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这些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科技变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当前的世界两极分化，不仅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更重要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消失。
而在2026年的当下，中国中产面临的困境更为具体——曾经被当作段子的“中产返贫三件套”，早已升级为六件套，成为压垮无数家庭的稻草。
伴随ChatGPT等新一轮技术革命，最突出的问题在于降低了对白领数量的需求：分析师能写的PPT，机器也能写；会计能做的报表，机器也能做；咨询师能分析的股票，机器也能做。那么，这个时代还要白领做什么呢？这种职业危机，叠加中产自身的认知误区，让返贫风险进一步加剧。
上个月，招行发布了年报，有个数据挺有意思：三类客户中，只有一类客户的户均存款在减少。2022年，招行“金葵花客户”的户均资产减少了2万元，而私行客户和普通客户的户均存款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而“金葵花客户们”正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这一数据背后，是中产家庭资产缩水的普遍困境，而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更令人揪心：2025年全国挂拍71.9万套法拍房，平均折价率74.1%，意味着房子降价三成仍难出手，不少高杠杆买房的家庭陷入“负资产”窘境。
富豪们享受着全球放水下的货币狂欢，年轻人喊着“不婚不育保平安”，而加杠杆买房的中产们，却只能承受“失业、断供、逃离北上广”的“中年危机三件套”。
曾经的大厂骄子们，如今面临“降薪”和“毕业”二选一；VC们从投项目快进到投简历；失业的保时捷和奔驰车主，正忙着在网约车平台抢订单。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至2021年房地产狂热期流传的“中产返贫三件套”——高杠杆买房、太太全职在家、孩子读国际学校，如今又添了三个新坑：高息理财陷阱、跟风裸辞创业、为面子大方借钱，六件套凑齐了三四样，家庭基本就站在悬崖边上。
全世界中产阶级们，都被吹得东倒西歪了吗？中产阶级更像是消费主义的一场梦。各大机构对中产的划分标准，收入要求相差巨大。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这就给商家们发挥的空间，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中产阶级就此诞生。这种虚幻的定位，让很多中产盲目追求“标配”，最终踏入返贫陷阱。
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语下，各大品牌使出浑身解数，给人们编织了一个美好的“中产梦”，让无论是收入10万、20万、30万的白领们，相信只要穿上Lululemon、拎着LV、开着BBA，自己就是中产阶级的人士。
可这种靠消费堆砌的体面，背后往往是高杠杆和高风险，房贷占家庭收入超40%、配偶全职在家失去收入备份、为精英教育掏空积蓄，这些看似“中产标配”的选择，在经济下行期都可能成为致命一击。
但实际上，哪有什么中产阶级？按马克思的理论，有一部分人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依附于大资本，获取了超越底层无产阶级的财富，被称为“中等阶层”。
但他们并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本质依然是无产阶级。因此，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过是用来分化无产阶级的一个虚幻概念，它们就像泡沫一样，一触即破。这一点，从日本和美国的中产崩塌史中，就能找到清晰的答案。
世界各地的中产非常容易滑落。战后的日本，在经济腾飞和终身雇佣制的背景下，近90%的国民在民营调查中表示自己已经跻身“中产阶级”。兴奋的日本人还为此发明了一个新词，“一亿总中流”。工薪一族陷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迷梦，LV皮包、爱马仕围巾等奢侈品被视为跻身中产阶层的成人礼。
巅峰时期，日本人均拥有14个LV皮包，92%的女性都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LV。中产们大胆借贷，80年代的日本，消费贷增速比GDP增速还高，人均6张信用卡。
而日本中产们后来如何了呢？《2010中流阶级消失》《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等书纷纷问世。2006年，大前研一提出概念“M型社会”，他写道：“你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你可能已经从中流阶级沦落到下流社会而不自知。”
同样的中产返贫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在美国，中产阶级是收入负债比最高的群体。2001年到2007年，负债增长最快的就是中产阶级家庭。
2008年次贷危机，最先崩溃的自然也是中产阶级。中产们在金融证券和房地产上压了全部身家，然后在危机中血本无归，还在裁员浪潮中失去工作。
彼时，美国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次贷危机后，政府的救市资金几乎全用于挽救“大而不能倒”的大银行、大财团。危机从来只是中产的危机，对于顶尖富豪而言，这不过是一个低成本吞并小资本的绝佳机会。
而当下中国中产的返贫困境，与日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除了高杠杆买房，配偶长期不工作、精英教育回报率衰减，这两个老坑依然致命。
全职太太重返职场难度极大，家庭单引擎收入结构在裁员潮面前不堪一击；2025年回国求职的留学生中，硕士占比高达80.9%，海外商科硕士回国起薪甚至不如985毕业生，掏空积蓄的教育投入往往得不偿失。
更隐蔽的三个“新坑”，正在悄悄收割中产。
2026年，四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仅0.95%，焦虑的中产追捧年化6%以上的高息理财，却遭遇私募暴雷、数字资产理财跑路；中年裸辞跟风创业，尤其是餐饮加盟，2024年至2025年8月全国餐饮闭店654万家，大厂裸辞开奶茶店的多数撑不过一年；为面子借钱充大方，借出去的钱要么撕破脸要么打水漂，成为压垮断供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坑的背后，是2025年末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2%的历史低位，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被动调整，更是中产财富思维与时代发展的脱节。
当我们还在讨论中产是否分崩离析、走向下流化时，奢侈品集团们早已率先做出了他们的判断。疫情3年，奢侈品们纷纷调价，就为了筛选“真富豪”、劝退普通人。
在去年4月一份广为流传的会议纪要里，LVMH更是直白地为核心高净值人群定下一个堪称苛刻的门槛：个人年收入300万以上，或家庭年收入1000万以上。至于年入100万的大厂白领、陆家嘴的金融精英、写字楼里的都市白领们，都是要被剔除的“无收入人群”。
但如今经济下行期间，天平悄然开始倾斜，奢侈品集团们决定牺牲前者、讨好后者，毕竟，赚有钱人的钱，才能更加有钱。这个道理，是奢侈品集团早在几十年前就从日本中产阶层的集体崩塌中学到的。
高端消费大涨的背后，是经济波动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2022年，全球最大的100家奢侈品公司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1.5%。
当法国人民为抗疫延迟退休而罢工游行、冲进LVMH集团总部时，巴黎CAC40指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LVMH、欧莱雅、开云、爱马仕四家公司总市值接近1.04万亿美元，占该指数的1/3。
豪车市场也是如此，法拉利去年净赚近9.39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人买保时捷，买出欧洲10年最大IPO。疫情的前两年，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是此前20多年的总和，每隔30个小时就会诞生一个新的亿万富豪，但也有将近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人士暴增，而中产精英们奔着涨薪前往新加坡，酒桌上的两轮茅台还没下肚，就被飞涨的物价卷到匆忙逃离，徒留一句临别感悟：“舒服是留给超级有钱人的。”
新世纪初，社会学家三浦展用“下流社会”来概括日本的阶层状况：大量中产阶层在“父母是中流、孩子是下流”的代际交替中缓缓向下流动，人们生活温饱但不宽裕，用低欲望和廉价消费来自我麻痹。
与“下流社会”一同流行的，还有“格差社会”“M型社会”等等词汇。这些概念的背后，是同一句潜台词：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同样的魔咒，如今正在全球范围内生效，只不过换了个更新鲜的说法——K形复苏。其实中产破局并不复杂，核心就是去杠杆、留现金、强技能。房贷月供别超家庭收入四成，保留12个月应急现金，配偶保持再就业能力，投资守住认知边界，教育回归理性，这才是不确定时代里的确定性。
电影《饥饿站台》的台词成了真实生活的写照：“世界上有三种人，上层人、底层人，以及正在下坠的人。”一个比这更加残酷的事实是，贫富差距与阶层鸿沟只会越来越大，根源就在于财富积累的方式不同。
普通人靠打工赚钱，出卖劳动力和时间，决定了收入的上限；有钱人就可以用钱生钱，靠资产配置实现无限增长。辛苦奋斗的百万年薪，可能还不如别人的余额宝利息。返贫从来不是运气问题，而是认知问题，摆脱消费主义绑架，守住自身节奏，才能在周期浪潮中稳稳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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