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周，你还好吗？”
前岳母坐在路边那个小小的地摊后面，围巾裹得很紧，可露出的手指还是冻得发紫。我愣在人来人往的街口，手里拎着的公文包突然变得沉甸甸的。
“阿……阿姨？”我喉咙有些发紧，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怔了一下，随即别过脸去，摆摆手：“是你啊。忙你的去吧，都过去的事了。”
摊子上只有寥寥几件商品，在寒风里显得格外单薄。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猝然揪紧了。
那是去年深冬的一个周五傍晚。
天阴得厉害，像是要下雪。我从公司出来，裹紧大衣，想着去常去的超市买点食材，周末自己做饭。穿过那条熟悉的旧街时，眼角瞥见那个角落里的摊子，脚步不知不觉就停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坐在一张矮凳上，面前摆着两箱水果。她身上那件暗红色的棉服洗得有些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她正低头对着手心哈气，试图让冻僵的手指暖和一点。
是她。
我的前岳母，吴秀珍。
五年了。
我叫周明远，今年三十四岁，在一家设计公司做项目主管。五年前，我和妻子苏晓离婚了。法律上是前妻，可在我心里，她好像从来就没离开过。
我们结婚四年，日子原本平淡也温馨。苏晓身体一直不算太好，但谁也没想到，一次例行体检后，诊断书上的“慢性肾衰竭”几个字，像晴天霹雳一样砸了下来。医生说，最终很可能需要换肾。
我们两家都去做了配型，没有合适的。钱更是个大问题。手术、术后排异药、终身复查……那是一个我们当时根本看不清底的黑洞。我把工作这几年的积蓄全拿出来了，父母也凑了一些，可距离那个数字，还是差着一大截。
我开始四处借钱，关系近的远的，能开口的都开了口。晓晓看着我每天焦头烂额地打电话、算账，眼里的光一天比一天黯淡。
一个下着冷雨的夜晚，我从外面回来，浑身湿透。她靠在病床上，等我用毛巾擦干头发，忽然很平静地说：“明远，我们分开吧。”
我手一顿，以为听错了：“你说什么？”
“离婚。”她看着我，脸色苍白，但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决绝，“我们离婚吧。”
“你疯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现在说这个？你是我老婆！天塌下来我也跟你一起扛！”
“就是不想让你扛了。”她眼圈红了，声音却很稳，“你看看你自己，这几个月老了多少？你的事业刚起步，你的未来还那么长……我不能，我不能像个秤砣一样，把你死死拖在水底。”
“什么秤砣！我们是夫妻！”我抓住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别说傻话，总会有办法的。”
她摇头，眼泪终于掉下来：“办法就是把我这个包袱卸掉。明远，你听我一次。如果你不签字，我就不治了。我说到做到。”
我看着她，第一次感到一种彻骨的无力。她不是在商量，是在通知我，用她自己的生命做筹码。
我们僵持了将近十天。最后，我颤抖着手，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不是我同意，是我不能承受她真的放弃治疗。
从民政局出来那天，天气反常地好。阳光刺眼。我们站在台阶上，很久都没动。
“对不起。”她轻声说。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握住她的手，很用力，“好好治病。答应我，一定要好起来。等你好起来……”后面的话，我没说下去。
她笑了笑，笑容虚浮得像阳光下的肥皂泡：“嗯，等我好起来。”
我知道那可能是个奢望。但我必须让自己相信。
离婚后，我瞒着她，托一个信得过的朋友，每个月往她卡里打四千块钱，打了八个月。第八个月月底，她父亲，我以前的岳父吴建国，辗转找到了我。
“小明，钱别再打了。”老爷子头发白了大半，背也佝偻了，“你的心意，我们晓晓都知道。但她让我一定转告你，让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别再惦记了。”
“叔叔，晓晓她……”我急切地问。
“她在治疗，情况……还算稳定。”吴建国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们搬了家，换了环境，也想让她静静心。你……你也往前看吧。”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苏晓和她的父母，就像三滴汇入大海的水，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我告诉自己，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最好的消息，也许她真的慢慢好起来了，开始了没有我的、崭新的人生。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再次相见，会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街头，看到吴秀珍守着那样一个寒酸的水果摊。
我走过去，蹲下身，让视线和她齐平：“阿姨，您……怎么在这儿摆摊？天这么冷。”
吴秀珍扯了扯嘴角，像是想笑，却没笑出来：“闲着也是闲着，出来动动，顺带挣点零花钱。”
零花钱？我看着那两箱在冷风里瑟瑟发抖的水果，再看看她冻得通红开裂的手背，喉咙像被堵住了。
“叔叔呢？他身体还好吗？”我问。
她眼神倏地一暗，低下头，整理着根本不需要整理的苹果：“你吴叔叔……去年春天，脑溢血，没救过来。”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什么时候的事？我……我不知道……”
“没事，都过去了。”她摆摆手，动作有些仓促，“你忙你的去吧，别耽误你正事。”
我们之间陷入一阵难堪的沉默。寒风卷着尘土吹过。
我终于还是问出了口，那个压在心里五年的问题：“阿姨……晓晓呢？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吴秀珍的肩膀几不可查地抖了一下。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晓晓……她在南边，找了个清闲的工作，调养身体。”她的声音很轻，飘忽不定，“挺好的，你不用挂心。”
“那就好。”我说。心里却有个地方，沉沉地坠了下去。如果苏晓真的“挺好”，她的母亲何至于在寒冬腊月，孤零零地在这里卖这几箱水果？
我没再说什么，起身快步走到街对面的自助取款机。取了五万块钱，折返回来，趁吴秀珍不注意，迅速塞进她装零钱的那个旧布袋里。
“阿姨，这点钱您拿着，天太冷了，早点收摊回家吧。”
“这不行！绝对不行！”她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拿起布袋要塞还给我，“小明，这像什么话！我们不能要你的钱！”
“您就当我提前预付的水果钱。”我按住她的手，那手粗糙得像砂纸，冰凉，“天冷，您保重身体。我……我先走了。”
说完，我几乎是小跑着离开，不敢回头。直到拐过街角，才背靠着冰冷的墙壁，大口喘气。不知为什么，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涌了出来。
五年了。我以为时间早就把一切冲刷平整了。可原来那道沟壑一直都在，只是被灰尘浅浅盖住，风一吹，就又露出狰狞的底。
那一整晚，我都没合眼。往事不受控制地一帧帧闪回。苏晓笑着在厨房煲汤的样子；她确诊后强作镇定安慰我的样子；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眼泪砸在纸面上洇开墨迹的样子……
三天后，周末，上午十点多，门铃响了。
是快递。一个很薄的牛皮纸文件袋。寄件人那一栏，打印着两个让我血液几乎凝固的字：
苏晓。
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个轻飘飘的袋子。五年，第一次，她主动联系我，用的却是这样一种冰冷正式的方式。
撕开袋子，里面只有几页纸。最上面一页，抬头的四个黑体字像四根钉子，把我死死钉在原地：
遗嘱公证书。
遗嘱？
为什么是遗嘱？
我腿一软，跌坐在玄关的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嗡嗡作响。我强迫自己聚焦视线，去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立遗嘱人苏晓，因身患慢性肾衰竭多年，近期病情有所发展，为妥善安排身后事，避免亲属纠纷，特立此遗嘱……”
“……本人名下所有存款、房产及其他动产不动产，均由母亲吴秀珍一人继承……”
“……如本人去世，后事一切从简，不举办追悼仪式，不接受礼金。遗体无偿捐献予医疗研究机构……”
“……特别说明：本人与前夫周明远先生已于五年前协议离婚。离婚后，周先生仍曾给予经济资助，本人深表感激。离婚一事纯属本人个人意愿，与周先生无关，其人格与品行无可指摘。恳请周先生勿再因过往自责，早日开启新生活。若有来世，仍愿相识。”
公证日期是两个月前。
遗嘱。
苏晓立了遗嘱。
她为什么要立遗嘱？难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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