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梅里五夺欧联杯创历史！帮老乡伊劳拉冲欧冠，维拉“必须输”！
在率领维拉击败弗赖堡史无前例地第五次捧起欧联杯冠军奖杯后，西班牙名帅乌奈·埃梅里并没有沉浸在个人荣耀中。他“还有一件大好事需要去做——帮助西班牙老乡安多尼·伊劳拉，把伯恩茅斯送进欧冠！”
这个并不是很难的任务。根据“精确数学模型”，要实现这一疯狂目标，需要同时满足三大“不可能条件”：
1. 阿斯顿维拉必须输球；
2. 利物浦必须赢球；
3. 伯恩茅斯自己也不能输球。
“只要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伯恩茅斯就将奇迹般锁定欧冠席位。”
伯恩茅斯主帅伊劳拉在得知消息后愣住良久，随后苦笑：“理论上是可能的——如果英超最后一轮同时发生维拉输球、利物浦战胜对手、而我们樱桃军团又客场不输球的话……概率大概比埃梅里第六次拿欧联杯还低。”
欧联杯奖杯摸起来很凉，但帮朋友实现梦想的感觉是热的。有些胜利不在积分榜上。
英足总，非常乐于看到这样的场景，英超下赛季仍然有六支球队参加欧冠正赛。
但，这样的好事，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完成的。
相信西班牙主教练之间，会有一些默契。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遇到大好事，大多数人都选择去做，而不是躲避。这很像苏轼在科举考试中的策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里描述的，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
这个观点，可以理解为：能够多褒奖的时候，不必吝惜；能够少惩罚的时候，也要高抬贵手。
这是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时创作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
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这是一种说法，苏轼用典，但众人都想不起这是哪里出处。
副主考梅尧臣读罢此文，唏嘘不已，感叹有“孟轲之风”，十分看重，当即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后，也很赞赏此文，就是对文章中苏轼引用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感觉颇为模糊，想不起出自何处。但是又觉得这段史料对论点论述地严丝合缝，没有任何不妥。于是大笔一挥，点了这名考生进士第二名。
考试过去之后，欧阳修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哪本经书记载？我怎么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想当然而。”苏轼说，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他理政时期，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这里就是苏轼故意编造出来的例证。其实尧与皋陶争论的事情，历史文献上根本就没有记载，苏轼是为了赞美圣人的宽容而一时耍出的小聪明。但它也是大智慧，因为后来欧阳修问及此事，苏轼就承认了自己的想当然。
欧阳修听完苏轼的解释，不仅没有因为苏轼的杜撰而感到恼怒，反而大加赞赏，认为苏轼这个人善于读书，善于灵活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苏轼的文章数量，比诗词的总数量还要多，这是留给后人的散文阅读财富。
但谁能想得到，他文章中虚构的典故，居然可以乱真，让欧阳修和梅尧臣这些大佬都不得不相信这是有出处的。
读到这里，基本上读者都认同了苏轼的观点，遇到大好事要大大方方的去做。这样埃梅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帮助伊劳拉了。
不过，还有一位母亲，对于准备要出嫁的女儿，是严肃训诫的，要求女儿不能抢着做好事，更不能做坏事。
“慎勿为好”的故事。出自《世说新语﹒贤媛》。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赵母嫁女儿，女儿临出门时，她告诫女儿说：“千万不要做好事！”女儿问道：“不做好事，可以做坏事吗？”母亲说：“好事尚且不能做，何况是坏事呢！”
古代女孩儿出嫁，一般婆家都有兄弟妯娌，如果总是抢着去当好儿媳妇，就会抢了别人很多出彩的机会，时间长了，就会得罪很多人。而被得罪的人会同病相怜群起而攻之，一旦结党，就惹不起了。这个好儿媳妇做的再多好事，也会被其他人诟病。所以，要适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该留给别人出彩的机会，不要抢。
我们现实生活中，工作中，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一个人总是方方面面都是寸利必争，那就算是拿下来几十个冠军，也会成为孤家寡人了。
也该留一些机会给别人去出彩吧。
那问题来了，埃梅里到底是选择赢球还是输球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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