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达新德里
当飞机降落在德里机场时,我第一个印象,不是炎热,不是人潮,而是一种气味——浓烈而复杂,像是香料、尘土与祈祷的混合。
这种气味在舱门打开的一瞬间涌进来,带着温度和湿度,带着一种无法命名的古老气息。我站在舷梯上停了两秒,身后的旅客侧身绕过我,拖着急促的步子往前走。他们似乎对这种气味习以为常。而对我这个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人来说,这气味本身,就是印度的第一个自我介绍。
我深吸了一口,拖着行李箱,慢慢走进那片热浪里。走出机场大门,我面对着印度首都新德里——这座城市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迎接一群来自中国沈阳的访客。
二、市政厅:唱响《流浪者》
来接我们的地陪叫阿米特,曾在杭州学习工作八年,中文流利。他热情、自信,介绍自己的首都时语气里有一种藏不住的骄傲。他说“新德里正在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都市”时,眼睛里闪着光。他不是在撒谎,他是真心相信这些。
第二天上午,一辆装饰得花花绿绿的礼宾车将我们从宾馆送达市政府。我们被引进会见大厅,新德里市长已经在厅内等候。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快步迎上前来,轻轻握住我的手,俯身在我手背上碰了一下。接着,他亲手为我披上一件莫迪服坎肩,献上鲜花。
阿米特送我们到市政府大楼门口,就停住了。他帮我们拉开玻璃门,自己却像被一道看不见的线拦住了似的,站在门槛外面,笑着对我们说:“各位领导请进,我在这里等你们。”我当时没太在意,以为他只是按规定不能进入。后来才慢慢回过味来——他不是不能进,而是他的身份不允许。他只是地陪,在某些场合,地陪是不能迈过那道门槛的。门里门外,是两个印度。
欢迎词过后,我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致辞。但说着说着,我发现两国人员还稍显拘谨,脸上挂着公式化的笑容——弧度精确,却没有抵达眼角。我放下稿子,换了语气:“其实,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第一印象,不是泰姬陵,不是瑜伽,而是印度的电影。《流浪者》《大篷车》,载着我们对印度全部的想象。”
然后我张开嘴,唱了出来——“阿巴拉古,阿巴拉古……”
我的嗓子算不上好,调子也未必准确。可在我唱出第一个字的瞬间,我看见台下那些公式化的笑容忽然裂开了,露出真正的、意外的笑意。整个大厅里的印度官员全部放松下来,有人摇头晃脑,有人轻轻打着拍子,有人跟着那熟悉的旋律一起哼唱。气氛一下子打开了。
接下来的会谈进入了理智与感情共鸣的阶段。沈阳与新德里在经济、文化、体育各方面的交流顺畅展开,结果也比较理想。走出市政厅的时候,阳光正好。阿米特从门廊的阴凉里迎上来,问我谈得怎么样。我拍了拍他的肩:“谈得很好。你那个‘中国通’没白当。”阿米特嘿嘿一笑,跑去开车门。
三、两极的印度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不断地在新德里和老德里之间穿梭。
新德里宽阔、现代,玻璃幕墙倒映着蓝天白云。而走进老德里,像是退回了一个世纪以前——街道狭窄,建筑低矮破旧,整片城区像一个巨大的贫民窟。
在那里,我亲眼看到路边一个制作大饼的人,光着脚踩在面团上。那张饼,和我们前一天在餐厅里吃过的那种饼长得那样像。三轮车在巷子里穿行,老人弓着背用力蹬车,车上坐着的乘客衣着整齐,自始至终没有低头看蹬车人一眼。
从老德里出来,回到新德里,那种两极的撕扯感更加尖锐。富人区高墙深院,百米之外就是贫民窟的拥挤棚户。现代与古老、富裕与贫穷,像两块颜色截然不同的布料被蛮横地缝在一起。
两极不仅在地上,更在人与人之间。街头上,我看到追着车窗伸手的乞丐,枯瘦的手掌贴在玻璃上。而在新德里商会的楼下,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印度女性——面容姣好,妆容整洁,通体华贵,笑容真诚。她是被现代文明精心培育浸泡出的精英范。商会的会长则是一位中年女性,身材微胖,面容舒展,得体雍容。
从市长到会长,从精英女性到地陪阿米特,我都感受到了印度人对现代化的向往与执着。他们向往的是同一种现代化,但脚下的起点相隔何止百里——有些人站在市政厅里,有些人站在门槛外面。
而阿米特,那个站在门槛外面的年轻人,却是我见过的最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带我们去洗手间,回头认真地说:“这个地方很好的,很干净的。”我们如厕之后,觉得实际体验和他所说的还有距离。但后来我明白——在他的坐标系里,那样的洗手间,或许真的已经算得上“很好很棒”了。他对印度的热爱,有时看起来不切实际,但不是虚伪,而是一种真切的维护。
这就是两极的印度。不是有人向往有人放弃,而是所有人都向往,但有些人走得快些,有些人走得慢些。向往现代化的印度是真的,街头伸手的印度也是真的;精英范的印度是真的,贫民窟里赤脚踩饼的印度也是真的。它们同时存在,互不否认,共同构成了这个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国度。
四、神迹与大地
离开的那天,我穿过德里的机场大厅,看到了墙上的壁画。
那是两幅著名的作品。一幅是帕雷什·麦蒂的《印度奥德赛》,数百米的长卷横贯大厅,五十余块画板拼接出从孟加拉到克什米尔的万千风貌——恒河边的晨祷、拉贾斯坦的骆驼集市、孟买的繁华街巷、喜马拉雅山麓的宁静村庄。另一幅是安乔莉·埃拉·梅农的《围城》,聚焦旧德里的一条老巷:果汁小贩、冰淇淋摊、路边理发师、漫步的牛、嬉闹的孩子、赶路的行人,人畜共处,喧闹而和谐。
传统与现代,安静与喧嚣,贫穷与富足,全都被画家的笔触收进了同一幅画里。
我站在壁画前,看了很久。
这就是印度。它从不抹去什么,也从不掩饰什么。古老与现代,富裕与贫穷,优雅与脏乱,所有这一切都被它照单全收,摊在阳光下,也挂在机场的墙上,让每一个抵达或离开的人,一眼看尽。
五、回望云烟
飞机跃上云层,德里的灯火在舷窗外渐渐化开,像一滴墨落入水中,散成一片模糊的光晕。我靠着窗,看那光晕一点一点远去。机舱里很静,只有舷窗外的云,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无边无际,像一片沉默的海。
云烟深处,是来路。
建国之初,印度比我们强。改革开放起步时,我们相差无几。几十年过去,我们走在了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不是因为我们运气更好。是我们的路,走对了。
天上云烟,地上人间。
这云烟,是从那人间的烟火里升起来的。老德里街头踩在面团上的脚,市政厅里没有抵达眼角的笑容,阿米特站在门槛外面的身影——都是这人间的柴火,烧出了这漫天的云烟。人间疾苦与荣光,到了天上,都化作了同一片云。
这天上云烟,似乎两大文明在当代的呼吸,在云层之上交织。地上的脚步与道路,晨昏与冷暖,到了这天上,都化作了同一片云烟。它们蒸腾着,向上飞翔,时而缠绕,时而分开。
不过是在同一片天空下,不同的飞翔状态罢了。有的飞得疾些,有的飞得缓些。但都在飞,都在寻找风的方向。云烟不问快慢,它只看你是否还在向上。
人间是根,云烟是叶。根在各自的泥土里,叶在同一片天空下。
我看见那些云烟向上蒸腾,带着恒河的泥沙与黄河的黄土,带着两个民族几千年的梦与痛,一起向上。它们升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淡,最后化作天边的一抹微光。
德里的灯火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窗外只有云,和无边无际的夜色。
飞机带着我,一路向北,回家。
那云烟没有回来。它还在向上,向上,直到变成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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