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明远，今年五十二岁。1994年从大连坐船到神户，口袋里揣着三万日元和一本翻烂了的日语教材。那时候我二十二岁，觉得日本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吃苦，什么都能挣到手。
刚到日本的头两年，我在神户港口附近的一家中华料理店洗碗。老板是福建人，对我还算照顾，包吃包住，每个月给我十二万日元。白天洗碗，晚上去语言学校上课，周末再去便利店打零工。那时候年轻，不觉得累，就觉得日子有奔头。
我的第一任妻子叫田中美咲，是语言学校隔壁花店的店员。
说起来我们认识的方式挺普通的。语言学校门口有个自动贩卖机，我每天下课都去买一罐咖啡。花店就在贩卖机旁边，她经常在门口整理花桶。一来二去，我们就点头打招呼了。
有一天下大雨，我没带伞，站在贩卖机旁边的屋檐下躲雨。她从店里拿了一把透明伞递给我，说"用完放在门口就行"。第二天我还伞的时候，顺便买了一束最便宜的雏菊。她笑着说，在花店工作三年，第一次有人买花送给她。
美咲比我大两岁，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她话不多，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我们交往了半年就结婚了，那是1997年的春天。
婚后的日子平淡但安稳。我从料理店辞职，进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做业务员，专门对接中国的客户。美咲继续在花店上班，每天傍晚回家做饭。她做饭很好吃，尤其是味噌汤，用的是她老家信州的白味噌，甜丝丝的，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个味道。
但我很快发现一件事。美咲从来不跟我吵架。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不吵，而是她真的不会跟你起正面冲突。我加班到半夜回家，她不问为什么。我周末跟同事去喝酒，她不说一句抱怨。我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扔在沙发上，第二天就洗好叠好放在柜子里了。
一开始我觉得舒服，觉得这就是贤妻良母。后来慢慢觉得不对劲。有一次我问她，你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她想了想说，没有啊，挺好的。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你对着一面湖水扔石头，水面泛起涟漪，但很快又恢复平静，你永远不知道湖底下是什么。
我们的婚姻维持了四年。2001年，她跟我说想离婚。没有第三者，没有争吵，她只是平静地说，觉得我们不太合适。我问哪里不合适，她说不上来，只是反复说"对不起"。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在区役所填了一张表，盖了章，十分钟就结束了。走出区役所的时候，外面在下雨，我突然想起她当年递给我那把透明伞。我想问她到底是哪里不合适，但她已经朝另一个方向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雨里。
离婚后我把精力全部投入工作。2003年公司派我去东京常驻，负责华东地区的进出口业务。我在东京租了一间小公寓，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在家看电视或者去附近的居酒屋喝两杯。
我的第二任妻子叫渡边绫子，是客户公司的事务员。
绫子跟美咲完全不同。她性格开朗，说话语速快，笑声很大，在办公室里隔着三个工位都能听到她的声音。我们因为工作上的往来渐渐熟悉，后来开始一起吃午饭，再后来就自然而然地交往了。
绫子小我五岁，没结过婚，家里在埼玉县开了一家小超市。她父母对她嫁给中国人这件事一开始有些犹豫，但见过我几次之后就接受了。她妈妈跟我说，只要对绫子好就行。
2005年我们结婚，那天绫子穿着白无垢的样子很好看，我穿着租来的礼服，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安定下来了。
绫子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她喜欢出去玩，周末拉着我去各种地方的温泉、轻井泽的奥特莱斯。她还逼着我考了驾照，说没有车在日本太不方便了。
绫子虽然性格外向，但在家庭生活里，她有一种近乎执拗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她生病了不跟我说，我下班回家发现她烧到三十九度，还在厨房煮饭。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吃点药就好了。
有一次她妈妈住院，她请了三天假去照顾，回来之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上班做饭。我是后来从她妹妹那里才知道，那三天她几乎没怎么睡觉。我问她为什么不让我帮忙，她说不想让我担心，而且这是她自己家的事。
"自己家的事"——我们已经结婚了，她家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但她不这么想。在她的意识里，有一条清晰的线，把"自己应该承担的"和"可以麻烦别人的"分得很开。而那条线画得很严格，几乎什么都归在"自己承担"那一边。
2010年，绫子怀孕了。我很高兴，觉得有了孩子一切都会不一样。但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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