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多年前在“覃仕勇说史”上发布了《那架三叉戟是怎么坠毁的？40年后，原山海关机场参谋长说出了原因》一文，文中根据由舒云整理、佟玉春口述发表于《党史博览》2012年第10期上的一篇回忆性文章，着重讲到了飞机起飞前的一个细节：飞机在起飞前遭到了两辆油车拦堵，因为强行起飞，右翼被油车顶上的铁盖儿刮了一下，飞机铝皮、灯罩等被刮落了。
佟玉春时任山海关机场参谋长，那两辆油车就是他安排前往拦堵的。
在这两辆油车上的分别是油料科长王学高和一个老司机、油料排长王敬之和新兵蛋子刘三儿。
佟玉春分析：三叉戟专机右翼被油车盖儿上的铁棍撞开了一个口子，飞行了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越裂越大，造成了飞机右翼底下那个加油口起火，致使飞机坠毁。
事实上，老覃在前些天发布的《九一三事发，毛主席已明确指示“放人”，林彪为啥注定命归大漠?》一文中也说了，256 号三叉戟这次外逃，属于强行起飞，缺人、缺油、缺领航，活脱脱的“带病裸飞”，是注定飞不到安全目的地的，在直线约1100 公里，油量已见底，迫不得已野外迫降的情况下，等于是赌命，结果也的确如此——机腹擦地、翻滚、爆炸，无人生还。
话说，按当年空军专机规定，256 号三叉戟飞机标准空勤机组应为5 人制空勤：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庭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
另外还有三名随机机务人员，即机械师李平、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
另外还应该有一名空乘：服务员魏秀玲。
即是9 人机组。
但是，九一三当晚，林立果他们逃得仓皇，只劫持了机长潘景寅和三名随机机务人员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登机。
康庭梓在2013年出版了30万字的回忆录《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 “九一三”》，他在书中写：“
1971年9 月13日凌晨，‘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门外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 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停机坪传来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轰……’我脑子里一闪：机组还没到齐，飞机怎么会开车？ 我顾不得系好鞋带、扣好衣扣，提上包就往外冲……”
等他与另 4 名机组人员（含领航员）匆匆赶到时，却被林立果拦在登机梯下。
林立果厉声下令：“只留潘景寅，其他人不许上！”。
林立果这是不信任非核心机组、怕泄密、要绝对控制飞机，他因此补充说：“人多碍事，不需要你们，留下待命！”
正是林立果的故意阻止，康庭梓和陈联炳、李成昌、陈松鹤、魏秀玲等人得以幸存。
但是，他们在事后都被长期隔离审查，但最终无罪定性。
康庭梓在9 月 14 日被带走，接受隔离审查约 5 年，关押、审讯、写交代材料，精神与身体受严重冲击。
最终结论：无任何政治问题、无参与阴谋、无责任；1976 年 4 月转业下放到河北怀来县农机厂，1984 年调回北京，2000 年退休。
在1971到1976 年隔离审查期间，他怕自己日后的记忆出了偏差，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就偷偷在纸片、笔记本上记录细节。
2000年，九一三事件的话题已经解封，他也已经退休，就开始全力整理、补充采访老战友与档案材料，写回忆录。
2001 年，完成约 40 万字初稿。
新闻界知道他在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回忆录，纷纷对之进行采访。
即，他在2005 年首次接受电视台专访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2005年到2012 年，多次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党史博览》、人民网等专访与约稿。
2013 年 9 月，他的回忆录《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 “九一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在2013年至2014 年，配合新书发行，又频频接受中青报、青年参考、党史网等采访，发表系列回忆文章。
在这些专访和回忆文章中，他都会提到256 号专机必毁的四个“致命错误”：
一、油料致命不足，起飞前未补油，仅载12.5 吨油起飞。
康庭梓因此断言：
“最多只能飞两小时，不但飞不到伊尔库茨克，连乌兰巴托也到不了，必须迫降，而迫降条件完全不具备”。
二、机组严重残缺，无领航无配合。
康庭梓指出：
“没有领航员，夜间低空、无地面导航，根本无法精确定位；潘景寅单人操纵，心理崩溃、判断必错”。
三、飞机带伤起飞，关键设备缺失。
前面说了，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派出两辆油车对飞机进行拦堵，导致右机翼刮掉铝皮、撞碎灯罩，气动受损。
四、野外迫降条件极端恶劣，操作必失。
康庭梓下结论：
“三叉戟无起落架迫降，必须放尽燃油、低速平飘、轻接地。但 256 号既未放油、又高速硬砸，加上场地不平，100% 坠毁，无任何侥幸”。
康庭梓的终极判断是：
“从山海关起飞时，油量只够两小时，机组不全、飞机带伤、无领航、无通信、无夜航灯，加上后来必须带油野外迫降，这架飞机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死亡航线，坠毁是唯一结局，没有任何可能安全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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