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时间在基层调研，听到一个值得深思的说法：基层的同志们渴望培训，但希望能“多讲业务，少讲理论”。有人直言——“能把手头的工作干好就行了，思想政治那一套，用处不大。”

说这话时，他脸上满是真诚，丝毫没有恶意。他只是觉得，业务培训是立竿见影的——今天教你射击，明天就可能打出50环；今天教你战术，明天就能在演练中派上用场。而思想政治，看不见摸不着，“润物细无声”的东西，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每一个身处岗位的人，都有干好本职工作的朴素愿望。但问题在于，这种“重业务轻理论”的心态一旦蔓延开来，会带来什么？

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

回望古田，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在谈这个问题？

把目光投向1929年。那一年，闽西山区的红军队伍正面临着自建军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化、流寇思想弥漫，官兵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能打胜仗就行，思想政治可有可无。”

——是不是听来有些耳熟？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

这部决议长达3万余字，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被收录进《毛泽东选集》。它回答了一个当年红军将士普遍困惑的问题：战斗力和思想建设究竟是什么关系？

答案是：没有思想的军队，再能打也只是雇佣军。

多年以后，电视剧《亮剑》里有一个经典场景——李云龙刚被重新起用为独立团团长，当面跟旅长提要求：“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他想要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以免政委“掣肘”、影响指挥效率。旅长当场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李云龙性格桀骜，若无人监督，独立团迟早变成“独立王国”，这直接违背八路军的组织原则。最终，旅长坚持派政委，从抗大调来了赵刚赴任。

你看，在古田会议召开十几年之后，李云龙这类“军事主官只需打仗”的念头依然存在。再到上世纪末，一些部队官兵还在问：“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处，是不是可以撤掉了？”这其实就是建党初期被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批判的“单纯军事观点”。可见，忽视思想政治建设这种倾向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扭转的，也不是哪个特定群体的“专利”。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古田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思想政治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直至今天，为什么还是觉得思想政治“不那么重要”？

一边是历史反复确认的“生命线”，一边是现实中“用处不大”的感受。这种落差，究竟从何而来？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润物无声”的天然特点。业务培训教的是“怎么做”，见效快，反馈直接。思想政治教的是“为什么做”“为谁做”，它的作用是长线的、潜移默化的，不像业务技能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自然容易被放在次要位置。

第二，互联网的“圈层化”带来的代际鸿沟。当下的Z世代青年（1995—2009年出生）是典型的网络原住民。他们习惯通过社交平台和AI大模型获取信息，偏好碎片化学习和即时反馈，个性鲜明、乐于表达，反感空洞说教。更复杂的挑战在于，算法推荐让“信息茧房”不断固化——一旦对某个议题稍有注意，系统便反复推送同质化内容，将认知视野框定在狭窄圈层里。而很多时候，思想政治教育在争夺网络流量的话语战场上处于劣势。

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项观察清晰呈现了这一点：Z世代青年注重“解疑释惑型”的价值引领，他们追求的理想信念教育“有情感、有温度、有实效”。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停留在单向灌输层面，而要走到青年身边、走进青年心里。在数字赋能方面，一些高校已在探索用AI实现思政内容的分众化推送、通过VR/AR进行沉浸式教学。

第三，领导干部“言行不一”的反作用。为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容易遇到阻力？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是——部分领导干部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转身却行违法违纪之事。群众看在眼里，心里自然浮现一个疑问：“你们自己都不信，凭什么让我信？”用孔子的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当说和做背道而驰时，所有话语的说服力都会归零。

第四，时代情绪中的“负能量”在推波助澜。网络上的“躺平”“摆烂”“奋斗无用”等消极论调，既是现实压力的复杂投影，也在某些力量的刻意诱导下，不断消解青年一代的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工作如何走出困局？观念与手段必须同步跟上

问题摆在这里，路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出台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条例》稿。同年9月16日，党中央正式印发《条例》。作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条例》从根本上让思想政治工作从“软约束”变成了“硬任务”——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必须做、按标准做”的必答题。

具体来说，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把道理讲准、讲透。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弄清楚“我们和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隶属关系，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平等关怀？边界不清、道理不明，受众就会产生困惑。

不久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明确强调“坚持依法管理，尊重和保障人权”。一位入警三年的新警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我们和他们（指罪犯）是一样的人，我要重新考虑我的职业规划。”这位年轻人并不需要简单的心灵抚慰，也不需要口号式的鼓劲，他需要的是有人帮他厘清——民警与罪犯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但管理权和执法权边界不能混淆。这个界限越清晰，立场就越坚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也越有力。

第二，说和做必须一致。中国军史上曾经流行过一个说法，在国民党军队中，长官喊“给我上”；在共产党军队里，干部说“跟我上”。一字之差，决定了一支队伍的内在凝聚力和战斗意志。今天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在一线的同志，能否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直接决定了你讲的道理在大伙心里能值几分。

第三，制度有保障，工作就必须推进。按照《条例》要求，企业、农村、学校、社区、网络等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被明确了目标、内容和责任链条。这意味着不再有“能躲就躲”的空间，必须按制度推进。如果基层单位的思政工作长期缺位或流于形式，本质上就是失职——不是观念保守，而是制度落实的短板。

第四，把思想政治当成一门艺术去做。谁来讲、怎么讲、讲什么、讲完之后怎么评价成效，每个环节都有讲究。当前一些高校的探索很有参考价值：有的用VR技术开设“重走长征路”VR党课，在沉浸式场景中达成情感共鸣；有的尝试用人工智能算法生成分众化的教育内容，由“单向灌输”转向“精准推送”。这些探索未必能照搬进每一个基层单位，但它们至少表明：思想传播的方式，永远值得用心琢磨。

回到文章开头——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思想政治可以放一放？

因为业务技能的收益是看得见的，而思想政治的成效要在更长的周期里才浮现出来。但历史早已证明：一支队伍能不能走得远，从来不只取决于手里的枪有多好，更取决于心里清楚“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罗荣桓后来谈起古田会议时说过：那场会议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通过了多少文件，而在于统一了全军的“思想方向”。

今天，同样如此。思想政治工作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而在于——面对困难时，党员干部敢不敢冲在前面；国家需要时，有没有人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亮剑》里有一个动人的细节，赵刚初到独立团时，李云龙觉得这种“磨嘴皮子”的政委可有可无。后来赵刚要调走时，李云龙却红着眼眶向上级一再恳求把赵刚留下。因为他终于明白，赵刚给了他一件打仗给不了他的东西——“为什么战斗”的信仰。

思想政治工作者现在要做的，不是板着脸孔照本宣科，而是把历史的温度从尘埃里轻轻捧出来，让年轻一代听得见它的回响。在这样一个算法横流的时代，它的终极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让每一个奋斗者在迷茫时看清方向，在精疲力竭时找到归宿，然后在信仰的高地上，昂首挺胸地给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