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里的灯是黄的，照得满屋子人的脸都像浸过油。
李卫东站起来那一刻，台上的陈代表停住了话头，赵大柱的手也停在空中，那个鼓掌的动作没有落下来。
“水源地在上面两公里。”
李卫东站在那里，没有坐下，也没有再说话。
他只是看着台上。
散会之后，他一个人走到祠堂外的老槐树下，掏出手机接了一个电话。
对面的声音很轻，他听着，慢慢点了一下头，把手机揣回口袋。
他脸上没有委屈，也没有愤怒。
只有一种让人看不懂的平静。
01
村民大会定在七月最热那天。
晚上七点，祠堂里已经挤满了人。
电风扇嗡嗡转着，热气往脖子上贴，大家摇着蒲扇，脸上却是兴奋的红。
我坐在第三排靠墙的位置，旁边是周秀梅。
她悄悄拽了一下我的袖子，我没动。
台上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化工厂的代表，姓陈，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油亮，手里夹着一份印刷精美的宣传册，封面上是一排排厂房和一行大字：绿色化工，共创未来。
另一个是赵大柱。
他站在陈代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手指不停地敲着桌面，像是有什么喜事压不住。
陈代表讲了将近二十分钟。
说厂子落地之后，本村可以提供两百个就业岗位，每年上缴税收不低于三百万，村委会还能拿到一笔基础设施补贴，修路、通自来水都有着落。
他说到这里，台下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不少人已经开始点头。
赵大柱接过话头，声音比陈代表还响亮：“乡亲们，这是咱村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往后孩子们不用出去打工，就在家门口挣钱，多好！”他说完，带头鼓掌。
台下跟着稀稀拉拉地拍了起来。
我把蒲扇放到膝盖上，站了起来。
“等一下。”
祠堂里安静了一秒，然后有人转头看我。
我说：“这个厂选址在哪里？”
陈代表愣了一下，说：“规划是在村东头，靠近山脚。”
“村东头往上走两公里，就是咱们村的饮水水源地。”
我说，“那里有一条小溪，全村人喝的水都从那里来。
化工厂的废水、废气，你们怎么处理？”
祠堂里安静了几秒钟，随后乱了。
“李卫东，你什么意思？人家好好的项目，你来捣什么乱？”
“就是，有钱不赚，你是傻子吗？”
“自己不想致富，别挡着别人！”
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赵大柱在台上扬起手，指着我说：“老李，你懂化工吗？你懂环保标准吗？人家陈总的厂子是正规企业，有全套手续，你在这里说三道四，是什么心思？”
台下有人跟着起哄，还有人直接骂出了口。
周秀梅站起来，声音被淹没在嘈杂里：“大家听他说完……大家先听他说完！”没有人理她。
我站在那里，没有坐下，也没有再开口。
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我知道这家化工厂的来历，知道它在临县那边留下过什么。
但那些话要说出来，需要证据，需要时机。
今晚不是时候。
陈代表清了清嗓子，说他们有完整的环评报告，一切合规。
赵大柱趁势说：“大家举手，同意的请举手！”
手刷刷地举起来，密密麻麻。
我没有举手。
我把蒲扇重新拿起来，坐回去，盯着前面的空气。
周秀梅坐在我旁边，悄悄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感觉到她手心里的汗。
散会的时候，有几个人从我旁边走过，没有一个人看我。
有一个老汉走到我面前，停下来，说：“卫东，你这是挡大家的财路，你知道不知道？”说完，不等我回答，转身走了。
我拎着凳子往家走，周秀梅跟在我身后，一句话也不说。
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手机响了。
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外地那个朋友打来的。
“老李，我发你的那份报告，你一定要收好。”
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那家厂在临县的事，我拍了照片，数据都有。
你要是需要，我随时可以传给你。”
“知道了。”
我说，“谢了。”
挂了电话，我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祠堂，深吸一口夜里的热气，往家走去。
02
八月初，化工厂派人来做选址考察。
来的是三辆黑色商务车，停在村口，引来一大堆人围观。
赵大柱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头发也重新打了油，站在车旁边迎接，笑脸比那天开村民大会时还要灿烂。
他把陈代表和另外两个西装男请进村，一路介绍，手势比划得很大，说话声音也特别响，生怕别人听不见。
我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了一会儿，没有凑过去。
上午考察完地块，一行人在村里转了一圈，赵大柱陪着，把那块村东头的山脚地夸得天花乱坠。
我听见他对陈代表说：“这里地势好，进出方便，离县道只有三公里。”
陈代表点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中午，陈代表一行人说要在村里吃饭，赵大柱便把人领到了村口的小店。
那是老陈媳妇开的，平时卖些烟酒杂货，偶尔能炒几个菜。
我在家里吃过饭，出门去后山转了一圈，回来时经过村口，看见小店的门半掩着，里面的人声已经低了下去。
我没有进去。
我在对面的树荫下坐下来，抽了半根烟。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听见椅子挪动的声音。
我从树后侧过身，看见赵大柱送陈代表出来。
两人在门口站定，陈代表低着头，从上衣内袋里摸出一个鼓鼓的信封，递到赵大柱手里。
赵大柱用身体挡了一下，很快把信封塞进裤兜，没有说话，只是朝陈代表点了点头。
我举起手机，对着那个方向按了快门。
光线不好，隔着十几米，照片模糊，看不清信封的厚度，也看不清两个人的表情，但轮廓是清晰的——赵大柱的白衬衫，陈代表的深色西装，两只手交接的瞬间。
我把手机揣回口袋，从树荫里走出来，绕开村口，从另一条路回家。
周秀梅正在院子里择豆角。
我进门，把手机递给她，说：“你看一下。”
她接过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这是……”
“是赵大柱和陈代表，在小店门口。”
我说，“你看那个信封。”
周秀梅把手机凑近了看，眉头皱起来。
“卫东，这个你要拿出去说吗？”
“不急。”
我说。
我进屋，从床底下拖出那只铁皮箱。
箱子是老式的，锁头生了一点锈，我用钥匙开了，把手机里的照片传到里面的小卡里，放进去，再把那叠纸压在上面。
那叠纸是上个月朋友从外地寄来的，我收到的时候拆开看了一遍，看完重新折好，锁了起来。
周秀梅站在门口，说：“卫东，你手里已经有东西了，为什么还要等？村里现在都在说化工厂好，你不说，过一阵子那厂子真的动工了，再说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事急不得。”
我说，“现在只有照片，照片不清楚，赵大柱一口咬定是误会，没用。
要等到有更多的东西，才能一次说清楚。”
周秀梅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锁好箱子，把钥匙挂回脖子上的细绳里，塞进领口。
村里的谣言在这前后渐渐多了起来。
有人说赵大柱这次热情得不正常，说他小舅子好像和化工厂有点关系。
也有人说，赵大柱前阵子还欠着别人的债，这两天突然还上了。
这些话在几个老人聊天的时候飘进我耳朵里，我没有接话，只是听着。
锁箱子的时候，我直起腰，顺手拉了一下窗帘。
窗外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03
两年后的消息来得很猛。
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一号，傍晚六点，我坐在堂屋里看电视。
周秀梅在厨房里炒菜，油烟味从门缝里飘进来。
电视里播的是县里的新闻，我本来没怎么在意，直到主持人说出“邻县化工厂泄漏事故”几个字，我把遥控器放下了。
画面切到现场。
镜头里是一片农田，土地发着暗褐色，看起来像是被烧过，又像是泡过什么液体。
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在地里走动，戴着口罩和护目镜。
解说词说，泄漏发生在三月初，附近村庄的水源受到污染，已有数名村民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其中两人住院观察。
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储液罐破裂，废液沿地表渗入土层，部分流入灌渠。
我看着那片发暗的土地，没有说话。
周秀梅端着锅铲走进来，看了一眼电视，愣在原地。
“这是……”
“隔壁村。”
我说，“就是那家厂。”
周秀梅把锅铲放到桌上，在我旁边坐下来。
电视里继续播，说镇政府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周边村庄的饮水暂时由外部调运。
镜头扫过几个站在田埂上的村民，他们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麻木还是茫然。
“卫东。”
周秀梅的声音有点哑，“你当初说的是对的。”
我没有接话。
“那些骂你的人，现在要是看见这个……”她说到一半，停了，眼睛红了起来，“我那时候真的很难受。
大家骂你自私，骂你挡财路，我想跟他们解释，说你不是那种人，可是没有人听。”
“没事了。”
我说。
“没事了？”周秀梅抬起头，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卫东，你扛了两年，一个人扛着，也不让我说，我……”
“秀梅。”
我转过头，看着她，“哭什么，咱们村没事。”
她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把眼睛，没有再说话。
新闻播完，我把电视关掉。
外面天色已经暗了，村子里有人家开着灯，隐约能听见几户人在说话，声音比平时高。
消息传得很快，到吃饭的时候，村口已经聚了一堆人，我从窗户望出去，看见有人拿着手机刷视频，有人在那里指指点点。
饭后，村里的二叔来敲门。
他是村里辈分高的老人，平时说话有分量。
他进门坐下，喝了口水，说：“卫东，你当年说的那些话，我今天想起来了。”
我说：“二叔，过去的事不提了。”
二叔摇摇头：“不能不提。
你当初说水源地的事，大家没听，现在隔壁村出了这个事，大家都在后怕。
你有没有想法，咱们村接下来怎么走？”
“有想法。”
我说，“但还不到说的时候。”
二叔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没有多问，起身走了。
赵大柱那边，整整一天没有出门。
他家的铁门关着，窗帘拉得严实。
有人去敲门，说想找他聊聊，他在里面说了句“不舒服”，就没了动静。
村里有人开始议论，说赵大柱这两天躲着人，肯定心里有鬼。
也有人直接点名，说当年化工厂的事是他牵的线，现在隔壁村出了事，他脱不了干系。
这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我没有去找赵大柱。
时机还没到。
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里转着那叠锁在箱子里的纸，还有那张模糊的照片。
两年了，那些东西还在，从来没有动过。
我知道它们迟早要见光，只是要等一个所有人都清醒的时刻。
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赵大柱，脸色铁青，嘴唇抿得很紧。
04
赵大柱站在我家门口，脸色是那种压抑了一夜的铁青，眼底有红丝，像是一晚上没睡。
他没穿外套，只套着一件旧毛衣，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线。
他平时出门总是收拾得整齐，这副模样倒是少见。
“卫东，进去说。”
他声音很低，低得像是怕路上有人听见。
我侧开身，让他进来。
他在堂屋的椅子上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叉着，又松开，又交叉。
我没有倒水，就站在他对面，等他开口。
“昨晚的事你也看见了。”
他说，“隔壁村的事。”
“看见了。”
“卫东，”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我没见过的东西，不是强硬，是某种接近于恳求的东西，“你手里有什么，我大概知道。
那张照片，还有那叠……文件。
你要是拿出去，我就完了。”
我没有说话，看着他。
“我知道我当初做的事不地道。”
他的声音有点发颤，“但我现在可以补救。
我认识化工厂那边的人，我可以帮隔壁村争取赔偿，我去跑，我去说，这件事我来办。
你就当没有那些东西，行吗？”
我想了大概三秒钟，说：“不行。”
赵大柱的手指收紧了。
“卫东——”“大柱，”我打断他，“你昨晚睡没睡着？”
他愣了一下，没答。
“我睡着了。”
我说，“因为我两年前就说清楚了，我的心里没有亏欠的东西。
你的心里有，所以你一夜没睡，今天一大早跑来求我。”
赵大柱站起来，脸上的肉抖了一下，像是要发火，又像是在忍。
他最后只是低下头，沉默着。
“今晚我要开村民大会。”
我说，“你要来，就来听。”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复杂，但没有再说话。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迈出去了。
当天下午，我托二叔把消息传出去，说晚上八点在村委大院开会，有重要的事说。
到了晚上，大院里坐满了人，连几个平时不怎么出来的老人都来了。
院子里挂着一盏灯泡，光线昏黄，把人脸都照得深一些。
赵大柱坐在后排，低着头，没有说话。
我把铁皮箱放在桌上，用钥匙打开。
我从里面拿出那叠纸，展开第一页，放到灯下，说：“这是两年前我从外地朋友处收到的调查报告，里面有这家化工厂在临县造成污染的现场照片和水体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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