美元包含了他们对抗资本巨头的心血与代价,这也是绝大多数选择庭外和解的遇难者家属无法、也不愿去承受的经济和精神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