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是解决饿肚子，而不是制造饿肚子，懂点道理怎么就这么难|全国粮食总产量|怎么就|文盲率|水稻

现在网上总有人歪嘴念经，说什么建国前三十年把人饿坏了，压根吃不饱饭。这话刷短逛论坛，时不时就能刷到，挺能忽悠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咱不抬杠，家里有长辈的，说不定真听过老人说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接手的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才1.13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9公斤，扣掉种子、饲料这些必要消耗，人均一天都分不到一斤原粮，那时候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才35岁。旧中国八成以上的人口，长期都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饿肚子不是某一年的意外，是刻在几千年农耕史里的常态。

候挨过饿，但挨过饿，跟“故意制造饿肚子”，根本是两码事。咱拿实打实的数据说话，别上来就瞎扣帽子。放到今天，咱们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到了470多公斤，比1949年翻了一倍还多，还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从209公斤涨到470公斤，这条稳步上升的曲线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那一代人勒着腰带，一肩膀一肩膀硬扛出来的。

那时候要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头一件事就是把土地还给真正种地的人。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到1952年底，差不多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到了大约七亿亩土地，从此不用每年再给地主交整整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土改完成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直接体现在了官方统计的账本上。1952年和1949年比，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近五成，棉花直接涨了九成多，大牲口涨了两成七，猪羊产量也都涨了四五成。

之前农民被封建土地制度剥削了几千年，辛苦一年大半收成交给地主，剩下的连一家老小都养不活。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农民种自己的地，收自己的粮，为自己吃饭干活。从土改完成的那一刻起，中国真正拉开了解决十几亿人吃饭问题的大幕。

解决了土地的问题，靠天吃饭的老病根还在。1949年的时候，全国能正常灌溉的农田只有2.4亿亩，大部分地靠天下雨，旱一点就绝收。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涨到了7.3亿亩，硬生生多出来5亿亩，增幅超过了200%，还修了八万六千多座各类水库。

对比一下数据就懂了，19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灌溉面积只从7.3亿亩涨到了8.67亿亩，只增加了1.37亿亩，增幅才不到19%，同期新修的水库也就八百多座。这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已经能说明前三十年农田水利建设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这些现在还在用的水库水渠，大多是那时候的社员用扁担挑、铁锹挖、手推车推出来的。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有印象，冬天农闲的时候，男女老少扛着工具就去修水利，一干就是一整个冬天。那时候国家财政拿不出多少钱，全靠老百姓肯出力气肯吃苦。放到今天，这些五六十年前修的水利设施，还是很多农村灌溉的核心骨架。

说前三十年“制造饿肚子”的人，怎么就不肯想想？没有这一代人修的水库水渠，没有成片的水浇地，在人口快速翻番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能稳得住还能涨？前人修渠后人受益，现在很多地方还靠着当年的水库种粮，转头就抹黑前人，这真的说不过去。

土地和水利打好了基础，粮食产量要跃上新台阶，还得靠种子革命。1970年秋天，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后命名为“野败”，直接为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打开了关键突破口。1973年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从1976年到1987年，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就能养活六千多万人。

这里得掰扯清楚一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不知道，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是1976年之后的事，前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种的还是传统品种，亩产本来就远不如现在。把前三十年粮食产量不够高，全怪到制度头上，就跟责怪一台还没装齐零件的水泵出不了水一样，完全没道理。

我们今天动辄亩产过千斤的格局，本来就是那一代科研人员一株一株找野生稻，一遍一遍做杂交试验攒下来的家底。前三十年打基础，后四十年在基础上往上垒，哪能把搭台子的人说成拆台子的？

只谈粮食不谈人，永远说不清楚这段历史。1949年全国文盲率高达80%，小学实际入学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才11.7万人。到1965年，已经有近一亿青壮年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文盲率迅速降到了38%，这个进步速度放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

健康更是种好地的前提，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才35岁，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传染病到处猖獗。到1981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升到了67.8岁，婴儿死亡率大幅降到了千分之三十七点六。那时候几百万赤脚医生，在合作医疗制度下给几亿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还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评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吃饭、识字、看病本来就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工程，不识字就学不会科学种田，身体不好就算地里有粮也收不上来。前三十年做的，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底子从根上重新改造了一遍，这个功劳不能抹。

咱也不回避历史，那段困难时期咱绕不开，1959到1961年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政策的失误是原因之一，饥饿是真实的，教训也应当记取。但政策调整之后，粮食产量很快就恢复了增长，1966年首次迈上了4000亿斤的台阶。把过程里的挫折当成最终结果来否定，把正在解决的问题说成故意制造的灾难，这种逻辑不仅说不通，还对那一代人太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