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评论员 纪平
原定5月30日上映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引发的舆论风波仍在发酵。电影宣传文案称其为“真实故事改编”“本人真实出演”，但被网友发现其美化犯罪行为，先拍后备，价值观扭曲等问题，5月20日凌晨，汪涵发布声明，就担任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出品人一事向公众道歉。
声明措辞与几天前转发宣传该电影的姚晨的声明如出一辙：初衷是好的，了解是不够的；出资是没有的，关联是要切割的。
汪涵的声明，表面上是道歉，实际上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切割”话术。他说自己只是挂名出品人，未参与投资，已解除关联，不再保留署名。言下之意很清楚：我只是帮忙撑个场面，片子里出了问题跟我没关系。这套说辞不仅难以自圆其说，也难以平息公众质疑。
汪涵是该片唯一署名的出品人，身为资深媒体人、多次参与影视项目的行业前辈，汪涵不可能不清楚出品人的核心职责——对项目背景、内容导向、合规性进行全面审核，从立项到上映的全流程负有责任，而这部电影恰恰从拍摄到上映全流程都存在极大争议。
片方先拍摄后备案，女主角在服刑期间出演商业电影，电影内容公然篡改真相，美化犯罪，把司法认定的杀人犯包装成“反家暴榜样”，这桩桩件件，汪涵作为出品人难道全不知情？既不出钱，也不把关，还不负责，那这个出品人当得也太轻松了。
据多方信息显示，汪涵与影片导演秦晓宇渊源颇深，此前在《第一次的离别》《密语者》等多个项目中，汪涵均以运作投资和行业资源的方式深度参与，常挂名出品人或总策划，难道这些项目他也都是不了解内容背景，就友情挂名吗？
国家在工程建设、金融互联网等领域，都严厉打击挂靠资质的违法行为。而到了电影圈，明星哪怕对项目一无所知，也能挂名当出品人，出现在海报和宣传物料上，出了事再发一纸声明说“我不了解情况”，这不是草台班子是什么？如果汪涵这套说辞是托词，那就是赤裸裸的不负责任；如果是实情，那就更说明该片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居心不正。
从法律层面来说，汪涵作为电影的出品人，在官方资料、宣传物料上署名，意味着他以个人信誉为这部电影做了背书。该片在国外得奖时，也有观众称是为了汪涵才去看的。现在，汪涵声称自己只是挂名，未参与投资就能免除内容审查义务，完美“切割”吗？恐怕不行。署名即担责，这是基本常识。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国家电影局明确表示“已在进行处理”。汪涵的一纸声明，与其说是给公众一个交代，不如说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这条后路，未必走得通。
说到底，无论是汪涵当出品人，还是姚晨转发宣传，体现的都是明星对影视作品的态度。你既然愿意用自己的人气和影响力为影片助力，那了解影片内容，明白它想表达和引导什么，那就是最基本的责任。
如果真的是连影片讲什么故事，主演是什么身份，与现实犯罪行为有何关联都不知道，就敢于当出品人，就敢配文说“这是我看过最勇敢的演出”，说明在这些艺人眼里，一部电影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是否对社会有正向启迪，而在于它是否能为自己博取关注度，赢得所谓的国际知名度。说白了就是精致的功利主义：好处都要占，风险绝不担。
艺术创作有自由，但绝不能凌驾于法律和事实之上。真实案件改编有空间，但绝不能扭曲真相与是非的本质。《监狱来的妈妈》最大的恶，就在于用“艺术改编”的幌子，违规操作，洗白罪恶；消费死者、煽动对立，挑战司法尊严和社会底线。这部电影踩过的每一条红线，都不是“缺乏了解”四个字能抹平的。
法律不会因为一句“疏忽”就豁免责任，公众也不会因为一纸声明就忘记“背书”事实。汪涵既然是出品人，就必须和主创团队一起，为电影罔顾事实真相，挑衅司法判决，刺痛公众情感的行为付出代价，忙着切割是没有用的。只有以实际行动回应公众关切，为自己做过的事埋单，才是真正的尊重司法权威，尊重司法判决。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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