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万人，十万人拿起了枪或跟着队伍走。到一九五一年，只剩四千多人。
这个地方，不在边关，也不在大城，就在四川东北的通江河边。可一九三二年冬天以后，中国革命在这里扎下了一根最硬的桩子——川陕根据地的首府，就设在通江。
话重不重，看数字就知道。全县二十三万人口，参加红军的有四万八千到五万人，参加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的又有五万人，支前群众超过十万人。
这是代价。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到川北。两个月后，通江县城里先后开了两次大会：一次是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一次是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会场定下来，牌子一挂，通江不再只是山城。它一下子成了川陕苏区的中枢。省委在这里，苏维埃政府也在这里。不到两个月，当地就发展党员二百多人，通江一地建立起一百七十多个各级党组织。
城小，摊子却大。省委管着二十多个县级组织，村一级组织铺到了四千多个。山沟里开始贴标语，开夜校，分田地，练队伍。打这天起，通江家家户户都和前线连在了一起。
人一动起来，局面就变了。
最见筋骨的，不在会场，在后方。红四方面军总部迁来后，战事越来越紧，伤员越来越多，枪炮子弹、衣鞋药品，全要从山里一点点抠出来。
于是通江县永安镇得汉城一带，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被服厂、铁工厂、草鞋厂、纺纱厂、工农银行，一个接一个办起来。全县能拧绳的拧绳，能打铁的打铁，能纳鞋底的纳鞋底。
沙溪镇王坪村那边，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也立了起来。病房不够，老百姓就把自家房子腾出来；床板不够，就把门板卸下来；一批伤员养好，转身又回了队伍。
光养兵还不够，还得养民。通江一边禁烟，一边修渠修路，组织生产。支前的粮食，最后送出了五千万斤。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几乎村村都有。
这才是底子。
可通江最叫人记住的，还是人。五万人参军，放在二十三万人口的县里，几乎是抬头就能见到穿军装的人。一个院子里，兄弟几个走了；隔壁门里，父子两个也走了。
有人跟着主力打仗，有人留在本地当赤卫军，有人抬担架，有人送粮。红军战略转移时，通江又有六万人随军北上。县里的青壮，像潮水一样往外涌。
往后呢？往后就是一仗接一仗。保卫川陕苏区的仗，长征路上的仗，西征路上的仗，能回来的越来越少。
三个兄弟，常常就剩一个。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毛浴古镇开会，墙上后来刻下了十六个字：“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
这不是空话。写下这十六个字的时候，通江已经把能给的都给出去了：人给了，粮给了，布给了，门板和房子也给了。山路上的草鞋印，一层叠一层。
可红军撤离以后，报复也来了。参加过红军、做过苏维埃工作的干部群众和家属，被清算、被追杀、被烧房、被霸产。只统计到的一部分，就有被杀害九百二十四人、烧房四百八十五间。
门一踹开，家就散了。
所以，通江后来出了将军，人们记得；可更该记得的，是那些没有名字的人。全县参军和随军的人里，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幸存下来的只有几千。到一九五一年，统计下来，仅四千多人健在。
这个数，冷得很。六万人走出去，五万多人没能回来。换到每一个村子里看，就是坟头多了，门槛空了，灶台前少了人影。
但通江没断。傅崇碧、何正文、陈彬这些后来授衔的将军，都是从这片山里走出来的。只是他们身后，站着的是更多没有军衔、没有照片、名字刻在碑上甚至来不及刻上去的人。
一九五一年八月，王维舟、余洪远率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川陕分团，到通江县王坪村祭扫烈士墓。山风从碑林间穿过去，吹动松枝，也吹过一排排名字。
王坪山腰上，那块“守灵石”还在。碑一层一层立着，路一阶一阶往上。走到尽头，再回头看通江河谷，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道水，只是当年出去的人，大半都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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