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变局之中。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对全球发展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而中俄携手合作，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中俄合作的国际“语境”
在“漫长的19世纪”期间，逐渐形成以“中心—边缘”为基本特征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形成是工业资本主义所开启的全球范围巨大变迁的结果。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使其获得相对于亚非拉地区国家和人民的绝对经济和军事优势。率先完成工业化、位于国际体系中心的西方国家借助这些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侵略、剥削、奴役、压迫位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和人民。因此，国际体系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占全球人口绝对少数的“北方”国家对人口占全球绝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思想以及军事等多个领域的支配、控制与影响。
国际体系具有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国际体系是高度不均衡的，中心也有自己的边缘，但这是中心的边缘，是中心的一部分。边缘地带也有自己的中心。
第二，竞争性。位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国家之间围绕殖民地、资源、利益等的激烈竞争从未停歇。从18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历史上造成无数民众生灵涂炭的不义之战，大多是位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针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进行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家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冷战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如此，早期17、18世纪的战争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学界、政界毫不避讳地讨论日本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完全无视日本是美国亲密盟友这一事实。 这个案例凸显出国际体系内部中心国家之间围绕主导权的竞争。主导权在荷兰、英国、美国之间的转换也是体系中心内部竞争性的例证。
第三，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之间虽然有激烈竞争以及中心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但“一致对外”，永久延续国际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中心对边缘国家和人民的支配、控制与影响则是体系中心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心国家作为“集体西方”有十分明确的边界范围，类似G7、“五眼联盟”等大量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无不显示中心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共同利益。
第四，高度复杂性。支撑这个体系的，并不完全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一个由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知识、商业习惯等制度化实践等多个层次构成的复杂系统。与此同时，对全球南方而言， 国际体系的实践有许多帝国主义成分，同时也带来知识与技术等的扩散，也就是一些“意料之外”的公共产品。
进而言之，西方各国的经济与金融能力构成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贸易规则和国际交往规则在内的制度是其支撑，科技进步与创新构成竞争力的来源，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则是维持这个体系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性质的工具。而文化和认识论层面的西方霸权，是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过资本主义殖民全球化的物质进程，将一种从西方文明与历史中发展出的霸权等级制意识带到全球。
总而言之，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大量企业生产和创新活动以及在历次工业化过程中所发展出的组织能力，是西方在全球范围进行支配和控制的物质基础。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的制度创设。当今绝大部分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安排，几乎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创立的。甚至在微观层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被美国律师事务所和英美商法概念支配的法律体系占据着优势。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活动，不得不在这个法律体系内展开，因而面临相当大的学习成本。再比如，中国每年出口商品总额约3.5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约14%左右，出口规模约占中国GDP的1/5，这些都依赖于国际认证机构所发放的证书，而全球最大认证机构来自英美法德瑞士等国。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获得产品出口所需的证书。
百年变局的内涵
百年变局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过去数百年来国际体系的支配、控制与影响难以为继。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在国际体系的扩张过程以及体系中心国家在实现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全球南方”国家和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利用来自中心国家的知识和实践发展自我，逐渐壮大。全球南方的崛起逐渐导致全球力量格局的平衡发生变化。
第二，西方内部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最终导致社会的极化和民粹的崛起，正在削弱中心国家的治理能力。
第三，国际体系中心国家数百年来对边缘的全面控制与支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难以继续负担经济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在道义上也越来越难以自洽，既无法说服自己的民众，更难以让“边缘”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全球南方”整体实力相对上升，自主性增强，对西方中心的支配与控制不再视为某种“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中心的话语体系发生转变——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正在逐步退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话语开始大行其道。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依然是永久维持西方的主导地位。
综上，过去数百年来的国际体系以及该体系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和人民的支配、控制与影响正在逐渐成为历史，其经济、政治与道义基础正在坍塌。
中俄合作的国际意义
2013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会晤超过40次，通过不同的形式保持密切沟通，就全球性、战略性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之间高度互信的个人关系对两国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有机会就广泛的双边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中俄关系走上新台阶；扩大务实合作，让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国连续15年是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稳中有进，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从机电产品向中间品扩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跨境电商成为新的增长点。服务贸易正在蓬勃发展并向新兴服务转型。本币结算、能源矿产机电产品贸易都是新亮点。投资保护协定生效给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双方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北极航道合作渐入佳境。人文交流日渐密切，正在进行中的 2026-2027中俄教育年也将带来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大国，中俄两国密切合作的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中俄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40%以上，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仍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未能充分反映这一变化，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愈发突出。
中俄应继续携手推动联合国改革，提高联合国运作效率，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俄应加强沟通协商，共同推动安理会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
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中国按照经济总量应该享受的投票权与实际完全背离，而美国则享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中俄携手合作推动改革，提升中俄印巴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利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中俄两国开展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平台，其国际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建立不仅提高了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而且对于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和包容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金砖国家的国情差异性比较大，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国内问题的重点等都不尽相同。但金砖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拥有相同或近似立场，如主张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赞成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等。中俄两国以及印度、巴西、南非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 以金砖组织为平台，全方位推进金砖国家合作，对于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撰文 |薛福岐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 | 王倩
审定| 游珊珊 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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