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相看：德语文献中的晚清上海》王维江 / 吕澍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版
《另眼相看：德语文献中的晚清上海》（王维江、吕澍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初版于2009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该书辑译自1853年至1912年间德国外交官、学者、记者、画家、企业家、军人等群体撰写的各种游记、日记、书信等历史文献，内容涵盖上海开埠后的城市发展、中外商贸与文化往来、中国文化与社会民生观察、当时的租界治理及在沪欧洲人的生活情状等方面，从德国人的视角记录了晚清上海的生活与社会状况。周振鹤在“初版序”中认为：“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普鲁士王国艾林波使团才来到中国，打算与英法美列强分一杯羹。他们来到上海，一切觉得奇妙，观感特别深刻，所以艾林波与使团诸人所写下的关于上海的印象尤其鲜活。由1845年英租界设立到六十年代中的二十年间，这一段上海历史记录明显不足。此时上海正在开始城市的近代化建设，但《行名录》之类的重要编年资料尚未出现，所以观光记录于弥补史料的缺环，尤为有用。……集中于本书的从清代晚期直到民国初年的德语文献中关于上海的记述，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甚至片言只语都有其价值。”（第2-3页）对于该书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说得很清楚了。由此想到的是辑译者起的“另眼相看”这个书名，比“他者的目光”似乎更多了一些涵义，或许既有当年德国人因“观感特别深刻”“印象尤其鲜活”而对上海“另眼相看”之意，也有今天的研究者应该对这些珍贵史料“另眼相看”的意思。
现在这个新版是增订本。辑译者在“增订本后记”中说，新版除了纠正初版的翻译错误之外，增加了十篇文章，虽然实际上增加的字数并不太多，“但重要的是其中六篇都是记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正好可以弥补这一时期历史资料的单调。而这十篇的作者除了德国人，还增添了一位瑞士人和一位奥地利人。作者的职业也得到扩充，出现了天主教传教士、高级军官、大商人兼考古学家以及工业家兼律师。遗憾的是，未能选出七十年代的上海记录，这在时间段上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缺陷”（509页）。勘正误译与增补文献，已然是一种新版本的重要新贡献。
另外，对比初版和新版，目录也不同了，初版目录的写法是“第一篇 1861：普鲁士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上海”……新版目录则是“1853‘新的生命将被注入老朽的躯体’”“1861‘文明是随着社会对生命的尊重而提高的’”……两者写法各有优劣，比较起来，新版的目录以文章中的一句话作为核心提示，或更能提升读者的关注。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新版每篇文章题目之下的“译者案语”中，译者时有增补最新资料的介绍。对于读者来说，这些较新的信息或许也是有用的。顺带要说的是，书中用了不少插图，但是除了52页那幅有图片说明和出处之外，都只有一个标题，没有其他信息，也不知道插在正文中的那些图片的出处。译者在“初版前言”中说，书中插图有些选自同一本游记，有些选自同时代的游记，还有个别选自网络。从图像史料的重要性来说，没有具体的出处信息是有点遗憾的。
译者在“初版前言”中介绍了这批德语文献的基本来历。1861年3月，由普鲁士政府派出的东亚外交特使团抵达上海。该使团代表着所有邦国的利益，出使目的就是要尽快使清政府与普鲁士及每个邦国签订通商条约，一体均沾英法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攫取的利益。带领这支庞大的外交使团的普鲁士政治家、外交家艾林波伯爵 （Graf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1815-1881）最终迫使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了条约。外交特使团于1862年4月返国，四大卷的考察报告《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以官方文献为依据》（Anton Berg，Die Preuβ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nach amtlichen Quellen，Verlag der Koe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Berlin，1873）于1873年正式出版。另外，使团的很多成员也撰写了日记、书信、通讯报道和回忆录，这些亲历资料陆陆续续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正式出版。译者认为，这些资料的出版表征着王朝体制下的德意志列国出版业的发达，更表征出其王朝政治的开放心态。作为对比，同时期王朝体制下的中国赴外游历官员必须在回国后提供一份出国考察报告，然而“这样的报告首先是官样文章，所以其中的官话、套话和废话居多”（第6页）。而那个时代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非贵族外交官郭嵩焘因其所撰写的《使西纪程》说了真话，结果丢了乌纱帽，再不被起用。作者指出，“同一种游记的不同命运所折射出的，不正是德意志人精神和文化上的自信舒展和晚清国人的猜忌张皇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语文献里的中国游记，恰恰可以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和理解自身历史和现状的一面镜子。”（第7页）这就不是仅以这些文献本身的史料价值说事，而是通过对比在文献背后的政治文化、作者状况、不同命运，提醒读者要认识考察报告、游记等文献在不同体制中的差异性。在有关“他者的目光”的研究议题中，叙事主体的差异与对比研究无疑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时下的“目光”研究中，双向的、对比的“他者”研究恐怕还是太少了。
在1861年的特使团之后，外交官、传教士、学者（包括自然和人文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甚至家庭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一直到1911年清朝垮台，这些人——其中有欧洲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等大名鼎鼎、影响很大的人物——留下了上百余种的独立成书的游记。从“他者的目光”视角来看，“这些游记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又为展示变化中的上海提供了多样性。如此多样性的历史文献，不仅可以为丰富和加深我们的城市史研究提供崭新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为我们认识生活在当下的自己提供了有迹可循的视角和路径”（12页）。或许可以说，在这里隐含着互为“他者”的双向视角，表明了“另眼相看”的复杂而微妙的涵义。至于这些游记、日记、书信资料的内容庞杂、视角和观点各异，因而既有正确、深入的观察和同情的理解与赞扬，也不乏成见、偏见甚至污蔑之言，这是毋庸赘言的。重要的是，无论作者的观点、立场如何，大都是出自所见所闻的真实观感，是“他者的目光”的真实记录。
我们都知道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和“移情”（empathy）等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它们与借助“他者的目光” 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不矛盾，相反是通过“他者的目光”，对中国如何在最后还是走了自己的道路会有更全面和更真实的认识。另外，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要求研究者“应该从历史事件参预者心中关注的问题着手，并按照参预者的立场观点去理解体会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史家用以编写历史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最原始的材料是参预者与目睹者的直接经验”（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译者代序）。那么，近代以来的西方来华人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国这段历史的参预者或目睹者，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思和笔下所写的感受、观点和认识正是我们今天编写历史的出发点和原始材料。柯文还提出历史研究中的“移情”（empathy）方法，强调的是要进入产生于历史中的个人的直接经验之中，要设身处地（empathetically）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的重要性。这些也正是说明了研究者应如何对“他者的目光”持有一种“另眼相看”的研究方法——从这些珍贵史料出发，力图进入那个历史语境中的个人的实践经验之中。
德国画家和外交官威廉·海涅跟随佩里舰队于1853年5月初抵达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进入城墙之内的“中国城”游览。对于“中国的革命”——他指的是在1853年看到的太平天国战争，认为“这一不可阻挡的进步最终将给衰败的国家机器致命一击。造反的人们陷入一种宗教狂热，足以导出这样的结果，即尊贵的天国诸子已经降临”（13页）。“在我看来，我们此时此地正处于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之开端……这里与美洲一样，由于长期的懒惰迟钝而变得日益腐朽的国家形势正在崩溃。由于与外部世界的完全隔绝，那些早期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在文化上变得腐烂和粗野，并因此堕落为有教养的野蛮主义。这些国家终将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去，那些费尽心机建立并绞尽脑汁维持的限制终将被那股无坚不摧的洪流所战胜。新的生命将被注入老朽的躯体，以使长期封闭和储存的自然和人文宝藏得以自由传播，并能够与其他民族相互交流。”（13-14页）译者认为海涅对于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由于封闭隔绝最终导致其国家和民众走向“有教养的野蛮主义”的看法带有启蒙思想的回响（第5页）。在我看来，“新的生命将被注入老朽的躯体”预示着新旧文明的更替就是时代的洪流，的确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
1861年3月抵达上海的普鲁士外交特使团是德意志人与清政府的第一次官方外交往来，该使团由外交官、法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医学家、园艺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等成员组成，普鲁士政府除了在航海装备、人员配备上作了周密安排之外，在政治、地理和文化诸方面也做足“功课”。“站在上海的街头，描述清政府与太平军对垒状况，比较欧洲租界和中国城的优劣，作者谨慎而深刻地留下对中国文化的估计和对中华民族的评价。”（译者案语，19页）在这里指的是使团中的画家阿尔伯特·贝尔格（Albert Berg，1825-1884），在返回德国之后他被委以起草四大卷的特使团官方考察报告的重任。他在这份报告中一方面指出上海在商贸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谈到了曾经非常伟大的中国文明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教育僵化的产物，文明已经衰老、僵硬，失去了前行的动力，无法唤醒创新的意识和积极的精神”（32页）。他描述那时所看到的中国人“……作为个体，显得疲惫、安于现状而有失尊严。很多人并非缺乏精明——他们判断迅速，处事敏捷，在所有实际工作中都能按部就班，处事得体。但他们在本质上总有些贫乏、单调，如同戴着假面具般毫无生气。……整体说来，现今的中国人只是现世生活的享乐者，更多的是从务实的角度，而不是从市民秩序和道德习俗的角度遵章守制，只要不导致严重争执，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至少从表面上观察，一般人是这样的。评判一个民族文明与否的可靠尺度，是人的生命价值，文明是随着社会对生命的尊重而提高的，而没有什么地方人的生命价值比在中国更低了。”（33-34页）
说到生命的价值，带领普鲁士外交特使团来华的艾林波伯爵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东亚 1860-1862》（Ostasien 1860-1862，Berlin: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1900）中对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难民有过这样的描写：“河上挤满小船，上面住着那些被驱赶出来的人们。美国租界也能见到几百个草房，里面住着可怜之至的难民及其妻小，还有棺材，棺材是他们所能携带的最大的一笔财富。密妥士告诉我，很多家庭将死者放在非常坚固密闭的棺材里，在家里放上好几年。其他来过这个城市很多次的人也亲眼见过这种情形。密妥士曾经看到过一家人，他们把祖父的棺材用作饭桌，当然尸体躺在里面。”（65页）这是在1861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的。4月8日的日记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述是：“这些人只会破坏和摧毁，却不会建设和组织。他们的驻扎之地见不到任何建设和有用的作为。在天王所在的南京，他们把所有的居民——有几百万之众，都赶走了。天王自己根本不露面，他被500个作为贴身警卫的女人包围着。近来他们又摧毁了著名的琉璃塔，我非常有幸地得到了一块碎片。有一段时间，英国人曾经相信，叛军是基督徒，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不久就会建立新的皇朝。这种希望看来是根本错误的。只是由于中国人不可思议地酣睡，叛军才没有被消灭。这种酣睡很可能会使目前这样的极度可怖的状态再持续10到20年。”（78-79页）
斯庇思（Gustav Spieβ）是普鲁士外交特使团中的非普鲁士人和唯一的商界代表。译者认为，“斯庇思着笔之处，首先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作为商人，他最关心的是德意志民族在中国的贸易前景，他自信发展前景‘光明’。同时，作为一个旅游爱好者，他的心胸也不狭隘，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善于发现和欣赏中国的自然风景。他还客观地做出了对中华民族的基本判断——‘正派、坚韧和勤劳’。他甚至力图纠正业已形成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即中国人排外，行事可笑。”（译者案语，118-119页）他对上海作为商贸中心的发展的评述是很客观的：“根据手头的上海进出口总汇册，从1860年上半年的进出口额推测其全年贸易总额将达到约3500万英镑，相当于2.5亿塔勒。考虑到此地从1842年才对外国人开放，更何况一直持续到目前的造反者还造成了与内陆的交通阻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这一结果，令人惊异。上海商业生活的盎然生机是不同寻常的，令人想到汉堡。每天有各种各样的船只抵达上海，港口被50到70艘欧洲的商船所占据，而成千上万的中国帆船在中国城附近组成了一片桅杆的密林。大量的蒸汽轮往返于香港和中国沿海各港口之间，包括北直隶海湾和日本，等等。总之，在上海见到恢宏的建筑、江面上数不清的来往船只，人们会下意识地以为到了某个繁忙的欧洲海港。”（121-122页）
Johannes Kreyher是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阿科纳”号船上的随船牧师，他看到“1861年的上海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欧洲城和中国城。前者完全是优雅的欧洲大城市郊外新城的景象。宽阔的大路边，是花园环绕的高大的宫殿式建筑。大路笔直地延伸着，漂亮的哥特式教堂耸立着，还有不少的大广场。港口聚集着各国的船只，其中还有不少军舰。远处是数不清的中国帆船，拥挤在一处。大部分的中国船民不像我们只是临时性地待在船上，他们长期住在上面，在漂浮的世界里过着蚂蚁般的生活。”“大多数上海人看起来都强壮而健康，面部轮廓清晰。……大多数人表情比较严肃，也可以说有点阴郁，像非常辛劳、备受折磨的人……”（136页）
德国外交家、作家林道（Rudolf Lindau）于1861年4月来到上海，但他是个人旅游而来。他在1896年出版的《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旅行回忆》（Aus China und Japan，1896）中描述了欧美商人在上海做生意的方法：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利用两条当时速度最快的蒸汽船在中国沿海行驶，运送从英国和中国香港来的邮件，能够比其他在上海的商人提早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获得最新的欧洲和印度市场的报告。后来，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如今上海的市场步步紧追伦敦、纽约和加尔各答。上海的主要报纸——《北华捷报》，每天早晨发布前一天的伦敦市场数据。现在在欧洲和美国也已经有中国货品的销售点。大多数在沪的外国商人只是单纯的代理商，他们的工作只是执行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命令，以获得被众多竞争者大幅压低的佣金（149页）。这已经很有全球化商业的色彩，是在现代科技与商业竞争中炼成魔都的宝典。
由李福斯（von Rehfues）率领的普鲁士第二次东亚外交使团于1862年8月到达上海，任务是将由艾林波伯爵1861年与中国签订的通商条约落到实处——交换条约批准书。该使团秘书拉度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在写给母亲的书信和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对中国官员和政治文化的观感与认识，颇有意思。例如，他说事先已经估计到中方对于此次书面换约完全没有准备，因此可能要等上几个月才有结果，由此而想到没去天津而到了上海是决定性的错误，“在天津的话，离北京那么近，可以很快换约”（176页）。接待来访的中国官员薛焕，最初是他接手签约的事情。他不断重申签约之事在北京进展神速，然后按照欧洲方式请他进餐。“这个胖胖的阁下吃得多极了，每上来一道菜，他都要问，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做的。他还把全部的餐后甜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常拿起桌上放置的一只大大的黄铜痰盂，往里面吐痰，同时还不停地抽着黄铜的烟斗。餐桌边也围上来他的那些随从，而且不唤自来的越来越多，他们盯着我们，似乎要盯到胃里去。”（180页）对于这一令人有点难堪的描述，译者在“初版前言”中作了评议：“这位皇帝派来的通商事务大臣、江苏巡抚薛胖子实际上是上海的最高长官，在正式的外交筵席上，见到好吃的就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把黄铜痰盂罐架在餐桌上，显示的不仅仅是缺乏教养，恐怕正好折射出洋务官员的政治素养和对外见识：政治上一定要正确，不被人抓住把柄，黄铜痰盂罐是政治正确的象征——我们不必事事按照洋鬼子的礼仪行事；而洋人的好东西呢，尽管往自己的腰包里装，餐后甜点太具有西方物质层面的象征——自鸣钟、玻璃器皿。私下里，哪个官员不是爱不释手？”（10-11页）说“黄铜痰盂罐是政治正确的象征——我们不必事事按照洋鬼子的礼仪行事”，我想这不一定是薛胖子当时心里想的，但是很有点历史说书人的穿越感。
一个外交使团在他国几个月的等待既是很无聊的，同时也是一种学习。拉度维茨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即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相信能够完成的换约问题，却每次刚刚开了头，就变成新的拖延。中国人有无穷无尽的才能，把别人不懂的事情复杂化。耐心，永不放弃的耐心，是来到这里的每个人必须得到的最主要的教训。”（181页）终于等到去薛焕的官邸，当面讨论换约的事情。整整谈了两个小时，却还是在原地兜圈子。“一般来讲，中国官员只有一个想法，或者说只有一个理由，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只管径自重复自己的这一想法或这一理由。……只有让他觉得被拖进了一桩麻烦之中，这麻烦必须由他的上司出面，而他则必须承担其上司不得不出面这一责任。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会害怕。没有别的解决办法。”（185-186页）这认识应该说来之不易。
终于谈妥，第二天就要举行换约签署仪式。但是在出发前收到一封翻译的来函，说中方取消了签字仪式。“听到这里，真是极为愤怒，然而事情很清楚：我们遭遇了中国教训，这是所有到中国有所作为的人都必然会遇到的：在你以为肯定没有问题的时候，顷刻之间，一切前功尽弃。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再简单不过的背信和奸诈。”（188页）事情很快弄明白，钦差大臣薛焕是这件事的最高长官，但是他“整天害怕出丑，担心做了北京政府没有让他做的事情。因为没有指示他将条约文件给予其他的德意志公国，所以他绝对不做”（189页）。最后还是使团方面同意只交换与普鲁士签订的条约文件，任务才终于完成。
商人及业余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于1864年开启环球旅行，前往印度、中国、日本和美洲，写了《当代中国与日本》（La Chine et le Japan au temps present，1867）。他谈到远东的蒸汽船船票贵的原因，主要在于要烧从英国运到上海的煤（每吨一百二十五法郎），在英国每吨只要十先令（十二点五法郎）。其实中国的煤炭储藏极为丰富，但是由于没有蒸汽机车运输，北京的煤炭无法与英国竞争。因此他说：“中国政府认为，要更好地统治4亿人民，就得反对任何企图提高民智的尝试。他们煽动对新生事物的普遍仇恨。政府对人民说，引进蒸汽机，是抢夺劳工阶级生活的基础。……除了政府的抵抗，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普通民众的想法是，铁路将导致河运停摆和劳工阶层的消亡。还有自古以来盛行不衰的祖先崇拜，给铁路建设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出于这一原因，没有一块土地不含一个或几个私人的墓地。……这种墓地在中国被称作‘祖坟’，它极为神圣，毁坏它被视作是亵渎，会被处以死刑。……由于每块农田里都有这种土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建造铁路根本不可能。”（217-218页）“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在中国建造铁路的每次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场革命。”（219页）
恩司诺（A. H. Exner）于1886年作为德意志银行的德国铁路中国财团代表来到中国，游历了广东、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目的是搜集资料，为投资方提供基本的中国国情和铁路建设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及其对策。他以多份表格分析了上海从1885年到1888年间的贸易总值和净值，表明当时德中贸易位列第三（249-254页）。然后他认为：“在欧洲与中国的大商人之间，非常重要的是忠诚与信任。中国商人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大都极为忠信诚实……”（255页）他同时还谈到了中国商会：“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商人的商会组织像在中国这么发达”，原因是贿赂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个人要抵御这种风险，就需要商会起作用：如果有会员受到不公正的起诉，整个商会就会接手案件，每个会员付出相应的钱数，这样商会就可以给法官高额的金钱，促使他做出公正的判决，给真正的犯罪者定罪（257页）。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公正。除此以外，商会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对抗所有本行业风险的保险公司，能够给货品价格以决定性的影响，有时还能左右市场的行情。
谈到司法问题，关于当时的租界司法制度中的“会审公廨”（The Mixed Court of Shanghai）是很重要的制度。恩司诺认为其目的是审理欧洲人控告中国人的民事案件，也对中国人在当时的租界内的犯罪行为进行法律审判。“法庭的法官，原则上由一个中国城的地方法院法官手下的官员担任。欧洲人法官（由领事或各领事馆的翻译轮流担任）与他同坐在法官席上，作为陪审法官，他们具有相同的法官权力。”（261-262页）
德国记者高德满（Paul Goldrnann）受报社指派于1898年6月抵达中国，先后游历了香港、广东、上海、汉口、武昌、胶州、青岛、天津和北京，拜访了两广总督谭钟麟、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他对当时上海的外国租界的描述颇有意思：“它伸展扩张的力量澎湃而不可阻挡。人们渐渐发现，上海的租界成了一颗欧洲大城市的种子，以中国未曾预料的方式种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并已开出了花朵。”（344页）他把当时的租界称作“城市共和国”，并且对当时英国租界的治理水平表示极大的赞赏，虽然德国人总是喜欢贬低英国人。他对当时上海的英、法、美租界的比较论述呈现出独特的“德国目光”，是城市文化史研究中很有意思的资料。
高德满与上海道台蔡钧谈到了中国的铁路与改革事业甚至革命的议题，更是晚清政治史上值得重视的史料。蔡道台对于修建铁路还是赞成的，他说中国政府会自己来建造所有必要的铁路，也会向外国借钱来修建铁路。这时高德满说：“如果中国建造铁路的话，也就会接着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蔡道台插进来一个甚有力度的词：“甚是，甚是！”，然后就说：“目前中国不迅速改革的话，就来不及了，”他还肯定地说，“假如不马上进行改革，我们国家中的一个强大的派别，就会以骚乱相威胁。”（361页）这段对话在保罗·戈德曼（高德满的另一中译名）《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吴伟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中翻译为：“我们在国内有一股强而有力的维新势力，他们整天提醒我们，如果不进行改革，国家就会有更多的动荡。”（《1898年的夏日》，146页）不知道原文是否直接点出了“维新势力”，但是所指的这个派别则是无疑的。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同样是晚清政治中的敏感议题。一个是在回答“那么最先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的时候，蔡道台说：“最先需要进行改革的是军队，我们必须要有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军队。”（361页）其次是关于俄国的问题。高德满说“俄国人却是嗜血成性，它侵入整个满洲。为什么北京要给俄国这么多的好处呢？”这时的“道台倾听着，狡猾的小眼睛闪着微光。他显然很想说些什么，他不想让自己丢面子。于是他便王顾左右而言他：‘皇太后想与所有国家建立和平，所以凡是有求于她的，她都给予满足。’”（362页）最后，蔡道台担心高记者会错误理解他所说的军队改革，把中国当作一个好战的国家，因此想用哲学来解释他的观点，即所有民族最好还是和平相处（363页）。看来，这位道台可以说是晚清官员中的开明派了。
动物学家弗兰茨·多夫兰（Franz Doflein）于1904来到上海，他面对上海外滩、当时的租界的景观和欧洲人在这里的生活，同样感慨“几乎忘记了这是在中国”。作为动物学家，他对上海的观察有专业的视角，“捕捉到一些动物学上的特殊玩意儿，它们看上去正是我们想得到的、可以充实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国人戴的头饰和类似的首饰，是用珍珠层粉制成，有些看上去比真的珍珠还漂亮……”（454-455页）但是，他很快就庆幸没有上当受骗。“我研究之后发现这种珠子是假的，实际上它是在不规则的玻璃珠上涂了一层精粹物，是从闪银光的鱼鳞片中提取的，巴黎和古罗马的假珍珠制作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中国人的造假是否已经登峰造极，能让国际旅行家们也上当？中国人真的以为，凭着这种不规则的形状，旅行家们会把假珍珠当成野生珍珠吗？会因为其相对便宜的价格而受骗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中国的商贩怎么没有料到会被人识破？”（456页）这都是很好的问题，今天也还没有过时。
最后，看看德国记者、专栏作家赛克（Fritz Secker）在1912年对中华民国初年的观感吧。他看到1912年的中国新年被打上了特殊的印记，一是在商业主街上到处是共和国国旗，差不多所有的房屋正面都用它作为装饰；另一是波涛起伏的人群所穿着的青灰色制服。这两项外在的事物显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基调。再靠近人群观察的话，会发现人们都佩戴着一个釉瓷的小徽章，上面是共和国的国旗。他说这玩意儿足以表征出佩戴者一夜之间所培植起来的爱国主义以及对洋事物的愚昧模仿（464页）。剪辫子，然后给中式的衣衫配上西式的帽子，这就是时髦。新的奢侈风气马上出现，赛克称之为“由外在形象和无穷享乐构成的上海世界观（最好称其为上海主义）”。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上海魔都的概念前史。更为敏锐的是，赛克竟然已经在由山东人和江北人担任巡捕的岗位上看到了他们经受住“上海主义”的考验，他们自觉认识到眼前的享乐主义是对共和国精神的腐蚀。另外，当他听到那娇小的、抹着胭脂的姑娘吟唱着讽刺唐绍仪、歌颂他的同志的新歌曲，马上想到“显而易见，北京的新政治竟然影响到上海歌女世界里来了”（481页）。
在德国的目光中，晚清至民初的上海实在是一面多棱的镜子，既折射着过去的历史，也映照着上海的现实与未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他者的目光”并没有消失在风中，而是在“中国纪事”中留下了历史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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