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律师推了推眼镜，念到第三项时，停顿了足足十秒。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鸣。我坐在长桌左侧，手心开始冒汗。母亲在我旁边，背挺得笔直，像一尊石膏像。堂哥堂姐们坐在对面，有的低头玩手机，有的盯着律师手里的文件——但所有人的耳朵都竖着。
父亲走得太突然，心梗，倒在单位厕所里。从发病到送医不过四十分钟，人就这么没了。葬礼上亲戚们哭成一团，母亲晕过去两次，我扶着灵堂的柱子才没让自己瘫下去。现在头七刚过，我们坐在这间他生前最常来的律师事务所，听一份谁也没想到会这么早被打开的遗嘱。
“第三项，”律师清了清嗓子，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位于中山区松江路17号3单元302室的房产，建筑面积87.5平方米，由李建国继承。”
空气凝固了。
我眨了眨眼，以为自己听错了。母亲猛地转过头看我，她嘴唇发白，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等一下，”堂哥李俊率先打破了沉默，“王律师，您是不是念错了？中山区那套房子，不是大伯和我大伯母的婚房吗？”
律师从文件夹上抬起眼睛，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得让人心慌：“遗嘱原文如此。产权人李国富先生明确写道：中山区松江路17号3单元302室，由李建国继承。”
“可李建国是谁？”堂姐李霞的声音尖了起来，“咱们家有这么个人吗？”
我脑子里飞快地把所有亲戚过了一遍。大伯、二叔、三姑、四姨……没有，根本没有叫李建国的。父亲的兄弟姐妹，下一辈的我们，名字里带“建”字的倒是有两个，但都不叫建国。
母亲突然站了起来，椅子腿刮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响声。
“不可能。”她说，声音是抖的，“国富从来没提过这个人。王律师，这份遗嘱是什么时候立的？”
“去年十月。”律师翻到最后一页，“有公证处的章，李国富先生神志清醒时亲自办理的公证遗嘱，具有完全法律效力。”
“去年十月……”母亲重复着，慢慢坐回椅子上。她转过脸看我，眼神是空的，那种空让我心里发毛。去年十月父亲体检，除了血压有点高，一切正常。我们还一起吃了火锅庆祝他五十八岁生日。席间他喝了点酒，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梅啊，爸就你一个闺女，以后咱们家的东西都是你的。”
我当时还笑他：“爸你说什么呢，您长命百岁。”
“第四项，”律师继续念下去，但已经没人在认真听了。堂哥堂姐们交头接耳，目光在我和母亲之间来回扫。我盯着桌面上的木纹，那些纹路扭曲盘绕，像一道道解不开的谜。
遗嘱剩下的内容很常规：存款和另一套新房归母亲，股票和理财产品归我，一些收藏的字画分给了几个侄子侄女。但松江路那套老房子——那套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单位分的房改房，那套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那套母亲说过无数次“等拆迁了咱们就换大房子”的学区房——给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
念完了。律师合上文件夹，房间里又静下来。
“王律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这个李建国，有没有联系方式？地址？身份证号？总得有个信息吧？”
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个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上面是父亲的笔迹，写着“李建国收”三个字。
“这是李国富先生一起留下的信。他说，如果哪天需要执行这份遗嘱，就把这封信寄到上面的地址。”律师把信封转过来，让我们看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12号信箱。
没有电话，没有具体门牌，只有一个信箱。
“这算什么地址？”李俊站起来，走到律师旁边想看个仔细，“信箱？现在谁还用信箱？”
“李国富先生只说，把信放进去，对方会来取。”律师把信封小心地收回去，“我的工作就是按照委托人的意愿执行。如果各位没有异议，我需要在一周内寄出这封信。按照遗嘱，李建国需要在三个月内办理过户手续，逾期不办，房产将转为法定继承。”
“我有异议。”母亲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我要求验证遗嘱真实性。我要求笔迹鉴定，要求……”
“嫂子，”二叔打断了她，他坐在长桌末端，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慢慢开口，“国富的笔迹我认识，这确实是他写的。而且公证遗嘱，很难推翻。”
二叔是退休法官，他的话让母亲的脸又白了一层。
离开律师事务所时，天阴了下来。五月的天，说变就变。堂哥堂姐们各自找了借口匆匆离开，最后只剩下我和母亲站在写字楼门口。风把母亲的头发吹乱了，她没去整理，就那么站着，望着马路上的车流。
“妈，”我轻声说，“我们先回家吧。”
母亲没动，过了很久，她才喃喃说：“松江路的房子，你爸说要留给你当嫁妆的。”
我的心揪了一下。
“那个李建国……”我试着说，“会不会是爸以前资助的学生？或者是远房亲戚家的？”
“远房亲戚？”母亲突然笑了，那笑声短促而苦涩，“你爸老家在山东，十八岁当兵出来，后来转业到大连。家里亲戚都在山东，哪来的大连姓李的远房？还正好叫建国？这么有时代特色的名字，跟您爸那辈人一个年纪。”
她转过身看我，眼睛里有血丝：“你爸有事瞒着我，小梅。三十四年夫妻，他有事瞒了我三十四年。”
雨点开始落下来，砸在地上，一个点一个点的深色印记。我拉住母亲的手往停车场走，她的手冰凉，像握着一块石头。
车上，母亲一直看着窗外。雨刷来回摆动，刮出一片又一片清晰的视野，又迅速被新的雨水模糊。我握着方向盘，脑子里乱成一团。
父亲的样子在眼前晃——他笑的时候眼角堆起的皱纹，他做饭时哼跑调的老歌，他总说“我闺女最懂事”。去年我工作调回大连，他还特意去机场接我，路上唠叨“回来好，离家近，爸能常看见你”。这样的父亲，怎么会突然把老房子留给一个陌生人？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堂姐李霞发来的微信：“小梅，你跟大伯母还好吧？这事太蹊跷了，需要帮忙就说话。”
我回了个“谢谢”，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
“先别告诉你姥姥。”母亲突然说，“她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
“我知道。”
“还有，”母亲顿了顿，“明天我去趟松江路，看看房子。”
“我陪你去。”
“不用，你上班。”母亲的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样子，那种不容置疑的果断，“我自己去。你爸的书房里还有些旧东西，我早该收拾了，一直拖着。”
我知道她不是去收拾东西。她是去找线索，去找那个叫李建国的蛛丝马迹。
把母亲送回家后，我开车去了老房子。雨已经小了，毛毛细雨，空气里有股土腥味。松江路这一片是八九十年代的老小区，六层红砖房，外墙爬满了爬山虎。我家在三楼，阳台的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自从父亲退休后，他们搬去了新区的电梯房，这里就空着了，但父亲每周都会回来打扫一次。
他说，老房子有感情。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黑上楼，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回响。到三楼，掏出钥匙开门——钥匙是父亲去年给我的，说“想来随时来”。
屋里一股久不住人的灰尘味。陈设还和以前一样：褪色的沙发，玻璃茶几，电视柜上摆着全家福——我十岁生日时拍的，父亲抱着我，母亲搂着他的胳膊，三个人都笑出一口白牙。我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父亲那时还年轻，头发乌黑，眼睛很亮。
书房在阳面，很小，只有六平米。一张书桌，两个书架，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父亲养得极好，即便一星期不浇水也还绿着。我打开书桌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左边是票据文件，右边是文具，中间的大抽屉上了锁。
父亲有个习惯，重要的东西都锁在中间抽屉里。钥匙呢？我翻遍其他抽屉，没有。想起来父亲身上有个钥匙串，他去世后母亲收起来了，说留个念想。
我在书房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翻书架。大多是父亲工作方面的专业书，还有些历史小说、人物传记。我一本本抽出来，抖一抖，看里面有没有夹着什么。在第三排最里面，我找到一本硬壳笔记本，黑色封面，没有字。
翻开，第一页写着“工作笔记，1998-2002”。是父亲的笔迹。我一页页翻过去，都是些会议记录、工作安排。翻到中间时，掉出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四寸大小，边角已经发黄。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碎花衬衫，对着镜头笑。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裹在襁褓里，只露出一张小脸。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钢笔写的，墨迹已经褪色：“小芳与建国，百天留念，1982年5月”。
我的手开始抖。
1982年。父亲那年二十二岁，刚从部队转业到大连，分配在机械厂当技术员。他是在1985年经人介绍认识母亲的，1987年结婚，1988年生的我。
那么这个1982年的孩子是谁？
照片上的女人是谁？
我跌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照片在手里变得滚烫。窗外的雨又下大了，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我盯着那张照片，盯着那个叫“建国”的婴儿，盯着那个笑靥如花的年轻女人，脑子里一片空白。
父亲的声音仿佛在耳边响起，是他常说的那句话：“小梅啊，爸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有你这么个闺女。”
唯一的闺女？
我摸出手机，手指发抖地翻通讯录，找到二叔的号码，拨了过去。响了好几声才接。
“二叔，”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我爸在认识我妈之前，是不是……结过婚？”
电话那头沉默了。长长的沉默，长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小梅，”二叔终于开口，声音苍老而疲惫，“你在哪儿？”
“在老房子。”
“我过来。”他说，“这事，该让你知道了。”
挂掉电话，我坐在父亲的椅子上，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雨顺着玻璃蜿蜒流下，像一道道泪痕。我握紧那张照片，指甲抠进掌心，却感觉不到疼。
父亲，你到底是谁？
那个我叫了二十八年爸爸的人，到底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楼下传来汽车引擎声，车灯的光束扫过窗户。我走到窗边，看见二叔的车停在楼下。他下车，撑开伞，抬头看了看三楼窗户。
我们的目光在雨幕中对上。他朝我点了点头，那动作沉重得像一声叹息。
我转身去开门，手里的照片被捏得皱成一团。楼道里传来上楼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我心上。
门开了，二叔站在门外，肩膀上淋湿了一片。他看着我，又看着我手里的照片，什么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进屋说吧。”他最后说，声音很轻。
我侧身让他进来，关上门。老房子的隔音不好，能听见隔壁电视的声音，是热闹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夸张地大笑。
可我们的客厅里，静得像座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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