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第一枪系中共所为！日本右翼文人，篡改侵华历史有多无耻|关东军|右翼|国民|日俄战争|日本|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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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自民党在竞选中失败，结束了战后38年一党执政、“一党独大”的历史，标志着“55体制”的崩溃。

沦为在野党的自民党再也不顾什么“忌讳”，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堂而皇之地张扬起“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黑旗，其代表作就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1993年8月10日，新党首魁、八党联合政权内阁总理细川护熙在接见记者时说:

这里，细川虽然没有明确地指明“那场战争”的范围，但是，这毕竟是日本战后内阁首魁第一次公开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也是对执政38年来自民党战争观的否定和挑战，于是引起朝野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

细川讲话发表的第二天，自民党靖国关系三个委员会，即:“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以及“遗族议员协议会”立即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猛烈抨击细川的讲话，并于第二天，由“遗族议员协议会”座长原田宪为代表，向联合政权官房长官武村正义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细川立即收回讲话。

8月13日，三个协议会又联合召开总会，就细川讲话商议应对措施。

8月18日，三个协议会又决定成立一个对策研讨会。8月23日，再次召集三个协议会的正、副会长、顾问等会议，决定成立“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其宗旨是，细川“侵略战争”之讲话，以及联合政权“表明战争责任和谢罪”的意图:

会议还作出如下决议:

会议还推举原防卫厅长官山中贞则出任“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委员长，A级战犯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为事务局长(相当秘书长)。实际参加该委员会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76人，参议院议员29人，总计105人。

1995年8月15日，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由展转社出版了代表自民党战争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同时，也可以明了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为什么聘请这些人充当讲师。

中村粲

独协大学教授，历史学者，“昭和史研究所”的头面人物，其人自称是“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代表作《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展转社，1990年)。从70年代初开始，他掀起批判NHK和朝日新闻社“歪曲报道”的运动，指责这些新闻媒体宣扬“自虐史观”。并坚决反对中日恢复邦交，因此被台湾当局奉为座上宾。1975年以后，他每年带领学生参拜靖国神社，入自卫队“体验生活”。是位“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死硬派。他亲自作词写了一首“大东亚圣战之歌”，制成光碟到处兜售。2000年在金泽市树起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也是他伙同阪垣正等人撮成的“杰作”。

冈崎久彦

大连出生(1930年)，曾任日本驻泰国和沙特大使，多年从事外交官活动，代表作《百年的遗产——日本近代外交史》等。其人现成立一个“冈崎研究所”，从事国际政治关系和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他的战争观是坚持日本的“自存自卫说”和“亚洲解放说”，支持和赞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2001年，他还作为执笔者之一，参与了西尾干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

名越二荒之助

原“帝国军人”，直接参加过侵略战争，战后一度被抑留在西伯利亚。著有《从世界看大东亚战争》、《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等，是个死抱着“天皇主义”和“大日本帝国”僵尸不放的顽固派。

中岛慎三郎

1939年应征入伍，直接参与了侵略中国、东南亚的战争，著有《让亚洲苏醒的大东亚战争》，同名越二荒之助一样，他的战争观依旧是战争时期日本官方宣传的那一套。

田中正明

也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曾任南京大屠杀事件首犯松井石根的秘书，并在战争中效力于大亚细亚协会、大日本兴亚同盟等右翼组织。他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始作俑者，在80年代初就抛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全面否认日军在南京的罪行。他还纠集右翼团体成立一个“历史修正协议会”，进行颠倒、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各项作业。

富士信夫

战争期间曾任海军少佐，战后在第二复员省工作期间旁听了东京审判，后着手对东京审判进行“研究”，代表作《我所见的东京审判》，指责该审判是“战胜国单方面的审判”，是“不义的审判”等。

总山孝雄

“帝国军人”出身，曾任近卫步兵第四联队通信中队长，也是一位直接参与侵略战争的人物。战后从事牙医工作，却“不甘寂寞”，著有《从弱肉强食到平等共生时代》、《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与日本人的心》等，表现了他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情有独钟的情结。

西尾千二

高桥史朗

明星大学教授，从事教育学研究。他是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聘请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在学生时代，他就加入了右翼宗教团体“生长之家”。中曾根上台后成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委员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该会积极主张改革日本的教育，特别是要从改革教科书入手。他又是藤冈信胜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副会长级人物，同时，又与西尾干二共同组建了“编纂会”，著有《天皇的教育》等。

小堀桂一郎

明星大学教授，“编纂会”骨干之一。早在1986年，其人就作为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新编日本史》编写组成员之一，参与了这部被称作“天皇的教科书”的编写。他始终认为“日本现行的教科书如同敌国编写的反日宣传品的翻译件，是造成社会破局的最大责任者”，坚决主张修改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东京审判资料刊行会”，把东京审判期间辩护方提出的、但被法庭驳回的资料汇编起来，从批判东京审判的立场出发，出版了一套《东京审判驳回资料汇编》。他的代表作是《别了，败战国史观》。

西部迈

《发言者》杂志的主编、评论家，“编纂会”理事。其人并非历史学者，但对东京审判似有“研究”，他认为，在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没有一部审判“侵略”的国际法，所以，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等等。

佐藤和男

青山院大学教授，法学研究者。战后50周年之际，为了阻止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他伙同日本原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盗用日本国民的名义，成立一个“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出版了《世界裁判东京审判》、《亚洲共生祭典》、《走向自由和独立之路》等著述，拍摄了《独立亚洲之光》、《自由亚洲之荣光》等影片，不遗余力地为“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

江藤淳(已故)

作家、评论家。此人从70年代初开始批判美国的占领政策，指责美国当局在占领期间实施“新闻封禁"，控制舆论导向，压抑了日本人的自由。他还是掀起“日本有条件投降论”争议的第一人，他认为日本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投降，军队放下武器不等于国家的无条件投降等。他的谬说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批判。

再从年龄分析，19人中70岁以上者10人，占53%。其中有5人是直接参加侵略战争的一代，其他5人也经历过战争。他们在骨子里对日本战败投降耿耿于怀，对“大东亚战争”感怀不忘。

另外，19人中除5名“帝国军人”外，至少有8人是“编纂会”的骨干成员，内中有5人直接参与了《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西尾干二、高桥史朗、冈崎久彦、长谷川三千子、松本健一)，中村粲、佐藤和男等人虽然没有加人“编纂会”，却是“编纂会”可靠的“同盟军”。

如何称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日本朝野以及学术各界历史观的重大分歧点之一。

在《总结》中，中村的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日俄战争是解救亚洲的战争”

中村称，明治时期“日本的最大威胁来自俄国”，“俄国是一个非常的、具有侵略体制的国家”。

而中国和朝鲜软弱“才招致俄国的侵略”，所以中朝两国也负有“战争责任”:

在这里，中村无视历史发生的基本事实，从假设出发，为明治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贴上“自存自卫”的标签，美化日俄战争是“为了拯救亚洲的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

他还说:

(二)二十一条“并不过火”

中村认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背景是为了确保“在满洲的权益”，因这些权益是“日本根据朴次茅斯条约以及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所得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排日以及英美的介人，使这些权益得不到保证”，“当时日本并没有领土要求和驻兵权”，也“没有特别要求新的权益”，日本只是“为了确保日本人的生存权益”，因为:

一个后起的东洋帝国，把刀架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要这抢那，旨在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当时就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强烈抨击，而出自中村粲嘴里却像是在市场上做一笔小生意，轻松得令人难以置信。更荒唐的是，中村竟称“日本人是个领土欲望极小的民族”。

远且不论，近代以来日本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霸占大半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不知中村氏作何解释?

(三)“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人的愿望”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中村的观点同当年的关东军没有什么两样。

他认为：

这段话是货真价实的强盗逻辑，即：因为“白人世界排斥日本移民”，而“满洲新天地”又可以安排“百万人口”，所以日本才人侵中国东北。如果不是白纸黑字，人们绝不会相信，这竟然出自一位堂堂学者、大学教授的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