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6年5月中美在北京举行元首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共识的核心含义，是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式，为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设置战略护栏。中方明确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和两军沟通渠道，拓展多领域交流合作，同时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

然而，中美战略稳定框架正面临来自第三方变量的严峻考验。2025年10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新型军国主义”正系统性突破“专守防卫”的战后边界，对自身作用进行系统性再造，为积极介入台海、东海等潜在冲突预作准备。日本右翼势力更试图通过激化中美矛盾、制造地区紧张，为自身军事松绑铺路。这一动向已成为撬动中美战略稳定的高风险变量，准确评估其威胁并考察中国已采取的外交行动，对于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日本“再军事化”，已不是单纯的防务预算增加，而是其战后安全身份的系统性再造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核心含义是在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式，重新为中美关系设置战略护栏。这个定位的意义，不在于中美之间已经没有矛盾，而在于双方承认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能被短期情绪、突发危机和第三方变量拖入失控轨道。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同时特别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再军事化”的外溢风险变得格外突出。“再军事化”，不是说日本没有权利进行正常防务建设，而是指日本正在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政治边界，将国家安全战略、武器体系、同盟分工和地缘角色系统性地改造为更具进攻性、更具前沿性，并更深嵌入美国印太军事体系的安全架构。其危险之处不在于某一件武器、某一次演习、某一项预算，而在于日本正在把自身从“美国同盟体系中的后方支援者”，转变为台海、东海和西太平洋潜在冲突中的前沿介入者。

2022年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是这一转向的制度化节点。日本政府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反击能力”，即在一定条件下可对对方领土实施有效反击；同时提出强化远程防区外打击、太空、网络、电磁等跨域能力，并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务相关开支提高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防卫省文件还将未来五年防卫力建设总额设定为约43万亿日元，并明确强调强化西南方向防卫态势、重组联合指挥架构、深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

这种变化表面上仍被包装为“防御性”，但战略含义已经发生质变。过去，日本的防务政策强调拦截、后勤、基地支援和有限自卫；现在，日本开始强调可打击对方领土的远程能力、可与美军一体运转的联合指挥能力、可在台海周边岛屿提前部署的前沿存在能力。美国也公开欢迎日本“根本性强化防卫能力”，并在2025年美日领导人声明中强调加强指挥控制框架、增加西南诸岛存在、提高实战化训练与演习水平。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日同盟的性质也在变化。2025年美国防长访日时，宣布将驻日美军司令部升级为具有作战指挥功能的“作战司令部”，并强调日本在可能的台海和西太平洋突发事态中处于“前线”。同一时期，美日还同意加快联合研发和生产导弹，提高弹药供应和战备持续能力。日本还公布了在台海附近岛屿发生冲突时疏散十余万居民和游客的计划，并计划在西南诸岛开展相关演练，这说明日本事实上已经把台海冲突纳入本国安全和战争准备的预设情景。

因此，今日日本“再军事化”至少包含三重转变：第一，身份转变，即从战后和平国家逐渐转向所谓的“正常军事国家”；第二，能力转变，即从防御盾牌逐渐增加远程打击之“矛”；第三，角色转变，即从美军后方基地逐渐成为美国所谓“印太战略”中的前沿支点。这三重转变叠加，意味着日本已经不再只是中美竞争中的被动参与方，而可能成为撬动中美战略稳定的关键扰动变量。

二、日本“再军事化”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威胁，集中体现在台海、同盟和地区秩序三个层面

第一，日本“再军事化”会放大台海局势的第三方干扰，使中美之间原本可以通过战略沟通管控的核心分歧复杂化。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中美若要形成“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前提是双方都不能纵容“台独”冒险，也不能让外部力量把台湾问题军事化、同盟化和集团化。问题在于，日本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有事”捆绑起来，把台海危机解释为日本安全危机，并以此为国内扩军、导弹部署、修改安全政策提供理由。此举将带来严重地区后果。一旦日本在台海方向强化中程导弹、防空导弹、情报监视和海空联合能力，台湾问题就不再只是中美之间围绕一个中国原则、反“台独”和危机管控的政治安全问题，而会演变成中美日三方甚至多方的军事博弈问题。日本越是把自身前置到台海，美国因对日本的同盟承诺就越有可能被卷入；美国越是将日本视为台海冲突中的“前沿支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就越有动机推动更激进的安全政策。这样一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需要压低风险的台海方向，反而会被日本因素不断推高紧张。

第二，日本“再军事化”会强化“同盟挟持”风险，使美国对华政策更容易受到日本右翼安全议程牵引。日本既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体系所在地，也是曾经侵略亚洲、对地区历史创伤负有责任的国家。一旦日本借美国对华竞争扩大军事自主性、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它就可能在事实上形成一种“双重利用”：对外利用美国同盟背书，为自身军事正常化降低阻力；对内利用“中国威胁”叙事，为修宪、扩军和前沿部署制造民意基础。日方此举将给中美关系制造结构性噪音。中美之间若要保持战略稳定，美国需要有效约束和管理自身同盟体系，避免盟友把美国拖入不符合美国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地区和平利益的冲突。但现实中，日本一些政治势力恰恰可能希望通过把台湾、钓鱼岛、南海、朝鲜半岛等问题联动起来，促使美国在亚洲保持更强军事存在，并让日本获得更大军事行动空间。这样，日本很可能成为破坏中美战略稳定框架的重要推手。

第三，日本“再军事化”会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削弱中美关系中“合作为主、竞争有度”的政治空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仅需要双边沟通，也需要周边环境不要持续恶化。如果日本扩军被包装为“维护规则秩序”，但实际效果是推动导弹、基地、演习和同盟网络向中国周边前沿集中，那么中国必然需要作出相应防范。中国的合理反制又会被日本国内政治势力解读为“威胁增加”，从而为下一轮扩军提供理由。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

日本与北约关系的加强，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2025年日本与北约方面公开强调，双方合作聚焦于2023—2026年“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并欢迎日本连续参加北约峰会、外长会、防长会以及推进信息共享框架。如果日本一方面强化美日同盟，另一方面把北约因素、欧洲安全议题和“印太”安全议题联动起来，东亚地区就可能出现“北约化”“集团化”的危险苗头。这不符合亚洲国家长期坚持的开放包容、经济合作和不选边站队的传统，也不利于中美把经贸、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禁毒、能源和全球治理等合作议程稳定下来。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日本“再军事化”具有强烈历史敏感性。德国在战后安全转型中长期受到欧洲制度、历史反省和多边框架约束，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仍持续存在反复。若日本在没有完成充分历史清算、没有赢得亚洲邻国战略信任的情况下加速突破军事限制，就必然引发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警惕。换言之，日本的安全政策是与二战后国际秩序、亚洲历史记忆和地区政治信任密切相关的、极具敏感性与复杂性的政治军事问题。

三、中国已采取多层次外交行动，以坚定立场和灵活策略遏制日本右翼冒险

高市早苗上台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从高层沟通、多边议程设置、双边交涉到军事威慑与地区战略协调，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应对体系。这些已经实施的外交行动，对遏制日本进一步右倾化，维护亚太安全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事前构筑共识，在中美最高领导人层面冻结日本右翼的“赌国运”冲动。早在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日矛盾急剧升温之际，中方即推动中美最高领导人通话。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在通话中表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随后，特朗普在与高市早苗通话时，明确要求日本不要升级与中国的争端，甚至暗示不要插手台湾问题。有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力于与中国达成全面贸易协议，希望次年访华成行，不愿节外生枝，也不希望日本做出激化台海局势的行动。这实质上对日本右翼企图通过激化中美矛盾为自身军事松绑创造空间的“赌国运”行为画下了非常明确的休止符。中方通过在中美最高领导人层面重申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右翼的军事冒险不仅不符合中国利益，同样不符合美国当下的战略优先事项，从而在中美战略稳定框架内有效压缩了日本右翼操弄“台湾牌”的政治空间。

二是事中多层反制，在外交、多边、经贸和军事领域同步打出“组合拳”。高市早苗于2025年11月7日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务院台办密集发声，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在中国多次严正交涉后，高市仍不思悔改，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公开表示，日方妄想通过“不再提及”淡化搪塞掩盖错误言论，是掩耳盗铃、自说自话，中方绝不接受。国家安全部更发表文章，措辞严厉地谴责高市的错误言行。与此同时，中国将争端提升至多边层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1月21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行阐明中国政府立场，明确指出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中方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函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向全体会员国散发，将日本的危险行径置于国际社会的审视之下，形成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在经贸层面，中国发布了赴日旅行安全提醒，直接影响了日本旅游业和经济预期，日本旅游与零售类股票随即下跌。在军事层面，中国海军编队穿越大隅海峡，并在黄海划设实弹军演区域；中俄两军于12月9日组织实施了第十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编队由轰-6K、歼-16、图-95等多架军机组成，穿越宫古海峡等关键航道进入西太平洋核心区域。12月上旬，中俄两军还在俄罗斯境内举行了第三次反导联合演习。国防部发言人明确表示，这些行动展示双方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方在外交和安全层面强化了与俄罗斯的战略协调。王毅外长明确表示，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要继续协调配合，坚决遏止日本极右势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企图再军事化的挑衅行径。这一表态向日本极右势力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如果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将面对的是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协同反应。

三是事后巩固防线，通过多边学术研讨和国际舆论斗争，将反对日本“再军事化”的共识制度化。2025年12月13日，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高市涉台错误言论揭批暨日本内外政策走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0余家科研机构、高校及媒体的近50人参加。与会学者明确指出，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并非偶然，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倾向；日本图谋“再军事化”，恐将重创日本经济。此前，由外交学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办的“战后国际秩序不容破坏——高市早苗意欲何为？”学术研讨会也已在外交学院举行，围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言论的动因、中日关系法理博弈、反制措施正当性等关键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中国还加强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系统性批驳，将高市早苗质疑“村山谈话”、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与日本“再军事化”进程联系起来，在国际舆论场上揭露其军国主义本质。这些行动不仅在学术和政策层面凝聚了反对日本“再军事化”的共识，也向日本国内理性力量传递了重要信号——中国反对的是日本右翼的军事冒险和历史修正主义，而非日本人民，从而为未来中日关系转圜保留了空间。

中国政府的上述外交行动，已经对遏制日本进一步右倾化产生了实际效果。第一，在美方约束和中方的坚决反制下，日本右翼认识到试图借美国之力突破军事边界的策略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美国不愿为日本的军事冒险背书，使高市政权的“撑腰梦”在很大程度上落空。第二，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化使日本面临多方向的战略压力。这从客观上分散了日本军事资源，限制了其将力量过度集中于西南方向的能力。第三，将争端诉诸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成功地将日本的危险行为暴露于国际社会监督之下，使日本在推动“再军事化”时面临更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第四，中日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仍然构成对日本冒险政策的重要制约——中国游客占日本入境游客约四分之一，一旦减少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实质性损失，这使得日本国内经济利益集团对高市的激进政策形成了一定牵制。当然，也应看到，日本的“再军事化”已形成较强的制度惯性，高市政权的右翼意识形态根深蒂固，高市本人被视为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的忠实继承者，其推动修宪、强军的议程不会轻易放弃。中国的反制措施虽然短期内有效压制了日本的冒险冲动，但要根本扭转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长期趋势，仍需持续、综合施策，进一步加强同韩国、俄罗斯、以及东盟国家在历史记忆和战后秩序问题上的协调，形成更广泛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统一战线。

结论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能否建成并持续，不只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是否愿意对话，也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约束自己的同盟体系，日本能否克制自身危险的政治机会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冲动。日本若继续沿着远程打击化、台海前沿化、同盟作战一体化和北约化方向推进，就会把东亚推向更高风险的安全困境，也会使中美刚刚形成的战略稳定框架面临严重外部干扰。

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中国的应对实践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套“事前冻结、事中反制、事后巩固”的应对策略。这套策略有效压制了高市政权的冒险冲动，使日本右翼势力认识到“赌国运”的风险和代价，但并未根本改变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长期趋势。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把握主线，以中美战略稳定稳住大国关系并推动美国坚持其管控日本军事扩张的底层逻辑，以坚决反制遏制日本越线，以地区合作压缩阵营对抗，以强大实力保障和平底线。同时还应看到，日本国内仍存在理性力量。多位日本前首相和多家媒体已对高市的挑衅言论发出批评和警示，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了抗议集会。中国应继续区分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与日本人民，为中日关系未来转圜保留空间。只有坚持“稳中守线、斗而不破、塑造环境”的策略，才能防止日本“再军事化”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破坏性楔子，切实维护台海和平、东亚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盘。

【本文系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议程与标识性概念研究（25JD710023）”中期成果，略有删改。】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卫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