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红旗粮站的大铁门从里面锁上了。
站长赵德柱站在办公室窗前，手指把窗帘掀开一条缝。
院子里停了四辆吉普车，穿制服的人正从粮仓里一袋袋往外拖公粮。
他后背的汗衫湿透了一大片。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
赵德柱盯着那台黑色电话机，手伸出去，又缩回来。
他抬头，看向窗外。
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正站在粮仓门口，手里举着一把裁纸刀，划开了一袋公粮的封口。
赵德柱手里的打火机“啪”地掉在地上。
01
1985年秋天，红旗粮站的院子里堆满了刚收上来的公粮。
我正拿扦样器往麻袋里插，赵德柱从办公室窗户探出头来，喊我进去。
我放下手里的活，擦了把汗，推门进了他的办公室。
赵德柱把门关上，窗帘也拉了一半。
他坐到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本子，封面写着“入库记录”四个字，但翻开后我一眼就看见第一页顶上用钢笔写着“掺沙记录”四个小字。
“志强，今年入库缺口大，上面催得紧。”
赵德柱把本子推到我面前，手指点了点那行字，“每袋公粮掺二两沙，你签字确认一下。”
我手心一下子冒出汗来。
验粮员干了三年，我知道掺沙是什么性质。
公粮是要进国库的，掺了沙就是变相贪污，查出来是要坐牢的。
“赵科长，这是犯法的事。”
我压低声音说。
赵德柱冷笑了一声，把本子收回去，靠在椅背上看着我：“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但你以后别想在粮站混了。
你自己想想，你一个临时工转正才两年，没我罩着，你连这碗饭都吃不上。”
我没说话。
他又补了一句：“就掺二两，没人看得出来。
今年缺口补上了，明年我自有办法。
你签个字就行。”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转身出了办公室。
回到验粮台前，我拿着扦样器的手都在抖。
旁边的小王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中暑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林秀英已经做好了饭。
我坐在桌前扒拉了两口米饭，一口菜都咽不下去。
秀英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工作上的事，有点烦。
她没再追问，给我倒了杯水，自己去哄孩子睡觉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脑子里全是赵德柱那张脸和那个本子。
掺沙的事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干，那个本子上写的是“记录”，说明之前就有过。
我要是签了字，以后出了事我就是从犯；我要是不签，这饭碗就真砸了。
一直熬到凌晨三点多，我起来上了趟厕所，路过客厅看见桌上放着我配钥匙的旧模具——那是以前给家里配大门钥匙时剩下的。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赵德柱今天给我看本子时，抽屉没锁严，露了一条缝。
那个抽屉的钥匙我见过，是一种老式的三环锁，型号很普通。
我回到床上，心跳得厉害。
那个本子，必须拿到手。
第二天一早，我比平时早到了半小时。
粮站院子里还没什么人，我走到赵德柱办公室门口，门锁着。
我蹲下身子，假装系鞋带，仔细看了一眼那把锁——三环牌，型号是305，跟我想的一样。
我记下了钥匙的齿形轮廓，然后起身去开门打扫卫生。
八点整，赵德柱来了。
他看见我已经在验粮台前忙活，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志强，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说再给我一天时间，这事我得想清楚。
赵德柱点点头，进了办公室。
我透过窗户看见他把抽屉锁上，钥匙揣进了裤兜里。
那天中午，我趁大家吃饭的工夫，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唯一一家配钥匙的铺子。
我把记在脑子里的齿形画在纸上，让师傅照着配了一把。
师傅问是什么锁，我说家里的柜子钥匙丢了，配把备用的。
师傅没多问，收了五毛钱。
回到家，我把那把新配的钥匙藏在鞋盒里。
秀英问我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我说肚子不舒服，请了半天假。
她没再问，转身去厨房给我下了碗面条。
我端着碗，眼睛盯着鞋盒的方向。
那个本子就在赵德柱的抽屉里，钥匙我已经有了，只差一个机会把它拿出来。
晚上躺下后，我对秀英说我可能不想在粮站干了。
她愣了一下，问我为什么。
我说工作不顺心，想换个活法。
秀英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看着办吧，我和孩子跟着你。”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个本子，必须拿到手。
02
三天后的午休时间，整个粮站静悄悄的。
赵德柱去县里开会，临走前我亲眼看见他把办公室门锁上，钥匙挂在腰间的钥匙串上。
但我知道，那把锁我已经配了钥匙。
十二点半，大伙儿都在食堂吃饭。
我说肚子不舒服，去了趟厕所，然后绕到粮站后院。
赵德柱办公室的后窗有一扇玻璃松了，我轻轻一推就开了条缝。
我侧着身子钻进去，落地时尽量放轻脚步。
办公桌的抽屉还是那把三环锁。
我从口袋里掏出配好的钥匙，插进去，轻轻一拧——咔哒一声，锁开了。
抽屉里放着几本账册、一包烟、一个打火机，还有那个封面写着“入库记录”的本子。
我拿出来翻到第一页，上面确实写着“掺沙记录”四个字。
再往下翻，从去年秋天开始，每一次掺沙的日期、重量、经手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后一栏是签名，全是赵德柱的笔迹。
我心跳快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把关键几页的内容抄了下来——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八月，一共十二次掺沙记录，每次掺沙的重量从五十斤到一百斤不等，经手人那一栏写着“赵德柱”三个字。
抄完最后一页，我把本子放回原处，锁好抽屉，又从后窗翻了出去。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我回到验粮台前坐下，手还在抖，但心里踏实了不少。
下午四点多，赵德柱从县里回来了。
他把我叫进办公室，关上门，开门见山：“志强，考虑好了没有？”
我深吸了一口气，看着他的眼睛说：“赵科长，这事我做不了。”
赵德柱脸色一下子铁青。
他拍了一下桌子，茶杯都跳了起来：“行，你有种！明天你就给我滚出粮站！”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他喊了一句：“你要是敢出去乱说，别怪我不客气！”
我没回头，直接走到自己的工位前。
桌角上放着那只用了三年的瓷饭碗，碗底磕掉了一块瓷，但一直没舍得换。
我拿起那只碗，看了最后一眼，然后狠狠往地上一摔。
啪的一声，碎片四溅。
整个粮站的人都愣住了。
小王手里的扦样器掉在地上，老刘端着茶缸子张大了嘴。
我弯腰捡起一块碎片，揣进口袋里，然后走到自己的储物柜前，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进蛇皮袋里。
我扛着蛇皮袋往外走，路过赵德柱办公室门口时，门开着一条缝，我看见他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走出粮站大门时，我看见了林秀英。
她抱着孩子站在马路对面，看见我出来，什么也没问，只说了句：“回家吧。”
我点点头，接过孩子，跟她一起往家走。
走出十几步远，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灰扑扑的院子。
粮站的烟囱还在冒烟，院子里的人还在愣愣地看着我。
我转回头，心里默念：三年后，咱们再见。
03
辞职后的第三天，我去了岳父家。
岳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种了大半辈子地，攒了两千块钱准备给秀英弟弟娶媳妇用的。
我坐在他家的堂屋里，把粮站的事简单说了一遍，没提掺沙的事，只说干不下去了，想跑长途运输。
岳母脸色很难看，说两千块是留给小舅子结婚的。
林秀英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最后岳父抽完一根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说了句：“志强不是乱来的人，这钱借给他。”
第二天，我用那两千块买了一辆二手的解放牌卡车。
车是八零年的，跑了六万多公里，发动机声音有点大，但底盘还算扎实。
我把车开回家，秀英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看着我。
“以后就靠它了。”
我拍了拍方向盘。
头一年，我吃住都在车上。
从县城拉煤炭到省城，再从省城拉化肥回来，一趟来回四百公里，路况差得能把人的骨头颠散架。
有一回在盘山公路上遇到下雨，路面打滑，差点连人带车翻进山沟里。
我死死把住方向盘，车在路边停住时，半个轮胎已经悬空了。
我坐在驾驶室里喘了半天，手抖得连根烟都点不着。
货主也刁难。
有一回拉了一车西瓜到省城，货主说瓜皮有裂纹，扣了我一半运费。
我蹲在车旁边，看着那堆西瓜，心里憋屈得不行。
但想想秀英和孩子，咬咬牙还是忍了。
偶尔路过县城，我能远远看见粮站的烟囱。
每次看见，心里都不是滋味，但我从没跟秀英提起过。
她也不问，只是每次我出车回来，都会给我下一碗面条，卧两个荷包蛋。
1986年底，我还清了岳父的借款。
1987年春天，我用攒下的钱又贷款买了一辆卡车。
我一个人开不了两辆车，就雇了同村的张老三当司机。
张老三以前在部队开过车，技术比我好，人也踏实。
到了1987年底，我已经有了三辆车，固定的货源也拉上了。
我开始不用自己跑车了，每天在货运站里联系业务、安排调度。
1988年夏天，我又买了两辆车，总共五辆卡车，注册了“志强物流”的公司名字。
那天下午，我在货运站的休息室里看报纸。
天热，电风扇呼呼地吹，我靠在椅背上，翻到本地的社会新闻版。
一则消息让我猛地站了起来——“红旗粮站被查，站长赵德柱被带走。”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半分钟，然后把报纸放下，走到窗边点了根烟。
烟抽到一半，我掐灭了，转身走进办公室，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走。
张老三在院子里洗车，看见我急匆匆的样子，问我去哪儿。
我说回老家一趟，有点事。
我发动卡车，挂上档，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子驶出货运站大门时，我看了眼后视镜，志强物流的招牌在阳光下闪着光。
报纸上“赵德柱”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眼睛。
我握紧方向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个记录本，该派上用场了。
04
我从省城开车回老家，一路没停。
四个小时的路程，我只用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车停在村口时天已经黑透了。
我没回家，直接拐进老屋那条巷子。
老屋三年没人住，院门上的锁锈得差点拧不动。
我推开门，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窗户上的报纸破了大洞。
我走进卧室，墙角那张木床还在，被褥早就发霉了。
我把床挪开，蹲下身，手指在第三排砖缝里摸。
摸到那块松动的砖时，我心里一紧。
砖抽出来，里面是个油布包。
我掏出油布包，打开。
里面裹着三层塑料布，塑料布里是那几页纸。
我的手指有点抖，把纸展开，凑到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下看。
赵德柱的签名还在。
每一页都有他的签名。
日期、重量、经手人，清清楚楚。
从1984年9月到1985年8月，十二次掺沙记录，加起来掺了将近一千斤沙子。
这些沙子掺进公粮里，卖给了国家。
我把纸叠好，重新包进油布包里，塞进衣服内袋。
然后我把床推回原位，走出老屋，锁上门。
那一夜我睡在车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三年前的事——赵德柱把记录本推过来的样子，我翻窗抄录时手抖得握不住笔的样子，摔碗时碎片飞溅的样子。
还有秀英站在马路对面，抱着孩子，只说了一句“回家吧”。
天亮后，我去了镇上邮局。
我想把这些纸匿名寄给县里的调查组。
地址我从报纸上记住了，是县纪委的办公地点。
我买了个信封，把油布包拿出来，正要往里装，邮局门口突然有人喊：“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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