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史书中，“楼兰”之名如雷贯耳：它是中原经营西域的重要大本营，那里发生的刺杀与封侯的故事彪炳史册；同时，它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邦和中转站，因汇聚着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而闻名于世。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对楼兰的具体模样、详细信息一无所知，它的位置在哪里、物产如何、风土人情又是怎样，都渐渐随着历史的远去而成了一个个谜题。在人们心目中，“楼兰”逐渐仅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成为一个朦胧的、“熟悉又陌生”的意象。
1900年，斯文·赫定无意间开启了楼兰考古发现的进程，人们逐渐揭开了这个西域古国的神秘面纱。可以说，对楼兰历史的认识，完全是考古学家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现来推进、通过一笔笔的书写来不断形成的。不过，普通公众对楼兰的了解仍多来自早期西方探险家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察。事实上，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对楼兰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科学系统的考古工作，极大推进了考古学界对楼兰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晓露长期从事楼兰考古，近日，她的《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刊行。本书以大量科学、准确的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为依据，向读者展示楼兰的概念、地理、历史、人群、丧葬、民族融合等各个方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陈晓露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大众对楼兰的误区以及楼兰考古的最新成果，以下为访谈正文。
陈晓露教授
澎湃新闻：您是怎么走上楼兰考古这条道路的？
陈晓露：我从小就很向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西北边疆。上大学本科时，我学的就是考古专业。大三那年，学校开了一门选修课《丝绸之路考古》。上完这门课，我对西域的多元文化就更着迷了。按照学制的要求，大三要完成一篇学年论文。于是，我就找到那门课的授课老师林梅村先生，希望请他指导我。林老师是西域研究的专家，他平生最着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楼兰。答应指导我的学年论文后，林老师先去了解了一下我的田野考古实习情况。这是我们的特别训练项目，即考古专业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有半年是需要到考古工地去直接参与发掘。在实际的发掘中，学生的个人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比如耐心、观察力、动手能力，甚至对文物的直觉判断等等。林老师听说我在工地负责所在小组的图纸清绘和资料汇总，便为我的学年论文指定了一个整理楼兰佛寺遗址的题目。这处遗址是20世纪早期西方探险家发现的，当时的调查方法、记录手段等都不够完善，资料本身的系统性、科学性有所欠缺。而考古绘图要求的沉静、细致，正是整理这类资料所需要的。而且佛寺遗址中有很多图像材料，也正好可以发挥我的特长。这篇学年论文写完后，林老师还比较满意，便建议我继续将研究扩展到整个楼兰考古领域，包括墓葬、城址、建筑、艺术等等材料，于是我便这样一路走了下来。从本科到博士毕业后成为一名考古研究者，我的研究领域一直围绕着新疆和中亚考古，楼兰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关注视野。
楼兰故城遗址
澎湃新闻：请您谈谈楼兰遗址的“发现史”。今天我们说起楼兰考古，有哪些误区最值得被纠正？
陈晓露：由于唐诗“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脍炙人口，中国人对这个汉代的西域小国似乎都不陌生。不过事实上，在王昌龄吟诵这句诗句的时候，楼兰就已经是遗址了，它是直到20世纪才被现代人重新发现的。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时，意外发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楼兰古城，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也正式开启了楼兰的考古时代。在那之后，英国的斯坦因两次进入罗布泊地区，对那里约20处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并以楼兰的首字母L将这些遗址编号，LA、LB一直到LT，这套编号系统我们今天也仍在使用。虽然斯坦因的发掘方式并不规范，也造成了文物流失，但客观上也留下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我们中国学者真正走进楼兰、开展自主考古工作，是从黄文弼先生开始的。上世纪30年代，黄文弼先生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一员，在罗布泊发掘了土垠遗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的考古方法触摸楼兰，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本土考古记录。同时，同在这个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那些奇特的船棺、保存完好的古尸，把楼兰的历史上溯到了青铜时代。
而真正由中国考古学者主导、系统、科学、全面地开展楼兰考古，是从1979年之后开始的，我们的考古工作者重新进入罗布泊，对古墓沟墓地、楼兰古城、平台墓地、孤台墓地等等重要遗址逐步开展调查、发掘，一步步纠正过去的错误认知，一点点还原真实的历史。20世八九十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与日本学者合作，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十余年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尼雅虽然不在罗布泊核心区，但也处在楼兰鄯善王国全盛时期疆域范围之内，因此属于广义楼兰考古的一部分。中日联合考古队的工作获得了包括精绝王陵、尼雅佛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等等大批重要遗存和文物，极大推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古代西域的认识。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又重启了小河墓地的系统性发掘，将这个遗址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对于青铜时代的罗布泊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并且揭示出西域早期文明的很多重要线索，再次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到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蓬勃发展，楼兰考古也得益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罗布泊多学科综合科考、考古中国等大型工程项目，例如咸水泉古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等新遗址的发掘，都在不断刷新我们对楼兰的理解，楼兰考古直到今天，依然在向前推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经过长期的传播和积累，大众对楼兰形成了很多浪漫化的想象，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误区，有必要被澄清。第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楼兰古城，也就是编号为LA的古城遗址，由于遗址的名字在最初被定为了“楼兰古城”，让人很自然认为它就是汉代楼兰国的都城，其实并非如此。就目前看来，这座古城遗址的主体遗存属于魏晋时期，比汉代“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历史事件要晚好几百年。至少我们现在“楼兰古城”看到的这些遗存、这些断壁残垣，不是汉代楼兰留下的。而汉代楼兰国王城，我认为另有所在，可能就是新发现的咸水泉古城。
第二个误区是，在媒体的常见描述里，楼兰是一夜之间神秘消失的，好像有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整个城就不见了。但从考古材料来看，我认为楼兰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环境变化、水系改道、丝绸之路线路调整、区域政治格局变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慢慢走向衰落，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瞬间消亡。
第三个误区是，唐诗里的楼兰不同于史家对真实历史的记载，“不破楼兰终不还”更多是唐代诗人借用楼兰这个符号，抒发边塞豪情，并不是在记录当时真实的楼兰情况，我们不能把文学意象直接当成历史事实。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偏差，就是很多人觉得楼兰是一个孤立的、偏远的异域所在，可考古证据恰恰证明，楼兰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中亚文化等等交汇融合的枢纽，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从汉代开始，中原的制度、文化、技术等等方面就已经影响和渗透到了这里，成为楼兰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请您介绍一下楼兰考古几个主要遗址的情况。“小河人”与后来的“楼兰人”有什么关联？
陈晓露：楼兰地区最著名的遗址是编号LA的楼兰古城，即斯文·赫定20世纪初在罗布泊重新发现的第一座古城。由于古城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楼兰”的字样，便被当时的人们误认识是西汉时期楼兰王国的都城所在。这座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南部，平面大致呈正方形，边长330米，城墙走向与正方形呈一定角度，可能是为了顺应当时的盛行风向。城中有一条古水道从西北角到东南角穿城而过，与城外的干河道相连，这应该是城内居民的主要供水来源。城内制高点是东北部的佛塔，也是目前楼兰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周围还有一些木构建筑，说明城内的宗教活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城中心略偏西南位置的一处土台上残留城中唯一一座以土坯垒砌的大型建筑，其中一小部分由三个长条形空间毗邻构成，俗称“三间房”，里面出土了大量木简和纸文书，内容带有官方管理色彩，由此可知这处建筑就是魏晋时期西域长史的官署所在，而古城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西域长史府，即汉晋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城中出土的《李柏文书》，就是由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所写的信件手稿，其人曾见诸正史《晋书》的记载。从城内发现的遗物来看，这座古城应该在东汉时期已经存在，曹魏到西晋前期形成了目前所看到的形制，废弃于前凉时期，城中出土木简所见的最晚年代是前凉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
楼兰古城“三间房”遗址
另外一处重要的古城遗址是咸水泉古城，它位于楼兰古城西北约60公里处，距离孔雀河河床约2公里左右。古城坐落于黄土台地上，原平面应为圆形，直径300米，但仅有南半部墙体仍断续保留着。经解剖发现，墙体是就地取材修建，栽立木柱为骨，再填以沙土、胶泥块、红柳枝构筑而成，城内出土的遗物也多在汉晋时期。相对来说，筑城采用圆形平面，是古人较为自然的选择，世界各地早期城址多随形就势而呈圆形，圆城在罗布泊地区也更有利于抵御风沙。而崇方是汉文化的传统，西汉的城市、陵墓、宫殿等大型建筑多采用方形，西域凿空之后流行的方形城址，可能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例如，楼兰古城东北20多公里处的LE古城，平面就接近130米见方的正方形，方向基本是坐北朝南，墙体夯土板筑、间以柴草城，和敦煌汉长城的修建方式完全一致，应该就是采用了汉地筑城技术修建而成的。我们知道，楼兰王国在汉人进入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楼兰城应是本地居民修筑。就这一点而言，咸水泉古城的修筑技术表现出更多本地传统，作为西汉时期土著楼兰城的可能性更大。而位于今尉犁县境内的营盘古城遗址，平面呈现为规整的正圆形，体现出较高的测量技术，应为有意为之，这可能是另一座土著居民修筑的古城——墨山城。
LE古城遥感图像
还有一处遗址与楼兰城有关，就是位于若羌县城南戈壁滩上的且尔乞都克遗址。遗憾的是，这座古城保留状况很差，今天地表已经几乎不见踪影。斯坦因、橘瑞超、黄文弼等中外许多学者都曾考察过这处遗址，但由于遗址的毁坏速度很快，每位学者观察和记录的情况都不一样，相互差距很大。不过，众多学者都提到了这座古城部分城墙用石块垒砌、此外还残存部分以土坯修筑的墙体。从这一信息来看，古城显然存在多次修筑的情况。根据《新唐书》和敦煌出土的地理文书记载，唐代曾经有粟特人到达楼兰并修建了一座石城。从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周边地区的城址中，使用石材的仅有且尔乞都克一座，因此它很可能就是粟特人增筑修建的那座石城，而在被增筑之前，它本是土坯垒砌的楼兰城。
但这座城并非张骞报告中提到的“临盐泽”即罗布泊边上的那个楼兰城，而是楼兰更名鄯善、迁都后的新国都，名为“扜泥城”。根据史书的记载，由于楼兰总是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汉昭帝与首辅霍光决定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便于元凤四年派出使者傅介子，一举刺杀了楼兰王，扶持了新的国王，此举即唐代诗人反复吟咏向往的“刺楼兰”事件，这也是西汉王朝经营西域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此后中原以楼兰为前站，逐步经营，最终设立西域都护府、确立对塔里木盆地的有效管理，后续的所有举措正是从刺楼兰开始。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汉廷清楚，仅靠一次斩首行动并不能完全扭转局面，要取得政治上的成效，意味着扶持亲汉楼兰王的同时，必须配套相关的军事乃至文化措施。因此，汉昭帝不仅将楼兰的国名更换为了汉文化色彩浓厚的“鄯善”，还为新楼兰王“刻印章，赐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采用联姻、赏赐、祭祀仪式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办法，在楼兰建立汉文化认同。这一系列做法中，与遗址直接相关的就是迁都行动，新王在距离原楼兰城较远的地方营建了新都“扜泥城”。且尔乞都克古城应该就是这座新都城所在。
在送新王回楼兰（鄯善）上任的同时，汉昭帝还贴心地派遣了一支军队去保护他，让新王得以“依其威重”、有所倚仗。这支军队驻守的地点叫做“伊循城”，“其地肥美”，汉军“田伊循以镇抚之”，也就是在这里开辟屯田，既能够自给自足、不增加楼兰的负担，同时还能保护新王、并为汉廷的后续经营奠定基础，三全其美。这座屯田的伊循城，可以想见，在距离上应该距离新都城也不远。且尔乞都克遗址周围，确实存在一处遗址——米兰古城，其周围发现了大面积的古代灌渠，可能就是汉军所在的伊循城以及屯田的遗存。另外，米兰古城附近发现有大量汉晋时期的佛寺遗址，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那里正是楼兰（鄯善）人的主要活动区。因为东晋时期高僧法显西行求法时曾路过鄯善，提到了那里佛教十分兴盛，“国王奉法，有四千余僧”。这些佛寺遗址中还保留着非常精美的壁画，包括一些被称为“有翼天使”的形象，表现出中亚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是佛教传播的直接证据。不过，米兰古城目前地表的遗存主要属于吐蕃时期，可能是在吐蕃占领罗布泊时又重新利用了这座古城，把它修筑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
米兰佛寺壁画
除了汉唐时期的遗存外，楼兰地区还有一批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位于孔雀河下游的一条支流旁，20世纪30年代由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当时考古队员随意地把条无名支流叫做“小河”，没想到后来竟然就在这里找到了罗布泊乃至塔里木盆地最为古老的遗址。后来，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这处遗址，揭示了楼兰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面貌。整个墓地坐落在一座椭圆形的大沙丘上，从下到上层层叠压，共有五层墓葬，年代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由于气候极度干燥，小河墓地出土的船棺、毛织物、牛皮、木雕人像等遗物，都保存状况极好，墓主人大多高鼻深目，皮肤、头发清晰可见，似乎就像刚刚埋葬下去一样。保存最好的一具女性墓主，出土时就被冠以“小河公主”的称号。另外，这处墓地表现出强烈的生殖崇拜色彩，男性墓主人棺前竖立象征女性生殖器、涂成黑色的女阴立木，女性墓主人棺前则竖立涂朱的男根立木。整个墓地中心，有一座使用了十分考究的泥壳木棺的墓葬，显然胜前地位显贵，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女性，根据DNA检测发现，她与周边好几座墓葬的墓主人存在寝园关系。发掘者推测，在生存条件恶劣、环境严酷的青铜时代，这位老妇人正是由于强大的生殖能力，生育了较多的子女，因而获得非比寻常的地位，因此称呼她为小河墓地的“老祖母”。
小河墓地俯瞰
小河公主
古墓沟墓地是和小河墓地同属青铜时代的另一处墓地，属于同一文化发展阶段。这处墓地中的高等级墓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身份，即地表栽立十分宏大的标识：先是用粗大的胡杨木一根接一根紧紧排列成七圈，再在外侧排成向外辐射的射线状，整体呈现为太阳的形状。这类墓葬一共有6座。在资源匮乏的罗布荒漠中，每座这类墓葬所用的胡杨木可以达到上百根，其豪华程度令人咂舌。不过，与小河墓地不同的是，古墓沟的高等级墓主人却都是男性。两处人群可能采用了不同的性别优势发展路径。
古墓沟墓地
至于小河人和后来的楼兰人、鄯善人，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同一批人群，应该并不存在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小河人生活在青铜时代，以狩猎、采集、畜牧牛羊为生，也经营一定程度的农业，种植小麦、粟米，有自己独特的葬俗、信仰和生活方式；而我们文献里所说的楼兰人、鄯善人，生活在汉晋铁器时代，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绿洲社会，有田畜、有贸易、有较为完整的政治制度，还有佛教信仰，两者之间相隔了上千年的时间，文化面貌、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都完全不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罗布泊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在同一个绿洲舞台上，先后演绎了属于自己的文明篇章。简单来说，小河人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居民，此后的去向目前我们仍不知所踪；而楼兰人是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兴起的新的文明群体，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血脉延续或者文化传承关系，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古代人群。
澎湃新闻：从考古成果看，您能否尝试描绘1-5世纪楼兰鄯善人的大致生活图景？
陈晓露：如果穿越回公元1到5世纪的楼兰鄯善，我们会发现，它和今天荒凉、偏僻的遗址完全不同，应该是一个热闹、多元、充满烟火气的丝路枢纽节点，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我们一样，有日常的琐碎，有对生活的期盼，有对未来的向往。首先，从人来看，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多元群体，有楼兰本地人，有从中原来的屯戍将士、吏卒，还有临时停驻过往的使者、商队、僧侣，来自贵霜、粟特、安息、粟特、印度等地。从文化上来看，更名鄯善以后，新王尉屠耆曾在长安生活很长时间，并有汉昭帝赐婚的汉廷宫女为夫人，他们从长安带回来的“车骑辎重”、衣冠服饰、日常用具等等，汉地生活方式被直接地传播到了鄯善。特别地，和他们一起回到楼兰的，还有一支保护他的军队，由一位司马率领。因此，楼兰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中原的官制律令、行政方式的影响。到了魏晋时期，西域长史府就设在楼兰，出土文书中记录着当地公文往来、物资调配、人员管理、边境巡查等各种事务，表明汉文化的社会秩序影响到了楼兰，和本地原有的规范体系融合到了一起。由于这种多元传统的融合、大量外来人群的存在和彼此交流，楼兰鄯善的社会氛围应该是比较包容开放的。
其次，在经济和物质生活上，楼兰鄯善人应是混合了绿洲农耕、畜牧养殖和商业贸易的多种形式。有些人“随畜牧逐水草”而居，蓄养驴马骆驼，有些人种植农业、经营田作，尽管楼兰总体上“地沙卤、少田”，但仍是有一些较为肥美的土地可以耕种，考古中发现的小麦、糜子、青稞、谷物等粮食和核桃、桃子、葡萄等瓜果经济作物都不少。在伊循屯田戍卒也会把中原先进的牛耕、犁铧、灌溉等技术传播过来，提高当地的农业水平，使得粮食产量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本地的手工业发展到了较高的程度，“国出玉”、“能作兵”，此外从考古发现来看，楼兰的制陶、毛麻纺织、木器加工等技术都抵达了相当的水平。最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得楼兰很自然成为中转贸易的集散地，虽然商业规模未必很大，但商品丰富程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印度的棉花、香料，中西亚的宝石、玻璃器等等在楼兰都可以见到。
最后，在精神生活上，楼兰是早期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其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或许不亚于龟兹、于阗。法显西行求法时，曾专程到访鄯善，提到“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考古发现，楼兰古城内外遍布佛寺、佛塔，且古城西北几公里处还有一处佛教建筑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木雕。米兰佛寺遗址中装饰着大量精美的壁画，壁画题材除了信徒们礼敬的佛像、观想的各种佛教故事画外，还描绘了大量世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包括他们手持各种乐器、饮器欢度节日的画面，表现出高超的技法，由此来看鄯善人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特别的是，鄯善佛教深刻地嵌入到了世俗生活中，许多僧侣过着和普通老百姓类似的生活，他们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拥有大量财产、买卖土地、参与商业活动。楼兰一座高等级墓葬中，墓主应是一位当地上层人士，是直接使用了礼佛和法轮的图像来做壁画装饰，表明自己的佛教信仰。鄯善全盛时期，其疆域内精绝、且末等各个绿洲都存在一个僧团，他们共奉楼兰绿洲的僧团为首。尼雅遗址的一处佛寺，出土了大量与政务谕令有关的文书，说明这里的僧人深度参与了精绝王国的政治生活，可能拥有着“国师”一类的地位。在交流方面，楼兰人原本是不诉诸文字的，但受到汉人的影响，用文字来记录信息、沟通交流、上传下达的形式逐渐流行。一些上层贵族的汉文化程度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相互之间能够以典雅的汉语交流，“仓颉篇”这类识字课本在尼雅出土过。在东汉末汉人退出西域后，鄯善人便引入了掌握文字技能的贵霜人来填补这一空白，担任各种文书记录员，因此这一时期大量佉卢文文书大量出现。
佉卢文木牍
我们可以想象鄯善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清晨，农民们走向田地耕种，开始一天的劳作；牧民们驱赶着羊群，走向戈壁滩中水草较多的地方；工匠走进作坊，开始制作陶器、冶炼兵器或农具；烽燧上的值守士卒，用木简记录着边境的情况；城内市集上，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商人交换着货物；佛寺里，僧侣引导着世俗信徒们向右绕行礼拜佛塔，向其解释寺内壁画所讲述的佛教道理；留在家中的女性，在土木结构或土坯垒砌的房屋里，用羊毛、罗布麻纺线织布，为家人裁剪衣服，用木器、漆器盛装饮食、水果、酒水，富贵人家的妇人还会对着中原式的铜镜描眉化妆，佩戴着印度、伊朗舶来的珠宝首饰；孩子在来自中原或贵霜的老师的教导下，学习汉字或佉卢文的书写；如果有老人过世，家人会根据他生前的信仰情况，可能会办一场佛教法事，或是按照中原的习俗来安葬。所有的鄯善人，在荒漠与绿洲之间，在干旱、常年风沙的环境里，靠着自己的智慧和韧性，耕种、放牧、经商、戍守、礼佛，把日子过得安稳、充盈、踏实。他们并不神秘，而是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柴米油盐的普通人。
夕阳下的楼兰佛塔
澎湃新闻：如何把楼兰的几个遗址与史籍记载的几个城市相对应？
陈晓露：如前所述，楼兰古城遗址，遗址出土遗物的年代集中在东汉到魏晋时期，可以认定它是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所在，这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城中出土《李柏文书》等汉文官方文书可以证明它的属性，是中原管理西域的核心据点。咸水泉古城遗址，特征符合本地土著城郭的特点，年代可能可以早到西汉时期，地理位置处在罗布泊西北，诸多特点与文献记载中的楼兰王国都城相符。位于若羌附近的且尔乞都克遗址，地理位置、遗存特征和规模都与唐代地理文书的记载吻合，可能是鄯善国都城扜泥城所在。它附近的米兰古城，周边发现有大量灌溉遗存，可能即汉代设置的重要屯田重镇伊循城。但它保留下的遗存年代偏晚，是这一对应关系的最大疑点，未来通过更精细的考古发掘，应该能够得出更明确的结论。
《李柏文书》
需要说明的是，考古材料天然具有破碎性，实物遗存出土时是残缺的、零散的，信息只是片段的、非连续的、破碎的，它是在物质的生命周期里随机形成的。尽管都是历史的痕迹，但考古遗存和文献史籍的形成具有完全不同的过程，人们对二者的认识也各有独特的逻辑，所以它们并不是一定可以对应的。只能说，综合考古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出土文物的特征等多方面考虑，楼兰考古发现的几处城址和史籍记载的部分城市存在联系，或许可以对应；虽然目前仍不能完全确定，但这一研究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楼兰鄯善历史的演进脉络和时空格局。
楼兰壁画墓
澎湃新闻：从考古学的视角看，楼兰考古有哪些独特之处？
陈晓露：楼兰考古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体系里，有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种独特性，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历史跨度、保存条件、文化属性所共同决定的。首先，楼兰考古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时间跨度较大，从四千年前后青铜时代的小河文化，到汉晋时期的楼兰鄯善城邦文明，再到后来的逐渐衰落，覆盖了罗布泊地区文化演进的全历程。我们可以通过楼兰，看到一个绿洲文明从萌芽、发展、繁荣到衰落的全过程，这种完整（虽然并不连续）的文明序列，在很多考古遗址里是很难见到的。
其次，楼兰是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文化交汇枢纽之一，它处在中原农耕文明、欧亚草原游牧文明、中亚绿洲文明、南亚佛教文明的交汇点上，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技术、信仰、人群，都在这里碰撞、融合、沉淀，我们在楼兰的文物里，既能看到典型的中原器物，也能看到草原文化的纹样，还能看到中亚、南亚的艺术风格，它是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核心、最直观的样本。
再次，楼兰的保存条件极为特殊，罗布泊地区极端干旱的气候，让很多在其他地方早就腐烂消失的有机质遗存，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木简、织物、毛毡、木材、干尸、壁画，甚至是粮食种子、植物枝条，都能跨越千年保留至今，这让我们在很多方面能够精准地复原古人的生活细节，这是很多其他地区的考古遗址无法比拟的。
第四，楼兰考古实现了文献与考古的高度互证，我们既有《史记》《汉书》等传世史书的明确记载，又有出土的汉文简牍、佉卢文文书等第一手文字资料，还有大量实物遗存，多重证据相互支持补充，让楼兰的历史脉络清晰、准确、可信。
第五，楼兰考古的学术史本身也极具代表性，它从早期西方探险家主导，到中国学者自主介入，再到今天我们全面系统、科学规范地开展研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清晰的道路，是中国考古走向科学化、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最后，楼兰还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属性，它从唐代开始就成为中国人诗歌中一个独特的意象，承载着边塞豪情、历史想象，直到今天依然是大众最关注的考古话题之一，它既遥远又亲近，既神秘又真实，既具有专业学术研究的深度，又能走进普通人的心里，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楼兰这种学术价值与大众影响力的完美结合，也是其他遗址很难比拟的。
楼兰出土的彩绘木棺
澎湃新闻：今后楼兰考古还有哪些新方向？
陈晓露：楼兰考古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我们刚刚走到一个更精细、更深入的新阶段，未来还有大量的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首先，未来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楼兰鄯善都城的精准定位与年代序列梳理，虽然我们目前有了候选遗址，但LA、LE、咸水泉古城等遗址的精确年代、功能分工、都城变迁的完整过程，还需要通过更系统、更科学的考古发掘来最终确定。
其次，早期人群的源流和去向，是楼兰研究中的另一个核心课题，古DNA技术和科技手段的介入，已经为小河人的来源指明了新的线索和方向，而相关的材料还远远不够，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第三，罗布泊历史时期的文化演进研究，也是未来的亮点之一。近几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孔雀河下游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与唐代边疆管理相关的遗存文物，填补了此前对这一时期认识的空白；地理学、环境学学者对罗布泊的大型科考结果也显示了宋元明时期这一地区河道曾有过较大变动，人类活动也曾相当活跃，历史时期的人们如何适应环境，如何调整生存策略，也会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最后要强调的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多学科交叉已经成为主流方式，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研究已经深度结合、密不可分，让我们的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模糊走向精准。除此之外，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文化遗产保护、历史阐释、公众传播，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会在整理一百多年来楼兰考古历程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纠正偏差，会把专业的研究论文，转化成大众能听懂、能读懂、能感受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楼兰、理解真正的历史；考古工作本身就是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让这些珍贵的遗址能够长久留存，让人们能更好地从认识过去、反思历史中面向未来。楼兰的文明从来没有真正失落，那些沉默在风沙里的遗迹、文物，一直在等待我们去聆听、去解读，我相信在未来，楼兰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它的四千年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书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