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亮了,凌晨四点十七分。

我翻了个身,看见屏幕上银行发来的短信提醒,手指点开,眼睛还没完全睁开。

余额栏的数字让我愣了一秒,又数了一遍——三百二十块。

十五万,分两笔,全转走了。

前天刘大勇在塘边接电话时那张脸又浮上来,惨白,额头冒汗。

我攥着手机坐起身,窗外的天还黑着,院子里那棵枣树的影子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再打刘大勇的电话,关机。

鱼塘边的水还没干透,我站在空荡荡的塘埂上。

风从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淤泥的腥味,我蹲下来,手指掐进湿泥里,半天没动。

01

2023年7月,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

我站在鱼塘边的堤坝上,看着浑浊的洪水漫过塘埂,一尾尾鱼翻着白肚皮被冲进下游的河里。

那些鱼是我和刘大勇合伙投的苗,草鱼、鲫鱼、鲢鱼,加在一起三万多尾,全完了。

刘大勇站在我旁边,脸色比天上的乌云还难看。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又塞回裤兜里,来回走了几步,嘴里念叨着:“完了完了,三十万全打水漂了。”

我没说话。

这鱼塘是我俩一人凑了十五万建起来的,我拿的是攒了五年的积蓄,他拿的是家里的拆迁款。

本来想着今年能回本,明年开始赚钱,结果一场洪水全泡汤了。

第二天洪水退了,我穿着雨靴下塘清淤,一脚踩进半尺厚的烂泥里。

刘大勇没来,我去他家找他,王翠花说他一大早就去了镇上。

我打他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他在那头声音很急:“满仓,我在镇上找人借钱,看能不能再投一批苗。”

我说行,你找找看,我也想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总觉得不对劲。

昨天在塘边的时候,我看见他接了三个电话,每次都是走到一边去接,声音压得很低,回来时脸色更差了。

我以为他是愁鱼塘的事,现在想想,那表情不像是发愁,更像是害怕。

第三天早上六点,我手机震了一下,是银行发来的短信。

我揉了揉眼睛点开看,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尾号7823的共同账户,在凌晨四点十七分,分两笔转出十五万,余额只剩三百二十块。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

这个账户是我和刘大勇一起开的,两把U盾,各拿一把,取钱必须两个人都同意。

他什么时候把我的U盾拿走了?不对,我前天晚上把U盾放在办公室抽屉里,锁没锁来着?

我冲到刘大勇家,院子里晾着他昨天穿的那件蓝衬衫,被风吹得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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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花正在厨房煮早饭,看见我一脸慌张,问怎么了。

我说大勇呢?她说昨晚就没回来,说是去省城找朋友借钱。

我站在她家门口,把手机屏幕递给她看。

王翠花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十几秒,手里的锅铲“咣当”掉在地上,溅了一地米汤。

她嘴唇哆嗦着说:“他……他把钱取走了?”

我说是,十五万,全取走了。

王翠花蹲在地上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刘大勇不是人。

我蹲下来扶她,问她知不知道刘大勇最近在忙什么。

她抹了把眼泪说,这几个月他总说去镇上谈生意,有时候半夜才回来,她问他他也不说,两人还吵过几次架。

我打了刘大勇的电话,关机。

又打了两遍,还是关机。

我骑上电动车去了镇上派出所,一个年轻民警接待了我。

我把银行短信和身份信息给他看,他问了几个问题,说这属于经济纠纷,证据不足,暂时立不了案。

他给我开了一张报案回执,说如果有新证据可以再来。

我拿着那张回执走出派出所,站在路边抽了根烟。

七月的太阳晒得柏油路发软,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十五万,说没就没了。

加上洪水冲走的鱼,今年我亏了将近三十万。

回到家,我翻出床底的铁皮盒子,里面是我妈留下的存折,还有我这几年的积蓄。

存折上还有八万块,银行卡里三万,加起来十一万。

我把存折和银行卡攥在手里,盯着上面的数字看了很久。

窗外传来隔壁老李家的电视声,新闻里在播今年的洪灾情况。

我放下存折,走到院子里,看着西边那一片被水泡过的鱼塘。

淤泥还在,堤坝塌了一段,水面上漂着几根烂草。

我把那张报案回执折好放进抽屉里,又打开手机银行,看了看余额。

三百二十块。

我没关手机,翻到通讯录里刘大勇的名字,盯着看了几秒,然后按了删除。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坐在院子里,把存折和银行卡摊在桌上,一根接一根抽烟。

我妈生前说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摔倒了不可怕,怕的是趴在地上不起来。

我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02

2023年8月,我把城里的房子挂到了中介。

那套房子是十年前买的,两室一厅,六楼没电梯,当时花了十八万,现在能卖三十五万左右。

中介小张说最近行情不好,可能要等一两个月。

我说越快越好,急用钱。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隔壁王大爷端着饭碗来我家门口,问我是不是被刘大勇气糊涂了,说那鱼塘都废了还往里投钱,不是打水漂吗。

我没解释,只是说想试试。

王翠花这阵子憔悴了不少。

她每天去村委会打听刘大勇的消息,回来时眼圈总是红的。

有一次我在村口碰见她,她拉住我问有没有刘大勇的消息,我说没有。

她低下头,声音很小:“满仓哥,大勇他不是坏人,就是……就是一时糊涂。”

我没接话。

是不是坏人,等他回来再说。

有天傍晚我在鱼塘边清淤泥,会计老李骑着电动车路过,停下来跟我聊天。

他说最近镇上有人在搞生态养殖,养出来的鱼比普通鱼贵两倍,城里超市抢着要。

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儿子在省城打工,回来时说的。

老李抽了口烟,突然说:“对了,大勇那小子,上个月还找我借过三千块钱,说是家里急用。

我当时也没多想,就借了。

后来想想,他也没说啥时候还。”

我手里的铁锹停了一下。

刘大勇跟老李借钱,这事我之前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借钱?鱼塘虽然亏了,但他家里应该还有积蓄,王翠花在镇上超市上班,一个月也有两千多块的收入。

我问老李大勇是什么时候借的钱,老李想了想,说是六月底,洪水来之前那几天。

我心里咯噔一下,洪水是七月十号来的,他六月底就开始借钱了。

那时候鱼塘还好好的,他借钱干什么?

我把这事记在心里,没有追问老李。

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刘大勇平时在村里人缘不错,从不跟人红脸,也不抽烟不喝酒,看着是个老实人。

但越是老实人,干出的事越让人想不到。

半个月后房子卖出去了,三十五万到账那天,我骑着电动车去了市里的水产市场。

我在里面转了整整一天,跟几个做生态养殖的老板聊了聊,记了一大本笔记。

生态养殖的核心是水质和饲料,不能用化肥和激素,养出来的鱼才值钱。

回来之后我开始改造鱼塘。

先清淤,再修堤坝,然后在塘底铺了一层沙石过滤层。

村里人都说我疯了,往一个烂泥塘里扔这么多钱。

我不在乎,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

八月底,第一批设备到了。

增氧机、水质监测仪、自动投料机,堆在鱼塘边像一堆铁疙瘩。

我一个人扛着这些机器往塘里搬,肩膀磨破了皮,汗水浸进去火辣辣地疼。

王翠花来过一次,站在堤坝上看了半天,问我花了多少钱。

我说这你不用管,大勇回来让他来找我。

她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三个月后,第一批鱼苗入塘。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照在水面上泛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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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鱼苗一桶一桶倒进塘里,看着那些小鱼苗在水里游散开,心里突然踏实了很多。

我站在塘边,看着水面,仿佛看到了未来。

03

2023年10月,生态鱼塘运转良好。

第一批草鱼已经长到巴掌大了,水质监测仪上的数据一直在正常范围内。

我在镇上跑了三家超市,跟采购经理磨了半个月,终于签下了第一批供货合同。

镇上超市的赵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利索。

她来鱼塘看了两次,捞了一条鱼起来看了看,又闻了闻,说这鱼确实跟普通的不一样,没有土腥味。

她当场签了合同,每斤比市场价高两块五。

我把合同锁进抽屉里,心里盘算着,按这个价格,第一批鱼出塘能赚个七八万。

虽然跟投进去的三十五万比不算什么,但至少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会计老李的儿子李强从省城回来过中秋节。

那天晚上老李喊我去他家吃饭,酒过三巡,李强突然说:“满仓哥,我在省城看见大勇哥了。”

我端着酒杯的手停住了。

李强说他在省城火车站附近一个地下室里碰见刘大勇的。

当时他正从一家网吧出来,看见一个瘦得脱了相的男人蹲在墙角啃馒头,仔细一看,是刘大勇。

李强喊了他一声,刘大勇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慌得很,把馒头往兜里一塞就跑,连话都没说一句。

李强说他追了两条街没追上,但看见了刘大勇的样子——衣服又脏又破,头发长得遮住半张脸,跟街边的流浪汉差不多。

我放下酒杯,夹了一口菜,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混得再惨,也是他自己选的。”

我说。

老李叹了口气,说大勇这孩子从小就没吃过苦,小时候他爸惯着他,长大了老婆也惯着他,现在好了,把自己惯到坑里去了。

我没接话。

吃完饭我回到鱼塘,给鱼投了料,然后在塘边的棚子里坐着发呆。

九月的夜风吹过来有点凉,水面上的增氧机嗡嗡响着,鱼偶尔跳出水面,溅起一串水花。

第二天王翠花来找我,说她要去省城找刘大勇。

我问她怎么找,她说去火车站附近转转,说不定能碰上。

我没拦她,只是说路上小心。

她去了三天,回来时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老李媳妇后来告诉我,王翠花在省城火车站附近找了两天,问了很多人,没人见过刘大勇。

她蹲在火车站广场上哭了半天,最后坐车回来了。

王翠花回来那天晚上,我远远看见她站在村口的槐树下,背对着村子,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走过去想安慰两句,走近了才发现她手里攥着一张照片,是刘大勇的,应该是结婚时拍的,照片上的刘大勇穿着白衬衫,笑得很灿烂。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那些天我白天在鱼塘干活,晚上回来看账本。

第一批鱼出塘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算了好几遍成本和利润,觉得应该能赚。

但心里总有一根刺,刘大勇那十五万到底去哪了,他为什么要跑,这些问题像鱼刺一样卡在我喉咙里。

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我洗完澡准备睡觉,手机突然响了。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省城。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几秒,心跳有点快。

电话响了两声,然后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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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躺下来。

窗外月光照进来,照亮了墙上贴着的一张鱼塘规划图。

我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眼睛慢慢合上。

但我知道,那个电话绝不是打错了。

刘大勇在试探我。

04

2024年4月,第一批生态鱼出塘了。

那天凌晨三点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爬起来去了鱼塘。

月光照在水面上,银白色的鱼影在水下游动,偶尔跃出水面,在月光下闪着光。

天刚蒙蒙亮,赵经理带着超市的车来了。

捞网下去,一条条草鱼被捞上来,每条都在两斤半到三斤之间,体型匀称,鳞片完整。

赵经理蹲在筐边看了半天,又拿手指按了按鱼身,满意地点了点头。

过秤的结果让我愣住了——三万两千斤,每斤比市场价高两块五,除去成本,净利润五十二万。

我站在鱼塘边,看着那一筐筐鱼被装上车,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这半年,我抵押了房子,掏空了积蓄,一个人在泥水里滚了半年,终于看到钱了。

赵经理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下一批鱼她还要,让我好好养。

我点了点头,把支票揣进兜里,手有点抖。

那天下午我去银行还清了贷款,又去看了两个新塘的位置。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是“这个傻子疯了”,现在是“满仓这小子真有本事”。

我不想搭理这些,该干嘛干嘛。

傍晚时分,我蹲在塘边清理增氧机上的水藻,突然听见村口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抬起头,看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村口,车门打开,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从车上滚了下来。

是刘大勇。

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外套,里面的白衬衫领子已经发黄了,裤腿短了一大截,露出脏兮兮的脚踝。

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脸上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看上去至少老了十岁。

他在村口站了几秒钟,然后踉踉跄跄地往村里走。

有人认出他,喊了一声“大勇回来了”,很快周围就围了一圈人。

刘大勇没理那些人,径直朝我的鱼塘走来。

他走到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突然膝盖一软,跪在了地上。

“满仓哥,”他声音嘶哑,眼泪顺着脏兮兮的脸往下淌,“我回来了,求求你,让我跟你干吧。”

我站起来,手里的刷子掉在地上,溅起一片泥水。

王翠花不知道从哪跑过来的,冲到刘大勇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然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刘大勇跪在地上,头磕得砰砰响,嘴里反反复复喊着“对不起”。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钟,转身走进棚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文件袋。

袋子上落了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擦,拉开拉链,从里面抽出两张纸。

一张是银行的转账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2023年7月13日,刘大勇从共同账户转走十五万,分两次转入一个尾号是9782的个人账户。

另一张是派出所的报案回执,上面盖着镇派出所的章,日期是2023年7月16日。

我拿着这两张纸走到刘大勇面前,蹲下来,把纸举到他眼前。

“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