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美援朝的败仗,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180师失利,不少人都能说出个大概。但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场仗,伤亡是180师失利的三倍,是志愿军公认的第二大败仗,却几乎没人提,连教科书里都没怎么写。这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1951年的临津江畔,六万志愿军挤在狭小滩头挨炸,连组织有效反击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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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天,朝鲜战场已经打了小半年,志愿军前四次战役一路推到三七线,连汉城都拿下来过,全军上下士气都拉满了。中央当时决定发动第五次战役,目标就是直接打垮联合国军,吃掉美军两三个师,一劳永逸解决西线问题。

为了打好这一仗,国内专门调了两支生力军过来,杨得志率领的19兵团就是其中之一,下辖63军、64军、65军,全都是解放战争打出来的老牌主力,兵员齐整装备齐,一个军的兵力就不下四万五千人,三个军加起来十几万,士气旺得快要溢出来。战前部署也清晰利落,63军64军并排突破临津江撕开西线防线,65军留作预备队,等口子打开再进去扩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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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太在意一个不起眼的小疏漏。本该给步兵提供重炮掩护的炮8师,当时还在国内换装苏制榴弹炮,根本没跟上入朝的大部队。没重炮开路,步兵冲锋跟赤手空拳硬拼人家的钢铁工事差不了多少。更要命的是,64军和65军都是刚入朝的新部队,压根没接触过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的套路,根本没概念这种打法有多狠。

整个战前氛围都是亢奋的,没人把这点隐患当回事。军中都在传,前几次那么难都赢了,现在天气转暖装备也更好,还能拿不下一块阵地?后来彭总自己总结这场仗,就四个字,打得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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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2日黄昏,第五次战役正式打响。头两天的西线战场,就出现了离谱的反差。左边的63军打得顺风顺水,渡过江之后直接击溃土耳其旅,转头就围住了英军王牌格洛斯特营,战士刘光子一个人就抓了63名俘虏,这事到现在都是抗美援朝战史上的传奇。杨得志收到电报的时候,心里本来还稳稳的。

转头看右边的64军,直接卡在江岸上动不了。说起来64军也动了,就是冲不出去。4月22日晚上,64军按计划在高浪浦里强渡临津江,好不容易踩上南岸,直接被敌军火力钉死在了原地。事先没摸透韩军第一师团的布防,美军早就修好了纵深环形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暗火力点,就等着志愿军往口袋里钻。

64军两个师轮番发起冲击,伤亡数字蹭蹭往上涨,阵地却一寸都没能推进。重炮还全都留在江北岸,浮桥容量有限,重炮压根跟不上步兵的渡江节奏。步兵拿着步枪机枪,硬撬人家坦克重炮堆出来的钢铁铁门,伤亡能小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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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在兵团司令部坐不住,给64军军长连发电报,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彭总得知消息后直接打电话过来,放了狠话,不惜一切代价突破,否则军法从事。这已经是彭总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说话最强硬的一回了。

被逼到这份上,杨得志做了一个后来被反复检讨的决定,下令65军两个师立即渡江,增援卡在南岸的64军。单从战术逻辑上看,前面打不开缺口多投入兵力好像没毛病,可问题是65军是兵团预备队,本来是留着等口子打开后,当重拳砸进去扩大战果的。现在口子都没撬开,硬把拳头往门缝里塞,不出问题才怪。

接下来发生的事,后来很多亲历者和研究者说起来,都用“窒息”两个字形容。1951年4月23日到24日,是整个临津江战斗最惨烈的两天。65军两个师按命令渡江,可此时江面上早就乱成一锅粥,64军的部队还在陆续渡江,五个师全部挤在高浪浦里南岸不到20平方公里的区域,抢渡口都抢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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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侦察机转了两圈就把滩头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传回指挥部后,范弗里特直接下令,集中所有能用的炮兵和航空兵,对这块区域地毯式轰炸。155毫米榴弹炮、203毫米重炮,还有航母起飞的舰载机,一波接一波往这块狭小的滩头倾泄弹药。

时任65军195师师部军官的杜振英后来回忆,渡江的时候正赶上涨潮,浮桥都淹在了水下,美军投下燃烧弹和汽油弹,一个卫生队61个人几乎全被炸死在江边,江水都被染红了,我们连能还手的防空火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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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万人挤在不到20平方公里的地方,躲都没处躲。前面的部队冲不上去,后面的部队没接到撤退命令只能往前压,人挤人的滩头,一颗炮弹就能带走不少战士的生命。这根本不是对等的战斗,就是一面倒的单向消耗,哪怕这样,还是有硬骨头冲了出去。

64军一支加强营加侦察支队,硬是从密不透风的火力封锁里撕出一道口子,一路冲了出去。接下来二十多个小时,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不眠不休,连着击破美军七次阻击,穿插六十公里,一举拿下了议政府旁的制高点道峰山,掐断了汉城以北敌军的退路。

这支小部队守在道峰山上,等了三天四夜,也没等到大部队跟进,身后的大部队还挤在滩头挨炸。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五个师挤在二十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被敌军炮兵航空兵一顿火力突击,伤亡很大,现在想起来,依然十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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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4月25日,64军和65军才勉强撕开南岸防线,向纵深推进。可此时该跑的敌人早就坐着摩托化车辆跑没影了,战前原定的切断退路、歼灭敌军数个师的目标,基本落了空。

头一个原因其实很好理解,180师失利最触动神经的,是成建制被俘的情况,五千多人被俘,师政治部主任也被俘,这种政治层面的冲击力,本来就远超伤亡数字本身。这场临津江战斗虽然伤亡大得多,但部队建制基本完整,没有大规模集体被俘的情况,自然在历史记录里的关注度就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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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它被后来的高光战绩盖住了。这场惨烈的受挫发生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没过多久,63军就打出了名震军史的铁原阻击战,用血肉之躯挡住了美军的装甲洪流,整个第五次战役也是靠着铁原稳住了战线,大家的目光都放在铁原的悲壮荣光上,前期的挫折自然就没多少人提起。180师失利刚好踩在全线撤退最艰难的节点上,自然更容易被单独拎出来反复讨论。

还有个缘故,就是这场失利的责任太分散,梳理起来太复杂。180师失利的责任链条很清晰,师指挥员撤退时犹豫拖延,错过了突围窗口,很容易定位。可临津江战斗的失利,牵扯从志司到兵团到军的整个指挥链条,战前侦察不足,重炮没能同步入朝,预备队提前投入,滩头管控混乱,要把这些理清楚,几乎等于重新检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部署,复杂程度远不是追究一个师的责任能比的,自然就很少被拿出来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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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在军史里一直只有简略记录,细节没怎么展开,很多参战老兵提起这事也只是摇头,军史里也就留下“伤亡惨重”几个字,数字模糊,细节也模糊。不过战后一年多,64军在三八线马良山打了一场大胜仗,也算洗掉了不少临津江留下的阴影,这支在滩头挨了三天炸的部队,从来都没丢过中国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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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倒在临津江二十平方公里滩头的战士,他们的牺牲,和任何一场战斗里的牺牲一样重。历史的完整,本来就需要每一场战斗都被如实记录,包括那些沉默的代价。临津江的江水早就流干净了,可当年它红过,这事不能忘。

参考资料:保定晚报 临津江战役亲历者口述,王树增 远东朝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