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78年秋天,我饿晕在林水村外的烂泥沟里,连抬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了,以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泥水里。

醒来时,人躺在烧得烫人的农家土炕上,床边坐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

她穿着粗布花袄,正拿着热毛巾,一点点擦我胸口上的泥水。

我刚睁开眼,想开口问句这是哪。

她手一僵,死死盯着我的眼睛,一句话没说,端起铁盆扭头就走了。

半盆脏水全晃荡在地上。

我以为她怕生,直到后来那个冬夜,我趴在她家窗根底下,看见屋里生锈的镰刀和那个本该属于我的帆布包,我才知道,这泥腿子村里藏着吃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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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得像烂麻绳,抽在脸上生疼。

那是1978年十月。我揣着公社的调令,深一脚浅一脚往林水村走。

挎包是军绿色的帆布,洗得发白,里头装着我的介绍信、半个月的全国粮票,还有两个硬邦邦的杂面馒头。

泥路黏脚。鞋底糊了厚厚一层黄泥,拔脚都费劲。

后脑勺挨那一下时,连个声响都没有。一根闷棍砸下来,我眼前一黑,脸朝下砸进水坑里。泥水灌进嘴里,又腥又臭。

有人踩住我的后背。那双脚穿着破胶鞋。一只手粗暴地拽走了我脖子上的挎包带。

我挣扎着想爬起来,后腰又挨了一脚。脚步声顺着泥路跑远了,踩在水坑里吧嗒吧嗒响。

雨还在下。天黑透了。

我爬出水坑,胃里一阵痉挛,直往外吐酸水。没吃东西,连酸水都吐不干净。沿着土路往前爬,手掌全被石子硌破了。

风往骨头缝里钻。慢慢地,连冷都感觉不到了,手脚像变成了木头。

我栽倒在路边一棵歪脖子柳树下,彻底没了知觉。

再睁眼,是熏人的旱烟味和一股子发霉的旧棉絮味。

后背贴着热炕皮。骨头缝里的寒气被这股热气硬生生逼了出来,浑身酸痛。

屋顶是黑乎乎的椽子,挂着几张蜘蛛网。

床边坐着个人。

是个姑娘。二十出头,皮肤有点黑,但眉眼生得利落。她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土布夹袄,袖口磨破了边。

她手里攥着一条热毛巾,正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擦。毛巾糙得很,刮在皮肤上火辣辣的。泥水被她一点点擦掉,露出白净的皮肉。

她的手很粗糙,指肚上全是老茧,擦过我锁骨的时候,有些扎人。

我喘了口气,胸口起伏了一下。

姑娘手上的动作猛地停住了。

她低下头,目光撞进我的眼睛里。那双眼睛黑漆漆的,像两口枯井,里面藏着警惕,还有些别的东西。

我张了张嘴,嗓子里像吞了一把沙子,干哑得出不出声。

“水……”我艰难地挤出一个字。

她没有动。也没有拿水。

她就那么盯着我看了两三秒。紧接着,她迅速收回手,把毛巾往旁边掉漆的搪瓷盆里一扔。

水花溅出来,落在黑乎乎的泥地上。

她站起身,端起水盆,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转身大步走出了里屋。门帘子被她掀得飞起,啪嗒一声砸在门框上。

外头传来倒水的声音。随后是柴火棍折断的脆响。

没过多久,几个人掀开门帘走了进来。

带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披着麻袋片挡雨,手里夹着半根卷烟。

“醒了?”黑脸汉子吐了口烟圈,上下打量我。

我点点头,挣扎着坐起来。

“我是林水村的大队长。”他在鞋底磕了磕烟灰,“冬梅在村口半道上把你背回来的。身上啥也没有。你是干啥的?”

我把调令被抢的事说了。大队长皱起眉头。

“没介绍信,这事难办。盲流多,谁知道你是不是坏分子。”

我报了县农机站的单位,又报了公社干部的名字,把拖拉机的型号和常见毛病背了一段。

大队长脸色缓和了些。

“村里正好有台东方红趴窝半年了。你明天去看看。真能修好,我去公社给你补证明。粮票丢了,你在大队食堂吃。”

他转身要走,我叫住他。

“大队长,刚才那个姑娘,叫冬梅?”

大队长停住脚,脸色沉了沉。

“沈冬梅。成分不好,老子以前是走街串巷的投机倒把分子,早死了。她是个孤户,平时不跟人搭腔。你个城里来的,少招惹她。”

我没接话。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我被安排在村大队院子角落的一间空屋里。隔壁就是放拖拉机的棚子。

拖拉机满身是铁锈。机油漏了一地,和泥巴混在一起,结成黑乎乎的硬块。

我拿了一把扳手,钻到车底下去摸油底壳。

院墙外面是土路。去上工的人陆陆续续从墙头外经过。

我从车底钻出来拿钳子,透过墙头的豁口,看见了沈冬梅。

她挑着两只大木桶,扁担压在肩膀上,勒出一道深沟。桶里的水晃晃荡荡,洒在她的黑布鞋上。

村里几个女人从她对面走过来。

没等沈冬梅让路,那几个女人就嫌弃地捂着鼻子,贴着路边的水沟走远了。

沈冬梅连眼皮都没抬,腰板挺得笔直,一步一步往前走。

“哟,冬梅,又挑水呐!”

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响起来。

王大虎光着膀子,披着件旧军装,嘴里嗑着瓜子,挡在沈冬梅面前。身后还跟着两个半大小子。

王大虎是大队长的儿子。村里的二流子,整天游手好闲。

沈冬梅停住脚。

“让开。”她声音很冷,像冰碴子。

“让啥让啊。你家那三间大瓦房,你一个人住多冷清。哥去给你暖暖炕?”王大虎一口瓜子皮吐在沈冬梅的鞋面上。

沈冬梅放下水桶。

她一弯腰,从裤腿里拔出一把割草的镰刀,刀刃冲外,就那么握在手里。

一句话没说,眼睛死死盯着王大虎。

王大虎往后退了一步,骂骂咧咧。

“疯婆娘。早晚把你办了。”

王大虎带着人走了。沈冬梅把镰刀插回裤腿,重新挑起水桶,腰背被扁担压得更弯了。

我拿着钳子,看了一会儿,钻回了车底。

晚上,大队食堂分红薯面窝头。

我拿了两个窝头,走到村子东头。沈冬梅的家就在那里。

三间大瓦房,在村里算是极好的房子。只是院墙塌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

院门是两块破木板拼的,用铁丝松松垮垮地绑着。

院子里有一堆没劈的木柴,粗树疙瘩,上头全是结节。

我走进去,拿起旁边的生锈斧头。

深秋的夜风很凉。我脱了外套,只穿件衬衫,抡起斧头。

劈柴的声音在夜里很响。

刚劈了十几块,正屋的门嘎吱一声开了。

沈冬梅站在门口。屋里没点灯,看不清她的脸。

“谁让你来的。”她开口了,声音干巴巴的。

“你救了我。我帮你干点活。”我放下斧头,擦了一把头上的汗。

“不用。滚。”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闩在里头落下的声音清清楚楚。

我站了一会儿,把劈好的柴火码在屋檐下,转身出了院子。

一连五天,我每天晚上去劈柴、挑水。

沈冬梅再没开过门。每次看到我进了院子,她就关上门,吹灭煤油灯。

拖拉机的毛病查出来了,化油器堵了,活塞环也断了一根。

我找大队报备,去公社农机站翻废料堆,找配件。

修车是个脏活。满手都是黑胶泥,用肥皂都洗不掉。

这天中午,我回屋拿扳手,发现窗台上放着一件衣服。

是我前几天被树枝划破的外套。破口处被细细密密的针脚缝好了,用的蓝线,缝得很平整。

我看了看窗外。一个人影都没有。

下午,我在拖拉机底盘下拧螺丝,肚子饿得咕咕叫。食堂的红薯面窝头不管饱。

摸向工具箱想拿扳手,手却碰到一个温热的东西。

两个烤得流油的红薯,安安静静地躺在扳手旁边。皮上还沾着一点草木灰。

我拿起红薯,掰开。热气冒出来,香甜味直往鼻子里钻。

我大口咬下去,烫得舌头疼。

十天后,拖拉机修好了。

我摇着摇把,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盖过了整个大队院子。

大队长笑得合不拢嘴。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不再当我是个讨饭的盲流。

秋收后的分粮大会在打谷场举行。

每家每户拿着麻袋排队。过秤的是王大虎。

轮到沈冬梅了。她扛着个补满补丁的麻袋走上前。

王大虎把麻袋往秤盘上一扔,随手拨弄了一下秤砣。

“细粮三十斤,粗粮八十斤。”王大虎喊道。

沈冬梅抬起头。

“不对。我挣了满工分,细粮该是五十斤。”

王大虎撇撇嘴。

“就三十斤。那二十斤算扣的你爹当年的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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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冬梅站在秤前,不肯走。麻袋死死攥在手里。

旁边排队的村民没人吭声,都扭着头看别的方向。

我从人群外挤进去,走到秤前。

一脚踢在秤杆上。秤砣掉在地上,砸出个坑。

“王大虎,这秤你动过手脚。底下的铅块去哪了?”我盯着他。

王大虎脸涨得通红,指着我。

“陆建军,你一个外来的,少管闲事!拖拉机修好了你就牛气了?”

“重称。”我一步没退。

大队长挤了进来。

“干啥干啥!吵吵啥!”大队长瞪了王大虎一眼,又看看我,“建军,大虎业务不熟,算错了。给她补齐。”

王大虎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极不情愿地又往麻袋里添了几瓢麦子。

沈冬梅扛起麻袋就走。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当天下午,我去拖拉机棚检查柴油。

拧开油盖,一股怪味飘出来。

我拿木棍搅了搅,提起来一看,油水分离。有人往柴油里兑了水。

拖拉机要是烧了这油,发动机立马报废。

棚子外头传来脚步声。

王大虎拎着个铁桶,鬼鬼祟祟地在墙根底下探头探脑。

我走出去,一把薅住他的领子,把他掼在墙上。铁桶掉在地上,里面是偷抽出来的好柴油。

“你找死?”我盯住他的眼睛。

王大虎吓了一跳,随后梗起脖子。

“陆建军,这林水村是我王家的地盘!你断我财路,你给我等着!”

我抄起地上的扳手,抵在他的脖子上。铁器冰凉。

“柴油倒回去。不然我今天打断你的腿,你看大队长能不能保你。”

王大虎哆嗦着,把柴油重新倒回油箱。连滚带爬地跑了。

日子一天天冷下去。

十一月下了一场冻雨。雨水夹着冰碴子,砸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响。

半夜,我被一阵风声惊醒。

推开门,冷风夹着冰雨往脖子里灌。

我想起沈冬梅家那三间大瓦房,旁边的厨房是茅草顶的,前几天就看着往下塌。

我找了件破雨衣披上,拿了把铁锹,冲进雨里。

跑到沈冬梅家院子外,果然,厨房的茅草顶已经塌了一半。

雨水顺着窟窿往里灌。

院门从里面插着。我后退两步,踩着墙角的石头,翻过半塌的院墙跳了进去。

院子里全是泥巴。我踩着泥浆,爬上厨房的屋顶。

把草垛里的干茅草抱上去,混合着泥巴,一层层往窟窿上糊。

冰雨砸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手上划出好几道血口子,泥水混着血水往下淌。

折腾了快一个小时,窟窿终于堵上了。

我顺着梯子爬下来,浑身湿得像水鬼,泥巴糊了满身。

刚一转身,吓了一跳。

沈冬梅站在正屋屋檐下。

她没打伞,肩膀被雨水打湿了一片。手里紧紧捏着一块干净的旧毛巾。

天太黑,雨太大。

两人隔着几步远,谁也没动。

过了好半天,沈冬梅开口了。声音在雨声里显得很闷。

“你图啥。”

“不图啥。”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

她往前走了一步。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

“城里人和泥腿子不是一条道上的。”她咬着嘴唇,死死盯着我,“你再来找我,会把我害死。”

“我不怕。”我看着她。

“我怕!”她突然拔高了声音,带着哭腔,“你过几天拍拍屁股走了,我烂在这泥里!”

我把手里的铁锹插在泥地里。

“我接到公社通知了,过几天我的关系正式转正。我不仅不走,我还要带你走。”

沈冬梅愣住了。捏着毛巾的手指节泛白。

“你胡说。”

“等我拿到结婚介绍信,我来找你。”

她没接话。眼泪混着雨水流下来。她猛地转身,跑进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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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门没有上闩。

半个月后。

雪下得很大,整个林水村盖在白被子里。

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进了村大队。

我拿到了县里的信。里面是一张盖着红印章的正式转正调令,还有一张空白的结婚介绍信。

大队长搓着手,看着那张信纸。

“建军啊,真要带她走?”

“大队长,这半年多谢照顾。拖拉机我给大队留了三套易损件,够用两年的。”

大队长叹了口气。

“那丫头命苦。你带她走,也是条活路。”

晚上,我去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两尺红头绳,还买了一包大白兔奶糖。

揣在怀里,焐得热热的。

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刮,我却觉得浑身冒汗。

一路走到村东头。

雪地里留下一串杂乱的脚印。

走到沈冬梅家院外,我愣住了。

院门大敞着,两块破木板有一块被踹断了,掉在雪地里。

院子里乱七八糟,劈好的柴火散落一地。

我心里猛地一沉,心跳到了嗓子眼。

放轻脚步,顺着墙根摸进去。

正屋的门半掩着,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

我贴在窗根底下。窗纸破了个洞,冷风往里灌。

我把眼睛凑近破洞。

屋里,王大虎带着两个混混把沈冬梅堵在墙角。王大虎将一个破旧的帆布挎包扔在桌上,发出阴冷的嘲笑:

“沈冬梅,你装什么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