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通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林芝正在会议室里听财务总监汇报上一季度的营收数据。手机在实木桌面上震动，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屏幕亮起，显示一个来自老家的陌生号码。
她习惯性地按了静音，打算等会议结束再回拨，但这种来自故土的未知来电，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她浑稳的心境上。
她是十五年前离开那个皖南小村的，叔公在世时，除了逢年过节给他打个钱，她几乎切断了所有来自那里的联系。
会议一散，她回拨过去，那头是一个怯生生的女声，说是村里新来的计生干事，在核对早年送养儿童的档案，辗转问了好几个人才拿到她的号码。
“是林芝吗？关于你亲生父母的事，你……还想了解吗？”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林芝握着手机走到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如织的车流，沉默了足足半分钟。
亲生父母。这四个字在她嘴里嚼了三十七年，从最开始的渴望、委屈，到后来的麻木、空白，再到如今的彻底无感。
七岁那年，她被亲生父母送到了叔公家，理由后来叔公喝醉了说过一次：“家里穷，你妈还要生弟弟，带着你累赘。”这一送，就是三十七年。他们没看过她上小学，没参加过她的初中毕业礼，没在她打工被老板克扣工资时递过一碗热汤，更没在她咬牙攒钱开这个小加工厂时帮过一分钱。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壳，终于在四十岁出头把这壳磨出了些光泽。
她对着手机，听见自己平淡地说了声：“没什么好了解的。”对方明显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半天：“他们说……就是想见见你，这么多年了。”
林芝挂了电话，点燃一支烟。她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当父母发现她还有利用价值时，当年那个“累赘”，就该变回“亲女儿”了。
半个月后，林芝应约去了老家县里最好的饭店包厢。她不是被血缘的幻梦冲昏了头脑，她只是想亲眼看看，时间会把她的亲生父母变成什么。
见面那天阴雨绵绵，她到的时候，两个老人已经站在包厢门口的走廊里，身上带着股潮湿的土腥气。她几乎认不出他们。
记忆里那个把她送走时还算利落的父亲，现在佝偻着背，头发花白稀疏，双手插在袖管里缩着脖子；那个在七岁她哭闹着抱住大腿时硬掰开她手指的母亲，脸上褶子深得像刀刻，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又像是常年迎风流泪。
母亲先开口，声音抖得厉害：“芝芝，你……你长这么高了，我都快认不出了。”林芝看着她，那张脸确实和自己的有几分相似，但那种相似此刻只让她觉得生理上的不适。
她叫了一声“叔，婶”，这是她三十七年来对他们唯一的称呼——叔公这么教她的，说这样叫，心里不疼。
母亲一听这称呼，眼泪就下来了，伸手想拉她的手，林芝侧身避开，径直走进包厢坐下。
菜是母亲点的，都是她小时候听别人说过的、只有在过年才能闻见香味的菜：红烧肉、炖土鸡、糯米圆子。可林芝一口都吃不下去。
饭桌上气氛凝滞，只有筷子偶尔碰到盘子的轻响。父亲闷头扒饭，母亲一边给林芝夹菜一边啜泣，说当年是怎么不得已，家里地少人多，你弟弟又来了，总得有一个去寻条活路，叔公家没孩子，你去那里不至于饿死。
“这些年，我们天天想着你啊，半夜醒来就掉泪，寻你好几次，都寻不到……”母亲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林芝七岁前的一张黑白照，边角都磨出了毛边，“你看，我一直揣着，贴胸口放的。”
林芝看着那张照片，心里没有半点波澜。如果真的天天想，为什么她十岁那年发高烧，叔公跑去叫人，他们家大门紧闭，之后说是去外婆家了？为什么她十六岁去镇上鞋厂打工，在集市上撞见她妈买布，她妈只是愣了一下，就被她爸拽走了，像躲什么瘟神？这些疑问她没问，问出来，仿佛是她在计较，而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穷”、“没办法”、“那个年代都这样”的万能答案。
酒过三巡，母亲擦了擦眼角，终于把话题绕到了正轨。她放下筷子，搓着手，眼神飘忽，不敢直视林芝，那副扭捏的样子，像极了村口那些想借粮又不好意思开口的邻居。
“芝芝啊，你现在……日子过得还行吧？听说，听说你开了厂，手下不少人？”林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涩得发苦：“还行，饿不死。”母亲得到这个信号，深吸一口气，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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