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非对称战争手段。过去，这种模式主要依赖大规模使用无人机，或封锁其所控制的海上航道。如今，伊朗更重要的创新，在于将人工智能大规模用于宣传，并以去中心化方式重组其军事和外交权力。
这种策略使伊朗政权得以长期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同时利用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和媒体层面的脆弱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惊人的韧性，常被描述为其娴熟运用非对称战争艺术的结果，且德黑兰政权在这方面展现出极强的效率。
在当前局势下，时间站在伊朗一边：油价上涨带来的经济成本，以及给特朗普政府造成的政治损害，都在一周周累积。这正在持续削弱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民意支持，甚至连“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内部也不例外。
为了支撑长期对抗，伊朗依赖一整套非对称武器，其中，“见证者”无人机和导弹快艇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象征。这些武器可以大规模生产，因此得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运输，以及海湾君主国领土上，持续制造一种长期不安全状态。
这种对全球经济和周边国家的“绑架”，甚至包括阿曼、卡塔尔这类公开保持中立的国家，未来或许会成为一个失去核武器的毛拉政权新的威慑手段。
不过，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这套解释，并没有真正指出伊朗战略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大规模使用无人机、打持久战，以及扰乱国际海运流动，这些都不是新鲜事。
无论是过去几年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的袭击，还是在打击“伊斯兰国”、加沙战事，乃至乌克兰这类更常规的冲突中，低成本无人机在非对称环境下的广泛使用，都早已表明，这些做法并不难预见。
当然，细致分析这套非对称武器体系仍然十分必要。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会忽略真正的变化：伊朗开始使用更为新进的工具，例如人工智能，以及建立一种“马赛克式”防御体系，其去中心化程度此前几乎没有先例。换言之，除了弱势一方在非对称环境中惯常使用的传统武器，伊朗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战略工具究竟是什么？
在非对称战争中，胜负更多取决于信息空间，而不只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战场，这一判断并不新鲜。基地组织的理论家，例如艾曼·扎瓦希里，就曾对此进行过积极思考。毛拉政权的创新，不在于信息战的目标本身——也就是动员舆论反对美国的战争行动——而在于它使用了新的工具来发展宣传机器。
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在越来越多地把人工智能用于面向西方公众的媒体攻势。人工智能使大规模生产宣传视频成为可能：成本低、易于批量制作，伊朗的宣传视频，例如那些借用乐高世界观的作品，正在铺满网络。
这些面向西方受众制作的视频，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们能够迅速占据媒体空间，并在社交平台上扩散，同时绕开平台的各种控制机制。
这样一来，极端组织虽然获得了一定传播自由，却也把自己的宣传受众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圈层里，也就是那些会持续关注艾克斯账号或电报群组中暴力内容的用户。
德黑兰实际上是在把非对称战略中“饱和敌方防御”和“分散威胁”的原则，应用到数字空间。为此，它把人工智能当作一种游击战工具，用来压垮民主国家的信息防线，并利用传统媒体在西方社会日益失去公信力这一现实。尤其是在越来越多西方民众更愿意通过社交平台而非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背景下，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
除了进入敌方的信息空间，德黑兰还通过这种新的非对称战争方式，提高了自身在内部抵御美以攻势的能力。为此，伊朗政权正在实行一种权力去中心化战略，以便即使政权高层人物被清除，伊朗各省的战争努力仍能维持下去。
这一策略本身并不新鲜，它让人想到恐怖组织偏好的那种较为自主的细胞化组织方式。比如“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设立的各个“酋长国”，就拥有自己的参谋体系，以及相应的战斗人员、武器和弹药储备。伊朗这种新的非对称战争艺术，关键并不在于军事指挥权的去中心化本身，而在于它把这一原则进一步扩展到了外交领域。
与其说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能力分散，不如说，德黑兰似乎已经把与地区强国的对话——以及战争——交给了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地方指挥官。
这些人拥有相当真实的自主权。从针对阿曼这类本是德黑兰伙伴国家的打击中，就能看出这一点：相关无人机是从布什尔省和霍尔木兹甘省发射的。
有理由提出一种判断：这些袭击更像是地方层面的自主行动。因为它们显然与德黑兰试图拉近与阿曼关系的外交努力相冲突，也违背了伊朗维持地区外交伙伴、尤其是寻找渠道安置石油销售收入的现实需要。
2026年5月4日，针对韩国船东所属船只“韩新纳木”号的袭击，也可能属于地方自主行动。因为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更符合其利益的做法，是对通过海峡的航运进行勒索，而不是彻底阻断通行。
因此，袭击船只很可能源于地方层面的主动行为。这也说明，伊朗正在把原本由中央国家垄断的职能——例如外交——全面分散出去。
这种做法，可能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导层有意识的选择，目的是破坏美国通过封锁伊朗石油出口来施压伊朗国家机器的策略。华盛顿这套策略要想奏效，前提是必须存在一个可以被迫坐到谈判桌前的伊朗对手，也就是一个能在经济窒息下被迫让步的明确对象。
但如果伊朗每个省都在地方层面独立制定政策，而不受国家领导人——例如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或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加利巴夫——所作决定的约束，那么这套策略就会完全失效。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与这样一个国家谈判并达成协议非常困难，因为外界很难识别其真正的决策者，而且决策究竟在哪个层级作出，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无论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意为之，还是其领导人被清除后的结果，这种外交主动权的分散，都使特朗普的对伊谈判路径失去意义。如此一来，他与伊朗的谈判更像是一场徒劳的独白，也迫使这位美国总统不断加码，以免在本国舆论面前失去颜面。
因此，如果说德黑兰确实更新了、甚至重塑了非对称战争，那么关键并不在于它大规模使用无人机，也不在于它试图把一场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并不适应的战争拖长，而在于关于是否使用这些武器的决策，是在什么层级上作出的。
与其说这些行动来自德黑兰自上而下的垂直决策，不如说，零星的无人机打击，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的袭击，显示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各省拥有一种决策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不仅体现在军事和战略层面，也体现在外交层面。
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甚至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让其“投降”，看起来都缺乏现实意义。伊朗政权能够弯而不折，同时也通过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进入新的平台，重塑了自身宣传的传播载体，把游击战的逻辑延伸到了数字和信息领域。
在这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利用的是西方社会一个更深层的趋势：人们越来越依赖社交网络获取信息，而逐渐远离传统媒体，而特朗普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把特朗普政府自己曾推动流行的那套修辞，反过来用于对付特朗普政府本身。这也说明，现任白宫主人对美国民主制度在国内造成的削弱，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反而帮助了其最危险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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