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5月15日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他离开之前,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伊朗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白宫在会晤后明确通报了这一点。这是特朗普此次访华在国际安全领域取得的最具实质性的成果。

特朗普访华之前,美伊谈判已经进行了多轮。特朗普政府认为已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个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则表示正在“评估”该备忘录。但备忘录列出的许多条款取决于最终协议的达成,谈判进展并不稳。特朗普政府因此将目光转向北京,希望中方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伊朗回归谈判。

从结果来看,美方的基本诉求得到了中方的回应。中方表达了帮助解决冲突、稳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意愿,还向特朗普做出承诺,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在会晤后的表态与美方存在温差。中方确认讨论了中东问题,但没有具体提及白宫方面所说的“伊朗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这一共识。这种措辞上的谨慎,表明中方不希望被误判,北京的对伊政策框架从没有“倒向美国”,而是在保留对伊朗的外交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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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刚谈完,中方就把矛头对准了以色列。5月1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直接点名以色列,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公认的叙被占领土,以色列应停止在叙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领土撤出”。这是中方作为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出的明确声音,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

傅聪发言当天,中方将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通告全球,围绕戈兰高地的领土完整原则也被摆上台面。傅聪还指出“叙利亚安全形势依然脆弱”,并要求叙利亚过渡政府“坚决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这几层意思叠在一起,是中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全面加压。

就在中方在安理会点名以色列之前几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前对中国开了火。在涉及导弹制造的一些特定零部件上,内塔蔑中国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并称自己对此“不喜欢”。他这番话在特朗普即将访华的时候说出来,选择的场合也不是联合国或任何正式外交平台,而是在外媒采访中放话,明显是在国际舆论场上对中国施压,干扰中美在伊朗问题上的协调。

内塔尼亚胡的意图不难判断。

特朗普访华前,美方多次表示希望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伊朗危机政治解决。内塔尼亚胡在此时抛出“中国支持伊朗导弹工业”的说法,等于提前在中美之间埋下一颗钉子,试图让美方对华产生疑虑,进而延缓美中在伊朗问题上达成共识。

中方的回应来得很快。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驳斥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一贯严格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致力于止战促和,推动局势降温”,“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无端指责”。

内塔尼亚胡的指责缺乏证据支撑。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早已到期,但即便在此框架下,中方也未有公开记录显示向伊朗提供了导弹零部件。中伊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军事技术转让的内容极为有限。内塔尼亚胡将中国与伊朗导弹工业联系在一起,更多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事实。

从中国的战略利益看,向伊朗提供导弹零部件只会加剧中东紧张局势,这与中方长期倡导的政治解决方向是相悖的。伊朗局势越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越受到威胁,中国的能源进口渠道就越不稳定。中国进口石油有很大比例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航路通畅对中国经济运行至关重要。重新开放海峡符合中国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中方没有动机去做让局势火上浇油的事情。从中方的角度,当前中东局势的症结十分清晰。美国和以色列作为冲突当事方,应该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在中国眼中,以色列不是站在正义一边的被动应对者,而是冲突升级的主要推手之一。

综合来看,当前围绕中东问题的博弈态势有三个层次。

顶层是中美之间的宏观战略协调。中美虽然在许多领域存在分歧,但在“伊朗不能拥核”“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维持通航”这两个核心安全议题上达成了底线共识。这个共识的达成,意味着中美在伊朗问题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战略默契。

中间层是以色列的焦虑。以色列最大的战略恐惧是被美国抛弃。一旦美伊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伊朗获得制裁解除和经济喘息空间,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将面临系统性恶化。内塔尼亚胡选择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对中国发起无端指控,本质上是试图将中国塑造成“破坏中东稳定的外部力量”,以此对冲中美在伊朗问题上达成合作进而推动美伊和解的节奏。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日前还宣称要将对美军事援助依赖降低至最低水平。这话放在美伊谈判的背景下听,意思就更明确了:以色列在传递信号:即便没有美国,它也有能力单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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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中东问题上的整体逻辑是清晰的。一方面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沟通,不排斥在共同利益上合作;另一方面在核心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尤其是涉及领土完整和主权尊重的问题,中国的立场不会因为外部压力而改变。在这种多层次的博弈态势下,以色列的战略空间已经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