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发善，贵阳市人。1935年冬，王发善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时敏小学，1936年春考入贵阳中学初中部第31期。贵阳中学是贵阳一所有名的中学。学校里有田君亮等一批宣传民主进步思想的老师。他们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书籍介绍给勤奋向上的学生阅读。当时，在贵阳中学的学生中阅读马、恩、列著作和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作品的风气很盛，进步思想在学生中广为传播。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省工委在进步青年中组织“星光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由于勤奋好学，王发善成为了同龄同学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在贵中读书时期，正值日寇入侵，国家处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这批热血青年很关心国际时事和国家大事，经常聚在一起议论俄国革命、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西安事变”等，期望全国上下精诚团结、抵抗侵略、收复河山、振兴中华民族。
1937年，王发善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从这以后，他那“孤僻”的性格有了较大变化。读书会成员在学生中不断扩大，通过王发善发展了周德程、王廷杰、葛师竹等人，组成了两个读书会。在中共党员严金甡的领导下，读书会引导大家阅读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文艺书籍。读后，每人都写读书笔记或心得，每星期开一次会，交换心得，议论时事。国家民族的深仇大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腐败无能，使他这样一个性格内向的青年，在认识和掌握了真理后，迸发出火般的热情。王发善经常在学习会上讲时事政治，他分析问题精辟，观点新颖，得到同学们由衷的佩服。由于他的理论水平较高，办事严肃认真，朴实正派，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和号召力。他常年穿一件长衫，因此大家给他一个“牧师”的雅号，夸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布道者。
1937年6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根据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支持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7月2日“学联”正式成立后，以中共党员、读书会会员为骨干组成若干学联小组。王发善积极参与贵中“学联”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与邱均治、丁培聪等创办《血潮》墙报，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和投降的主张，批判妥协投降的“三日亡国”论。在“学联”统一部署下，他秘密散发学联的油印传单《告同学书》。
1938年2月19日，国民党贵州当局为打击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逮捕了“学联”7位领导骨干和贵州地下党的负责人，制造了震惊贵阳的“二·一九”事件。贵州当局的倒行逆施，使王发善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贵州“学联”遭破坏后不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在张益珊的领导下又秘密地组建起来，王发善积极参与其中，并且是贵阳中学初中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每个星期天都参加总队在郊外的集体活动，与队员们一起唱革命歌曲，讨论时事演讲比赛、聆听进步老师的政治报告等。
在此期间，王发善还参与了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筑光音乐会”组织的演出活动，到郊区农村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7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在报上发出通告，指令一切社会团体必须到省党部登记，逾期则视为非法组织。“民先”总队几经讨论，派人与国民党省党部交涉后，决定登记，争取公开。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民先”散发传单《告社会人士书》。贵阳中学的“民先”队员，在划分的区域内，把传单送到住户、商店和行人手中。开会前的晚上，王发善在家里精心地粘贴横幅标语、小旗，他的父亲还为他找来了旗杆。
8月13日，“民先”按指定地点到民众教育馆集合编队。殊不知，这是贵州反动当局玩弄的阴谋，60多名“民先”队员到民教馆后，受到军警和县党部操纵的“学生”纠察队的包围，特务头子陈惕庐宣布“民先”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王发善和“民先”负责人张益珊、凌毓俊等，毫不畏惧，拒绝在退队声明上签字，与反动派从中午辩论到黄昏。30多名同学被恼羞成怒的军警强行推上卡车，押送到省保安司令部，关在一间大牢房里，并把他们一个个剃成光头，扬言要将他们送上前线。狱中，王发善与被捕的同学们斗志高昂，毫不气馁。后经多方营救，他在临开学前被保释出狱。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特别是经过“民先”事件的考验，王发善对马列主义信仰更加坚定不移，对革命事业更加无限忠诚，出狱后即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这年，他初中毕业。
自加入党组织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定了。1939年初，根据工作需要，党组织派他到贵州桐梓县工作。到桐梓后，在省工委书记邓止戈直接领导下，他和周德程被派往川黔边界条件极为艰苦的蒲家场小学教书，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同年春，蒲家场小学正式开学了。最初只办了一个混合初小班，有三四十个学生，王发善教语文、算术，周德程教体育、音乐。课余，他们还给学生讲抗日形势，教唱抗战歌曲，带学生上街宣传，经常到农民家去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灌输一些革命思想。他们的到来给这偏远的山乡带来勃勃生机。
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组织上决定他们暂时转移和隐蔽。1939年7月上旬学期结束，王发善和周德程离开了蒲家场小学。回到县城后，王发善向邓止戈汇报了工作情况。这期间，他认识了桐梓电台分台的王羽立、肖元庚。在肖元庚的指导下，他学习并初步掌握了无线电发报技术。
同年9月下旬，王发善从桐梓回到贵阳，旋即考入大夏中学高中部。但他并没有放弃无线电发报技术，晚上在狭窄的阁楼和昏暗的煤油灯下，继续练习发报指法。
1939年底，适逢贵州省政府无线电总台招考报务员。王发善前去应考，录取后，被分配到边远的望谟分台担任报务员。其父认为望谟交通不便，气候恶劣，担心他生病无人照顾，劝他不要去。王发善对父亲说，这是同国民党抢饭碗，机不可失，意义非常重要，不去不行。父母只得含泪送行。于是，他办了退学手续，于1940年春节后背上行李，徒步到了望谟。
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贵阳先后有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捕，王发善被变节分子出卖。在这样一个机要部门内有共产党员，使国民党省党部非常恐慌，立即密电兴义专署专员刘时范逮捕王发善。王发善被逮捕后，被戴上脚镣手铐，用大卡车押到贵阳，关进保安司令部监狱。
消息传来，他母亲哭得昏死过去，父亲急得吐血。年幼的弟弟王福善每星期给哥哥送三次菜。每次送菜，都是经检查后从一个小窗口递进去的，他从来都没有见到弟弟一面。有时只听见声音不见人影。高墙、铁门隔开了亲人，但却隔不开弟弟对哥哥的爱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逼供，王发善把生死置之度外，虽受尽摧残，始终坚贞不屈，决不叛党，决不出卖同志。每次家里从狱中换回的衣服上都可以看到血迹斑斑。
194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年仅23岁的王发善被杀害于保安司令部防空洞。
2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但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我们永远铭记王发善，这个曾经普普通通的贵阳人，为革命书写的不平凡的故事。
文字资料整理自贵阳革命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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