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风卷着落叶，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打转。一辆黑色奔驰停下来，车牌号挂着临时牌照，锃亮的车身在土路上格外扎眼。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老头走下来，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他眯着眼环顾四周，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怀念还是嫌弃。
“这破路，还是修得跟以前一样。”
他身后的女人捂着鼻子下车，眉头皱成一团。旁边站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西装革履，手里拎着公文包。
我看着他们，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还留着母亲刚才发的微信：“你大伯到了，回来吧。”
林光启，我父亲的亲哥哥。
离家七十四年的亲哥哥。
他的手指划过手机屏幕，给我看一张照片，说这就是他在台北的豪宅。
“五十六平，不大，但在台北，这个地段，一坪合四十万台币。”
他说这话时，下巴微微上扬，嘴角带着笑。
我看着他，又看看院子里那张空荡荡的藤椅。那是父亲生前最爱坐的地方。
“大伯，”我说，声音很平静，“您去我家看看？”
他愣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
01
那天上午我本来在上课。语文课，讲朱自清的《背影》，读到“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那一段，手机震了。
我瞥了一眼，母亲发来的微信，就几个字：“你大伯到了，回来吧。”
我愣了好一会儿，粉笔在手里捏着，差点断了。
“老师，您没事吧？”前排的学生问我。
“没事，”我说，放下粉笔，“先自习。”
我开车回村，心情很乱。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大伯回来了，四十年，他终于回来了。
我父亲林石头，兄弟姐妹一共三个，上头一个哥，下头一个妹。
妹妹嫁得远，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
哥哥就是林光启，1949年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那年他只有十四岁。
那一年，父亲才九岁。
从那以后，兄弟俩再没见过面。奶奶活到九十二，临终前还在念叨：“光启回来没？”父亲守在床边，攥着奶奶的手，说：“娘，大哥会回来的。”
奶奶没等到。爷爷也没等到。
奶奶走的时候是1995年，爷爷走得更早，1987年，还没开放探亲。
父亲一个人给两位老人送了终，磕头、披麻戴孝、守灵，一样没落下。村里人都说：“石头这孩子，仁义。”
后来开放探亲，大伯回来过一次。
1992年，我还没出生，父亲后来跟我讲，那一次大伯待了三天，走的时候留了一万块台币。父亲没要，大伯硬塞给他。
“大哥说他在台湾混得不错，”父亲当时笑着跟我说，“我说好，好就行。”
那之后，大伯再没回来过。
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查出了肝癌。晚期。
我瞒着他偷偷给大伯打了个电话，电话是堂哥林宗翰接的，说大伯不在。我留了话，说父亲病重，希望大伯能回来看看。
等了三天，大伯回电话了。他说：“我在台湾这边走不开，你看……”
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三个月后，父亲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拉着我的手说：“明子，你大伯要是回来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在那边也不容易。”
我说：“爸，我知道。”
父亲笑了笑，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我开车回到村子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远远就看见村口围了一圈人，那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一棵槐树底下，几个小孩在车旁边跑着玩。
我把车停在路边，走了过去。
大伯林光启正被一群老人围着，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头发虽然白了不少，但梳得整整齐齐。
“三哥，你这是发了啊！”村里的刘大爷笑着说，露出仅剩的几颗牙。
“哪有哪有，就混口饭吃，”大伯摆摆手，声音很大，“台湾那边也不容易。”
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西装革履，看着四十出头的样子，长得跟大伯很像。还有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看着三十七八，戴着墨镜，低头玩手机。
“这是你堂哥林宗翰，”大伯指着中年男人，“这是你堂姐林嘉怡。”
又指着一个站在旁边的老太太：“这是你大伯母，沈玲。”
大伯母穿了一件碎花长裙，头发烫着卷，脖子上挂了条金链子。她看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这是明子？”大伯上下打量我，“长这么大了，上次见你，你还是个娃娃呢。”
上次见我的时候，我确实还小。但那也不是他回来看我的，是母亲带我去台北旅游，他勉强接待了一回。
“大伯，”我叫了一声，声音很平，“一路辛苦。”
“不辛苦不辛苦，”他笑着说，“租了个车，直接从机场开来的。”
“租的”两个字，他说得特别自然。
02
中午，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
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红烧蹄髈，还有几个素菜，摆了满满一桌子。
“弟妹，你太客气了，”大伯母说，但筷子只夹了一点青菜，就放下了，“我吃不多。”
“是啊，台湾那边吃得清淡，”大伯忙打圆场，“她吃不习惯你们这边的油腻。”
我看了母亲一眼，她脸上还挂着笑，但手里的菜动作明显慢了。
“那您尝尝这个，”我媳妇许璟雯夹了一块清蒸鲈鱼放到大伯母碗里，“这个不油腻。”
许璟雯是县医院的护士，说话温温柔柔的，人很耐心。
大伯母看了她一眼，勉强笑了笑：“谢谢了。”
“明子，你老婆是做什么的？”堂兄林宗翰问我，语气带着点打探。
“护士，”我说，“在县医院上班。”
“护士啊，”他点点头，嘴角抽了一下，“在台湾，护士的收入还算可以，在大陆呢？一个月能拿多少？”
我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你侄子现在在台北做中介，”大伯接过话茬，“二手房，一个月挣个十来万台币，也就那样。”
十来万台币，折合人民币两万多。
“收入不错嘛，”我说，语气很淡。
“对，对，”堂哥连连点头，笑得很得意，“我们那边房价高，一套房子下来，光佣金就几十万。”
他说着，又看了我一眼，补充道：“当然，大陆房价这几年也涨得很快，跟台北比还是差了一些。”
我心里堵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
“宗翰这孩子确实争气，”大伯笑着说，“娶了台湾本地的媳妇，孩子也上了台北最好的小学。”
“那堂姐呢？”我看向堂姐林嘉怡，“在台湾做什么？”
堂姐叫林嘉怡，是堂姐，嫁到了台湾，据说老公是做点小生意的。
“带孩子呗，”她翻了个白眼，“台湾的补习班可贵了，一个月就要好几万台币。”
她又看了我一眼：“表弟，你孩子多大了？”
“六岁，上幼儿园，”我说。
“那还好，大陆这边幼儿园不贵吧？”她问我。
“还行，”我说，“公立幼儿园一个月几百块。”
“几百块？”她大笑起来，“我们是台湾的，一个月要两万台币。”
她脸上带着一种优越感，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但我忍了。
吃过午饭，大伯提出要看看老家的房子。
老家的房子是三间土坯房，爷爷手上盖的，快五十年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想翻修，但手里没钱，一直拖着。
后来我工作了，想给他翻，他说不修了，住惯了。
父亲去世后，房子空了两年。母亲一个人住不惯，搬到了县里我那套房子里。老房子就锁着门，每个月回来打扫一趟。
“还是老样子啊，”大伯站在院子中央，看着那几间土坯房，叹了口气。
他指着堂屋门框上的一道道刻痕：“这是我小时候做的，每年往上刻一道，看自己长了多高。”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那些刻痕已经很浅了，但还是能看出一个个“正”字。
“爷爷以前也是种地的，”他说，“后来我去了台湾，就没帮上什么忙。”
“这房子，还是爷爷手上的，”我说，“父亲没舍得拆。”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往外走。
“走，回堂屋坐，我给你看点东西，”他说。
他说的东西，是他手机里的照片。
“这是我在台北的房子，”他翻出一张照片，举到我面前，“五十六平，不大，但在台北市，这个地段，一平要四十万台币呢。折合人民币差不多两百万。”
照片里是一套装修得还算精致的房子，客厅很小，摆着布艺沙发和玻璃茶几，旁边是阳台，挂满了衣服。
“两百万，在你们县城能买多大的房子？”他问我。
“能买套大的，”我说。
“那是那是，”他笑了，“大陆便宜嘛，台湾贵。”
他把手机往旁边挪了挪，又翻出一张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小区的公共泳池，夏天开放。”
“这楼看着挺旧了，”我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说：“老社区嘛，环境好。”又翻出一张，“这是小区里的儿童乐园。”
他一张一张给我看，不厌其烦地介绍着台北的“好生活”。林宗翰在旁边插嘴：“表弟，你们这边有超市吗？”
“有，”我说，“沃尔玛。”
“沃尔玛？”他笑了，“我们那边是全联，比你们这边方便多了。”
03
半夜，我睡不着。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今天白天的事。
大伯说父亲“可惜了”。
一辈子种地，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一辈子守着这个家。
是，父亲确实可惜了。
如果他没有选择留下来，如果他也跟着哥哥去了台湾，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但父亲从来没后悔过。
他跟我说过：“明子，我把你爷爷、你奶奶送走了，我把你供出来了，我这一辈子没白活。你大伯在那边不容易，他心里难受。”
“他难受什么？”我当时问他。
“他想家，”父亲说，“他想家，但回不来。”
我那时不理解。
一个可以想走就走的人，他有什么好难受的？
但后来我明白了。
大伯不是回不来，而是不敢回来。
他害怕面对爷爷、奶奶的坟。
害怕面对父亲这些年的付出。
害怕面对老家这些破败的土坯房。
害怕面对村里人的眼光。
他害怕别人说：“林光启，你在台湾享福，你弟弟替你送了终。”
所以他只能用炫耀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这五十六平米的“豪宅”，就是他用来掩耳盗铃的东西。
但我不恨他，真的。
我只是替父亲觉得不值。
父亲这一辈子，种地、种菜、喂猪、养鸡、供我读书、送走爷爷奶奶。
而大伯呢？
他坐在台湾的公寓里，喝着茶，打打麻将，说：“大陆那边不如我们这边先进。”
他的五十六平米，是我父亲一辈子的命。
但父亲不恨他。
父亲临终前托人转交给我的那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烧了。
信的最后一段，父亲说：“大哥，我都替你办了。咱娘和咱爹的后事，我一个人操持的，你不用担心。你在那边好好的就行。”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肝癌已经晚期了，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但他一个字都没说自己难受。
我翻了个身，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那本硬皮本。
那是父亲的日记，从年轻时候开始记的。
我翻了翻，翻到一页，上面写着：“1993年除夕，我给大哥摆了副碗筷，希望他在那边好好的。”
我又翻了一页：“1995年正月，咱们娘走了，我和明子妈帮她洗了身子，请了老衣，明天出殡。明子问大伯在哪，我说大伯在台湾，他问台湾在哪，我说很远。”
我再翻：“2010年清明，我一个人去给娘烧纸，跟娘说，大哥不回来了。”
我合上日记本，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菜地摘菜。秋天的菜地，萝卜、白菜、小油菜，长了一大片。我蹲下身子，拔了几根小葱，准备中午炒菜用的。
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大伯。
他站在菜地西头，背对着我，正蹲在地上抽烟。
他面前是父亲没种完的那棵枣树。
父亲生前种了一棵枣树，每年秋天都会结很多枣子。父亲去世那年，枣树也生病了，叶子发黄，一棵也没结。
我不知道大伯在干什么，没出声，打算转身走。
但这时候，大伯开口了。
他说：“石头，哥回来了。”
他的声音很轻，带着哭腔。
我站在原地，没动。
他接着说：“石头，我对不起你。”
他蹲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正要上前，他突然站了起来，擦了把脸，转过身，正好跟我打了个照面。
他愣了一下，随即扯出一个笑容：“明子，你也来摘菜？”
“嗯，”我说，“摘点葱。”
他看了看手里的烟头，往脚底下一摁：“这枣树长得真不错。台北都没这地儿种树。”
我看着他，心里那点软下来的东西又硬了回去。
“大伯，”我说，“这棵枣树，是我爸从老院后头移过来的。”
他不说话了，看着那棵树。
“他觉得，这树能结果子，”我说，“结的枣子，甜。”
他把烟头扔了，转身往回走。
走出两步，又停住了。
“明子，”他说，“你爸他……走的时候，疼不疼？”
“疼，”我说，“但他没喊。”
他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
“那就好，”他说，声音很小，“那就好。”
04
中午，大伯、大伯母、堂哥堂姐又围坐在堂屋里。
大伯掏出手机，又要给我看他在台湾的“豪宅”照片。
“明子，我再给你看看，”他笑着说，“这阳台，虽然小点，但是能看到整个台北。”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翻出照片，又开始了新一番的炫耀。
“你看这个客厅，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他指着屏幕，“你大伯母负责软装，这沙发，意大利进口的，两万多台币。”
“这个茶几，紫檀木的，是林宗翰从大陆一个客户那里买的，便宜，三百多块人民币，”他说，“台湾那边紫檀木可贵了。”
“这个电视墙，我自己设计的，”他越说越起劲，“用的是大理石，一平要好几万台币呢。”
堂哥林宗翰也在旁边附和：“爸，咱们家这装修，在台北也算得上拿得出手的。”
堂姐林嘉怡也接过话茬：“是啊，上次我那些朋友去家里玩，都说装修得好。”
大伯母坐在旁边，翘着二郎腿，磕着瓜子：“还行吧，也没花太多钱，就一百多万台币。”
一百多万台币，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万。
“不贵，”我说，“二十多万，在大陆也能装得不错。”
“那不一样，”大伯母立刻接话，“大陆的装修标准跟台湾能比吗？我们那边的师傅，都是有证的。”
我没理她。
大伯翻完照片，又开始讲他在台湾的“人际关系”。
“曾经有一个老将军，是我在台湾的老乡，我们一起打过牌，”他说，“人家可是真的将军，台湾那边的。”
他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里，深吸一口气。
母亲正在厨房里收拾，我走进去，说：“妈，我想带他们去县城咱家看看。”
母亲抬头看我，皱了皱眉：“你带他们去干啥？”
“让他们看看，”我说，“看看咱家什么样。”
母亲沉默了会儿，说：“别闹大。”
“我知道，”我说。
我走出厨房，回到堂屋。
大伯还在讲他的“将军朋友”。堂哥在旁边附和，说那个将军多厉害、多有背景。
“大伯，”我说，打断了他们，“去我家看看吧，县城里，不远。”
大伯愣了一下：“你家？”
“对，”我说，“我家。”
大伯母看了我一眼，说：“县城里？有啥好看的？”
“就是，”堂哥笑了，“表弟，你在大县城买的房子，能有我爸买的这台北豪宅发达吗？”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说，语气很平静。
大伯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说：“行，去看看。”
堂哥和堂姐对视了一眼，脸上都带着一种“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的表情。
我拿出车钥匙，往外走。
大伯母有些不情不愿地站起身：“这县城的房子，有啥好看的。”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说：“走吧，不远。”
她翻了个白眼，但还是跟上来了。
“明子，你这车不错啊，”堂哥林宗翰坐进车里，打量了一下，“这是什么牌子的？”
“国产的，比亚迪，”我说。
“比亚迪？”他笑了一声，“台湾那边很多人没见过这个牌子。”
他说这话时，带着一丝轻蔑。
我没接话，发动了车子。
出了村，车子上了公路。
一路上，堂哥和林光启对车窗外的风景指指点点，一会儿说这条路修得还可以，一会儿说这个路边摊看起来不干净。
大伯母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堂姐林嘉怡低头玩手机，偶尔发出一声轻笑。
车子开进县城，穿过几条街道，停在一个小区门口。
“到了，”我说，“下车吧。”
他们下了车，抬头看了看小区的大楼。
“这个小区看着还不错，”堂哥敷衍性地评价了一句。
“还行，”我说，“住了两年了。”
我掏出门禁卡，刷开了单元门。
他们跟着我走进电梯。
“几楼？”大伯问。
“顶楼，”我说，“带阁楼。”
电梯到了，我掏钥匙开了门。
当门打开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表情变化。
大伯母呆住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堂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整个人的表情都僵住了。
大伯愣住了。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一百八十平的复式楼。
05
客厅很大，落地窗外是县城的天际线，远处能看见山。
装修不算多豪华，但干净整洁，透着一股温馨。
我是语文老师，家里到处是书，客厅一整面墙都是书柜。茶几上摆着茶具，旁边还有一盆绿萝。
“怎么样？”我问他们，“进来坐坐？”
大伯母第一个反应过来，她的脸有点挂不住，但还是努力挤出笑容：“这房子……挺大的啊。”
“一百八十平，”我说，“加上阁楼，有两百平左右。”
“啧，”堂姐林嘉怡说，“这房子，在我们台北，得多少钱啊。”
“台北的话，两百平，要几千万了，”堂哥林宗翰说，语气已经没有上午那么轻浮了。
“大陆便宜嘛，”我说，“这套房子加上装修，总共也就一百多万。”
大伯沉默着没说话，只是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
他看见客厅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父亲和奶奶，那是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奶奶抱着他。
“这是……咱娘？”他指着画，声音有点抖。
“对，是我爸小时候的照片，”我说，“我找人临摹的。”
他走近了，仔细打量着那幅画。
“咱娘那时候，真好看，”他说。
“奶奶生前一直在念叨您，”我说，“您知道吗？”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那幅画，眼眶有点发红。
大伯母在旁边站着，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
“宗翰，嘉怡，你们也坐，”我说，“我去给你们倒茶。”
我转身进了厨房，许璟雯也跟了进来。
“怎么样？”她小声问我。
“还行，”我说。
“你大伯母脸色不太好看，”她压低声音说，“她刚才在门口站了半天没进来。”
“随便她，”我说，“我让她进来坐的。”
我端着茶走回客厅，大伯还站在那幅画面前，沉默着。
“大伯，喝茶，”我说。
他接过茶杯，坐在沙发上，又环顾四周，像是要在心里记住每一个角落。
“明子，你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他问我。
“三年前，”我说，“攒够了首付，贷了点款。”
“贷款？”堂哥林宗翰接过话，“在大陆买房也能贷款？”
“能啊，”我说，“商业贷款，利息不算高。”
“台湾那边贷款利息高，”他说，“一般百分之三以上。”
“大陆这边也不低，”我说，“但比你们那边还是低一点。”
大伯母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但已经没心思说话了。
“妈，你看这阳台，”堂姐林嘉怡拉着她往阳台走，“这阳台比咱家大。”
大伯母跟着她走了过去，但还是没说话。
“明子，”大伯放下茶杯，看着我，“你这房子，都是自己挣的？”
“对，”我说，“我教书，老婆当护士，攒了几年的钱，加上爸妈那边给了一些。”
“不容易，”他说，点了点头，“不容易。”
“没什么不容易的，比大伯您在台北买房轻松多了，”我说。
他听出我话里的意思，没说话。
“大伯，看看书房吗？”我问他。
“书房？”他愣了一下，“你有书房？”
“有一个，”我说，“跟我来吧。”
我带他走向走廊尽头的一间房。
推开门的瞬间，我能看到他表情的变化。
书房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
南边是写字台，靠墙是书架，摆满了书。书桌上放着我的教案和学生作业。
大伯走上前，拿起一本语文课本，翻了几页：“教语文的？”
“对，”我说，“县城中学。”
他又拿起一本我批改过的作文本，看了几眼：“这些学生的字，写得不错。”
“现在小孩比我们那时候强，都是些好苗子。”
他点点头，放下本子。
“大伯，你看看这个，”我打开书柜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个铁盒子。
“这是什么？”他问我。
“爸的遗物，”我说。
他的表情僵住了。
我打开铁盒子，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几张奖状、一封皱巴巴的信。
“爸生前收集的，”我说，“都是跟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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