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庆节后，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从重庆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最先见到的熟人是曾任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的董益三，第二个熟人是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他乡遇故知”，沈醉真正体会到了人间冷暖。
已经当了小组长的董益三推开了沈醉递上的一整条“大前门”，给沈醉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属于小组长“上级”的学习委员王耀武却热情地迎上来握手，问寒问暖后还替沈醉拿着脸盆并领着他一同去洗漱。
董益三、王耀武跟沈醉过去都有很深的交情，而另一位“战犯同学”，跟沈醉则是差点火并的“仇人”，沈醉一见他就打怵：“彼此一见，只说了一句：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见了。开始我还有点提防他，怕他报复我，因他比我早到一些。不久，我就发觉这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过去一段不愉快的事，谁也不愿去提它，而且几年来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沈醉怕这个人，还真不是因为自己来得晚，“资历浅”，而是据说此人武功十分高强，给中山先生和老蒋都当过大保镖，当年沈醉仗着人多势众想跟这位大保镖打架，现在大家都是战犯身份，要是真打起来，自诩“国术也有基础”的沈醉，根本就不是对手。
高级战犯中老蒋的嫡系不少，但给中山先生和老蒋当过卫士的，却只有这么一位：“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卫士，据说现在全国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特赦战犯周振强了。（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全国政协回忆录刊物《纵横》1998年第十期刊发的《1959：共和国主席发出特赦令》一文中有周振强的履历：“周振强是浙江诸暨县人（属奉化系），年轻时曾在孙中山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毕业后，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1949年5月7日被我渡江南下大军俘获时，任浙江（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官兼金华城防指挥官等职。”
周振强能第一批特赦，除了学习改造积极主动外，还跟他的籍贯有关，另外他是被俘还是投诚，当时也有不同说法。
1959年9月25日，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中央写了专题报告，那份报告的数字应该是绝对准确的：当时在北京、辽宁省、山东省、陕西省、四川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学习改造的战犯总数为八百五十六名，这八百多名战犯分成四类，第一类即首要战犯，其标准是中将师长、军长、副军长、兵团司令，省主席、省党部书记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共计为六十六名；其他非首要战犯共计为七百四十二名。另外，还有伪满战犯三十九名，伪蒙战犯九名。
专案小组的报告拟对其中的一百四十四名战犯予以特赦释放。第一批五十名，国庆节前释放，包括首要战犯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曾扩情、杨伯涛、邱行湘等人；第二批五十名，包括首要战犯王耀武、宋瑞珂、胡临聪、卢浚泉、罗历戎、沈醉；第三批四十四名，包括首要战犯宋希濂、李以劻、陈金城、庞镜塘，后两批准备国庆节后放，溥仪、溥杰是否释放、第几批释放，待定。
按专案小组的报告，沈醉、李以劻等人1959年就出去了，但中央经过通盘考虑，决定每天特赦一批，第一批特赦三十三人（功德林十名），王耀武、宋希濂、卢浚泉从第二批调进第一批，然后考虑到第一批特赦人员中没有奉化人士，功德林就上报了周振强和董益三，中央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历史状况、现实表现及其影响，最后同意特赦周振强，董益三虽然表现良好，但还不能第一批特赦：“董益三虽是浙江奉化人士，但在1929年（一说为1927年，但应该还是战犯管理所的报告更为准确）的白色恐怖中，曾参加过中共；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叛变革命，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系统。”
第一批特赦周振强而不特赦董益三自有原因，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意见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一文记述道：“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周振强在功德林表现积极，尤其是力大无穷任劳任怨，连沈醉都十分佩服，这可能也是沈醉一开始忌惮周振强的原因——沈醉笔下的周志乾，像“熊”一样强壮，是个不折不扣的彪形大汉。
当过中山先生和老蒋大保镖的周振强应该也算“大内高手”，但他“被俘”经历，却让我们对大保镖、大内高手的“武功”产生了怀疑：周振强生于1903年，1949年“被俘”时只有四十六岁，但这个正在当打之年的“武林高手”，却被几个小兵和保甲长轻松拿下，扭送到解放军那里去了。
据沈醉回忆，周振强进了战犯管理所一直在申诉，说自己是投诚而不是被俘，而且一直跟同学们解释：“我这一生中，虽然有打仗的经验和杀人的经验以及保卫领袖与抓壮丁等经验，却没有投降的经验。所以金华解放前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周振强在蒋军高级将领中算是“不贪”的，所以大小老婆和一群孩子都没条件送往外国或台湾、香港，全都跟他在浙江金华，而周振强那个师管区司令兼城防司令，其实也是光杆司令：当年每一个省有一个军管区和几个师管区、几十个团管区，这些“管区司令”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征兵，也就是“过路财神”，自己并没有多少兵，“城防司令”如果不是由军长、师长兼任，也没有正规军，手里也就是几个保安团而已。
周振强“守”金华，其实并没有守，解放军一攻城，他就换上便服，准备去投诚，这时候就看出他没有经验了，沈醉回忆起来还觉得有些好笑：“这么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事先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便只身前往找寻解放军指挥官，未免有点太儿戏。当他忐忑不安走出家门，准备去找投降的地方时，正好遇上他的司令部几个士兵与保甲长。他们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揪住拖着就走。周急了，连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很简单：抓你去立大功！周再三解释，他是准备去找解放军指挥官投降的。那些人哪里会相信，说他穿上便衣明明是想逃跑，还想欺骗人是去投降。不论周怎么说，那些士兵就是不相信，一下就绳捆索绑地把他送给了解放军。”
周振强居然是被自己司令部的几个士兵活捉送到解放军手里，这样他就只能算被俘而不是投诚了。
周振强这个诸暨的“奉化系”中将，按当时的说法，也是老蒋的“大保镖”、“大内高手”，还挨过老蒋的耳光，他被外放为有名无兵的“司令”，也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了不该看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但既然是“大内高手”，起码应该是会些武功的，怎么几个他原先的小兵和保甲长，就轻松把他生擒活捉了？莫非传说中的“武功”都是骗人的？
有人说周振强是靠有文化和会办事而当了卫士头目，但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他一开始连字都不认识多少，上黄埔一期属于“保送”，进了功德林才买字典开始“补习”，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写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沈醉写的《战犯改造所见闻》都说周振强就是个“白字先生”：“他小学尚未毕业，几乎是功德林战犯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周振强最讨厌的，还是小组学习时组长让他读报纸，每当读到‘贪官污史’（贪官污吏）、‘云花一现’（昙花一现）、‘以化传化’（以讹传讹）时，总会引发人们并不友好的哄堂大笑。如火如荼读成如火如‘茶’，有人便问一声：‘什么茶？’‘龙井茶！’回答得也很利爽。”
武功真实存在，周振强比沈醉能打，也应该是真的，周振强被生擒活捉而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这就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按理说能给两个顶级人物当卫士，而且还成了卫士头目，那应该是高手中的高手才对，怎么到了生死关头，怎么一招都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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