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谁也没告诉。
他在街边那张皱巴巴的招工启事前站了足足五分钟，上面的字被雨水泡得有些模糊，但“陪睡”两个字还是能看清的。旁边蹲着个等活的泥瓦匠，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继续抽烟。老周把那纸条撕下来，揣进裤兜里，转身走进九月末还带着热气的风里。
电话是王姐接的。王姐说话快得像放鞭炮，上来就问年纪、身体、有没有什么老人病。老周一一答了，六十一，血糖有点高但药控制得住，不抽烟不喝酒，睡觉不打鼾。最后一条是他自己加的，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打不打鼾，老伴在世时倒从没提过，那应该就是不打的。
王姐让他第二天去面试。地点在城北的一个小区，老周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中途转了一趟，下车时腿有点麻。他在小区门口站了一会儿，仰头看着那些高高低低的楼，阳光打在玻璃幕墙上，晃得眼睛疼。
门打开的时候，老周看见一个穿着整洁的中年女人，烫着短卷发，手指甲剪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利落人。王姐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目光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上停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只让他换了鞋进去。
客厅很宽敞，但家具不多。一张布艺沙发，一个老式电视柜，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的是牡丹花开富贵。窗帘拉着，屋里的光线很柔和，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薰衣草味道，像是洗衣液留下来的。
“老爷子今年八十三，”王姐领着他往卧室走，声音压低了，“身体底子还行，就是晚上闹腾，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之前请了两个，都受不了走了。老太太去年走了之后就更厉害了，有时候半夜起来在屋里转悠，一个人对着窗户说话。”
卧室的门半开着。老周站在门口往里看，看见一个瘦小的老人半靠在床上，被子只盖到胸口，两只手搭在外面，手背上的皮肤薄得透明，青色的血管像地图上的河流一样弯弯曲曲。老人的头发全白了，但梳得很整齐，眼睛半闭着，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老吴，人我给你带来了，你看看。”王姐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
老吴慢慢睁开眼睛，眼珠子浑浊，但聚光，盯着老周看了几秒，然后又闭上了，从鼻子里哼出一个字：“嗯。”
王姐朝老周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又退回到客厅里。王姐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一个月两千，包吃住，你的任务就是晚上陪他睡，他动你就醒，他要是起来你就陪着说说话，别让他一个人就行。白天的活有钟点工干，你只管晚上，但你也看到了，老爷子脾气有点倔，你得顺着来。”
两千块。老周在心里把这个数字转了两圈。他退休金一千四，房租八百，剩下的钱刚好够吃饭，有时候连药都买不起。儿子小林在省城送外卖，每个月往他卡上打五百块，但从上个月开始，五百也没有了，小林说是被车蹭了一下，摔了手机，要赔钱。老周没多问，只说没事没事，你自己操心身体。
“行。”老周说。
王姐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想说点什么但忍住了。她让老周签了一份简单协议，上面写着“夜间陪护”四个字，工资每月底结算，包食宿。老周看了两遍，在最后一页歪歪扭扭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周德胜。这三个字他已经很久没写过了。
他当天下午就回去收拾东西。出租屋在城东一个老小区的底层，采光不好，大白天也得开灯。屋子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墙角堆着几个纸箱，里面是他大半辈子的家当。他打开最大的那个，翻了翻，从最底下找出一个相框，擦掉上面的灰，放进了随身带的布包里。
照片是十年前拍的，老伴穿着红色毛衣，靠在西湖边的柳树上笑，他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表情有些木讷。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去旅游，回来之后老伴就开始说胃不舒服，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老周把那包背在肩上，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三年的屋子，关上了门。
他晚上七点准时到了老吴家。王姐已经走了，来开门的是钟点工小张，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系着围裙，手上还戴着胶皮手套。小张上下打量了老周一遍，那眼神和王姐不一样，带着一种审视，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你就是新来的陪睡的？”小张问，语气里有一丝不屑。
老周点点头。
“我跟你说，上一个干了五天就走了，受不了老吴半夜折腾。你自己想清楚。”小张说完这话就转身回了厨房，老周听见她一边洗碗一边哼歌，是一首很老的歌，叫什么名字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老吴在客厅看电视。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播的是一档相亲节目，男女嘉宾站在台上你来我往地说着一些老周听不太懂的话。老吴穿着睡衣，坐在沙发正中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看上去不像在看电视，倒像是在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仪式。
老周在旁边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坐下还是站着。最后还是老吴先开了口：“你要站就站那边去，别挡着光。”
老周挪到了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坐下。电视里的笑声和掌声一浪一浪地涌过来，老吴始终面无表情，但每隔几分钟就会转头看一眼门口的方向，像是在等什么人。老周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没多问。
九点半，老吴关掉电视，站起来，慢慢往卧室走。老周跟在后头，保持着一步的距离。卧室的灯是那种暖黄色的，打开之后整个房间像是泡在蜜水里。老吴脱了拖鞋，慢慢躺到床上，老周在另一头也躺了下去。床是那种老式的木板床，比老周在出租屋里那张还要硬，枕头也有些高，硌得脖子不舒服。
灯关了。黑暗一下子涌进来，像水一样漫过整个房间。窗帘透进来一点外面的光，模模糊糊地勾勒出天花板的轮廓。老周睁着眼睛看着那片模糊的光，听见旁边老吴的呼吸声，时快时慢，很不均匀。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就在老周快要睡着的时候，老吴忽然坐了起来。
“谁在外面？”老吴的声音很尖，在安静的夜里像一根针一样刺过来。
老周也坐起来，顺着老吴手指的方向看向卧室门口。走廊里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
“没人，老吴，没人。”老周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老吴不信，掀开被子就要下床。老周赶紧过去扶他，老吴的手腕很细，老周一只手就能握过来，但力气出奇的大，死死抓住老周的胳膊，指甲嵌进肉里。他拖着老周走到走廊里，打开灯，又打开每一个房间的门，卫生间、厨房、储藏间，一个不落。小张早就下班了，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冰箱在嗡嗡地响。
老吴在每个房间都站了一会儿，看看窗户，看看柜子后面，像是在确认什么都没有之后才会放心。最后他在储藏间门口停住了，盯着那个关着的柜门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老吴，回去睡吧，太晚了。”老周轻声说。
老吴没应他，但也没再坚持，由着老周把他扶回了卧室。重新躺下之后，老吴翻了个身，面对着墙壁，用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老太婆今天没回来。”
老周愣了一下。
他想起了自己老伴走后的第一个月，他每天都会在门口放一双她的拖鞋，吃饭的时候多摆一副碗筷，有时候晚上醒过来，还会伸手去摸身边的那个位置，摸到空荡荡的床单，才又想起来她已经不在了。
老吴安静了下来，呼吸渐渐变得均匀，像是睡着了。但老周躺回自己的位置时，听见老吴又翻了一次身，然后又是一次，床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像是某种古老的乐器在反复演奏同一个音节。
老周不知道老吴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他只知道自己后来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中间醒了很多次，每次醒来都会先听一下老吴的呼吸声，确认他还在，然后再闭上眼。
第二天早上，小张来的时候，老周正在厨房热粥。小张看见他围着那条从家里带来的围裙，愣了一下，然后脸色就变了。
“谁让你动厨房的？”小张的声音尖锐刺耳。
老周端着粥锅的手顿了顿：“我看老吴醒了，就想先把粥热上……”
“我负责白天的伙食，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你晚上陪睡就只管晚上，别插手别人的事情。”小张一把夺过粥锅，动作很大，溅出来的粥烫到了她的手背，她嘶了一声，脸上的表情更难看了。
老周站在厨房门口，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还是忍住了。他退回到餐厅，在老吴对面坐下来。老吴已经坐在餐桌前了，穿着整齐的衣服，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正襟危坐，像昨天看电视时一样。小张端了粥和小菜过来，放在老吴面前，看都没看老周一眼。
老周面前是空的。他没说什么，自己起身去厨房盛了一碗粥，又拿了一双筷子，坐下来慢慢地吃。小张在厨房门口站着，抱着一只手臂，另一只手指着老周的碗，嘴唇抿成一条线，但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去擦灶台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老周渐渐摸清了老吴的规律。白天老吴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站在窗前看来来往往的车和人。有时候他会忽然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像是要出去，但最后还是松开了手，慢慢走回来重新坐下。
晚上是老吴最难熬的时候。他总是在半夜醒过来，有时候是十一点，有时候是一两点，然后就开始在屋子里转。老周跟着他，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厨房，从厨房到阳台，老吴像个巡夜的士兵一样，检查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柜子，每一扇窗户。他几乎每天都要打开储藏间那个柜门，看着里面的东西发呆，有时候会伸手进去摸一摸，摸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物，摸着摸着就叹一口气。
有一天晚上，老吴站在阳台上，指着对面那栋楼的某一扇窗户说：“你看，老太婆在那边。”
老周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扇窗户黑着灯，什么也看不见。
“她在那边住了很久了，”老吴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她嫌我打呼噜，就搬到那边去了。”
老周没拆穿他。他知道老吴说的那个地方是公墓的方向。
又过了几天，老周在老吴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相框，拿出来一看，是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女人，烫着短发，笑得很好看。相框背面写着一行字：“淑芬，1985年春。”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老周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王姐。王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说那是老吴的老伴，走了快一年了，老吴到现在都没办法接受，总以为她还活着，有时候吃着饭会忽然说“给淑芬留一双筷子”，半夜起来说是要去找她。
王姐还说，老吴以前是个工程师，修了一辈子的桥，退休之后老伴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都是他在照顾。老伴走了之后，老吴整个人就垮了，开始出现幻觉，晚上不睡觉，白天也不怎么吃，瘦了二十多斤。儿女都在外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都忙，回来看了两次就走了，最后商量着给他请了陪护。
“你多费心，老吴这个人不坏，就是太倔了。”王姐最后说了这么一句就挂了。
老周把相框放回了原处，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他想起了自己老伴走的那天，医院的白墙，消毒水的味道，心电监护仪上那条越来越平的线。他没有像老吴这样出现幻觉，但他清楚地记得，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不出门，不跟人说话，饿了就吃一口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儿子小林打电话来，他说自己好着呢，在外面跟老伙计下棋呢，实际上他连胡子都没刮过。
后来有一天，他去菜市场买菜，路过一个修鞋摊，摊主是个比他年纪还大的老头，蹲在地上敲敲打打，手冻得通红。那天下着雨，老头的伞被风吹跑了，他在雨里追了几步没追上，就站在那儿淋着雨继续干活。老周不知道为什么，在雨里站了很久，然后走过去帮老头撑起了伞。
那天下午，老周修了一双鞋。老头不收他钱，他硬是给了。从那以后，他每隔几天就去那个鞋摊坐一会儿，帮老头递递工具，聊几句闲话。后来老头说，你要是没事做，就来我这儿帮忙吧，我给你开工资。老周干了三个月，老头说修鞋的生意不好做，摊子不摆了，老周就又没了着落。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
老吴的幻觉在入秋之后变得更严重了。他开始频繁地在半夜叫喊，有时候是喊淑芬的名字，有时候是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什么“桥要塌了快跑”“图纸不对不对都不对”，老周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他安抚下来。
有一天凌晨三点多，老吴忽然从床上坐起来，眼睛瞪得很大，声音颤抖着说：“有人进来了，有人从窗户爬进来了，你听你听，他在翻抽屉。”
老周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什么也没听见。但他还是按照老吴的要求，去客厅查看了每一个角落，打开每一盏灯，拉开每一个抽屉给他看。老吴蹲在客厅中间，抱着自己的膝盖，像个小孩子一样看着老周检查，等老周确认一切都正常之后，他才慢慢站起来，两只手还在微微发抖。
这样的夜巡有时候一晚上要来三四次。老周的睡眠被撕成了碎片，白天的时候脑袋昏沉沉的，眼睛干涩发酸，有时候坐在沙发上就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小张看见他在沙发上打盹，脸色更难看了，故意把锅碗瓢盆摔得砰砰响，老周被吵醒，对上小张那种嫌弃的眼神，什么也没说，揉揉眼睛坐起来。
有一次，老周实在撑不住了，白天在卧室里睡了两个小时。小张跟王姐告了状，说他偷懒，不是来干活的，是来养老的。王姐打电话来问老周，老周解释了半天，王姐将信将疑地挂了。从那以后，老周白天再也不敢睡了，实在困得不行就去卫生间用冷水冲一把脸，或者站在阳台上让秋风吹吹。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老周拿到了第一笔工资，两千块，用信封封着，王姐亲手递到他手上的。老周数了一遍，又把钱装回去，塞进贴身的口袋里，那层薄薄的纸靠在心口的位置，有种说不出的踏实感。
他给小林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小林的声音很疲惫，说刚从外面回来，今天跑了四十多单，膝盖疼得厉害。老周说我把那五百块钱给你转过去吧，我这里找到了一份工，包吃住，工资虽然不多但也够用了。小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问是什么工作，老周想了想，说是在一个老人家当护工。
小林没多问，只说了一句：“爸，你要是累了就别干了，我这边再过两个月就能多给你打一些。”
老周嗯嗯地应着，没说自己在做什么，也没说自己每天凌晨要起来好几次。他挂了电话，站在小区的花坛边上，看着远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秋天的风吹过来，带着一股糖炒栗子的香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第二个月，老吴的幻觉突然变了方向。他开始认不出老周了。
有一天晚上，老吴半夜醒来，看见坐在床边的老周，忽然往后退了两步，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他说：“你是谁？你在我家干什么？”
老周愣住了。他赶紧说：“老吴，是我啊，我是小周，陪你的那个。”
老吴皱着眉头看了他很久，像是在努力辨认一张模糊的照片，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你，你出去。”
那天晚上的折腾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老吴固执地认为家里来了陌生人，要把老周赶出去。老周没办法，只好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等老吴在外面转了几圈重新回到卧室之后才出来。第二天早上，老吴又正常了，看见老周从厨房端粥出来，说了句：“粥熬得不错，比小张熬得好。”
老周端着碗的手微微一顿，心里涌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他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心酸。
小张从那以后对老周的态度更差了。她似乎觉得老周在刻意讨好老吴，抢了她的风头。她在老吴面前笑着跟老周说话，一转身就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老周不小心把她放在冰箱里的卤肉碰洒了一点，小张当着老吴的面没说什么，等老吴去了卧室，她就堵在厨房门口，指着老周的鼻子说：“你知不知道那锅卤肉我炖了三个小时？你一个陪睡的，有什么资格动我的东西？”
老周站在那里，腰微微弯着，什么也没说。他年轻时在工厂里当过八年钳工，什么样的脸色都看过，什么样的委屈都受过，他知道有些话说了没有用，有些架吵了只会更难堪。
但有些事情是吵不吵都躲不过去的。
那天晚上，老周打扫卫生的时候，在老吴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白色的药瓶。他拿起来看了看，标签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拧开盖子倒出来几粒，是那种白色的圆形药片，上面没有任何标记。他犹豫了一下，把药瓶放回了原处。
第二天，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姐。王姐的语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药？老吴有什么病你知道吗？”
老周不知道。他翻了翻老吴床头柜里的病历本，上面写着高血压、轻度认知障碍，还有一堆他看不太懂的医学术语。王姐说要跟老吴的儿女联系，让他们确认一下老吴到底在吃什么药。
老吴的女儿打了电话过来，问了老周很多问题，什么“我爸最近吃饭怎么样”“晚上能睡几个小时”“有没有摔过跤”。老周一一回答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老吴的女儿说了一句让老周心里咯噔一下的话：“我爸以前从来不这样的，他是去年才开始出现幻觉的，医生说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也可能是心理创伤太大导致的应激反应。我们在外地，实在没办法照顾他，你们多费心。”
挂了电话之后，老周在客厅坐了很久。他看着墙上那幅牡丹花开富贵的十字绣，忽然觉得那些鲜艳的颜色有些刺眼。他想起了自己老伴走之前最后那段时间，因为病痛的折磨，有时候也会说胡话，会喊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会忽然抓住他的手说“德胜你别走我害怕”。那时候他不懂，以为老伴只是疼得糊涂了，现在想想，一个人在最恐惧的时候抓住你的手不放，那是什么样的信任，又是什么样的绝望。
那天半夜，老吴又醒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起来巡夜，而是半靠在床上，在黑暗里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对老周说了一句话：“淑芬走的那天下着雨，很大很大的雨，救护车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凉了。”
老周没说话，黑暗中他听见老吴的声音在微微发抖，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树叶。
“我在她面前跪了一个小时，护士来拉我，我推开了她们。我就是想多看她一会儿，再多看一会儿。”
老周的眼睛忽然就湿了。他想起了老伴走的那天，他没有跪，他甚至没有哭，他就那么站在那里，看着护士把白色的床单盖过老伴的脸，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人从心里挖走了一块什么，空荡荡的，又堵得慌。
他从床上下来，走到老吴床边，在床沿上坐下来。黑暗中他看不清老吴的脸，但他能感觉到那个瘦小的身体在轻微地颤抖。他把手放在老吴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像拍一个孩子。
“老吴，嫂子她知道你想她。”老周说。
老吴没有再说话，但老周感觉到那阵颤抖慢慢地平息了下去。
那天晚上之后，老周和老吴之间好像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老吴半夜醒来的时候少了，就算醒了也不会再大吵大闹，只是翻个身继续睡，或者小声地说一句“德胜，你睡了吗”。老周应一声“没睡呢”，老吴就不说话了，好像只是为了确认身边有人。
老周有时候会想，这份工作到底值不值得。一个月两千块，每天夜里被惊醒无数次，白天还要看小张的脸色，连觉都睡不囫囵。但每次想到老吴半夜坐起来说的那些话，想到他摸储藏间柜子里那些旧衣服的样子，想到他那句“淑芬还没回来”，老周就觉得这两千块好像也不只是两千块。
他还是会给小林转钱，每个月五百，雷打不动。小林有时候收，有时候退回来，说“爸你留着自己用”。老周不管，退回来的就攒着，攒够了再给他转。有一回小林在电话里问起他工作的情况，老周说“挺好的，老板人不错，管吃管住”，说完他自己也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把老吴叫作老板。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像是秋天里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不声不响，看着多，数起来其实也没多少。
入冬之后，老吴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他的食欲越来越差，以前能吃一碗粥加一个花卷，后来连半碗都吃不完，把粥碗往旁边一推，说不想吃。小张换着花样给他做吃的，今天炖汤明天蒸蛋，老吴还是不怎么动筷子，整个人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也凹下去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像是挂在衣架上一样晃荡。
老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去超市买了几个苹果，削了皮切成小块，端到老吴面前。老吴看了一眼，摇摇头。老周不放弃，用牙签插了一块送到老吴嘴边，老吴抿着嘴不张开。老周就在旁边等着，等了几分钟，老吴终于张开嘴，咬了一小口，含在嘴里半天才咽下去。
“甜吗？”老周问。
老吴皱着眉头想了想，说：“不甜。”
老周把剩下的苹果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去倒水的时候，听见老吴在后面说了一句：“淑芬买的苹果甜，她买的都甜。”
老周的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
十二月的一天，王姐忽然来了，面色很凝重。她把老周叫到阳台上，低声说老吴的儿子下个礼拜要回来，说是带老吴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王姐说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老周的反应，像是在等他说什么。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好。
王姐走后，老周在阳台上多站了一会儿。外面刮着北风，楼下的银杏树光秃秃的，只剩下几片枯黄的叶子在枝头摇摇欲坠。远处的天空灰蒙蒙的，分不清是雾还是霾。他想起自己上一次去医院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半年前，去开降糖药，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医生只看了一眼化验单就说“继续吃这个药”，前后不到两分钟。
老吴的儿子回来了。比老周想象的要年轻一些，四十出头的样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浑身上下收拾得很体面。他一进门就走到老吴面前，蹲下来，握住老吴的手，声音很柔和：“爸，我回来了。”
老吴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先是茫然，然后慢慢地变成了某种像是认出来了又像没完全认出来的样子，嘴唇哆嗦了几下，最后说出了一个名字：“建国？”
“是我，爸，是我。”老吴的儿子眼眶红了，把脸埋在老吴的手背上，肩膀微微地抖了几下。
那一幕让老周站在厨房门口有些不知所措。他想避开，又想再看一眼，那种父子之间的亲昵让他想起了小林。小林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住了三天就走了，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了句“爸你照顾好自己”，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老周看着小林拖着一个行李箱走过走廊尽头，转弯之前好像回头看了一眼，又好像没有。
老吴的儿子在家待了两天，带着老吴去了医院，做了一堆检查。回来的那天晚上，他把老周叫到客厅，把检查结果摊在茶几上，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上面写的东西老周大部分都看不懂，但有两个词他记住了：阿尔茨海默病中期，轻度营养不良。
“周叔，”老吴的儿子声音有些沙哑，“医生说这个病只能延缓，没办法逆转，以后会越来越严重，可能会出现更频繁的幻觉，情绪也会变得很不稳定，甚至会有攻击行为。”
他顿了顿，看着老周的眼睛：“我知道这段时间全靠你照顾我爸，一个月两千块钱，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价钱在外面连个住家保姆都请不到。我们心里都有数，不是不知道。”
老周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老吴的儿子摆了摆手，继续说：“所以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想把你正式聘为我爸的专职护工，工资给你涨到五千，社保什么的也给你交上，你看行不行？”
五千块。这个数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老周心里那潭死水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他第一个念头是，有了这笔钱，小林那边就不用愁了，甚至可以帮小林把那辆摔坏的电动车换了。第二个念头是，老吴的情况越来越差了，后面会越来越难照顾，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得住。第三个念头最奇怪，他想到的不是钱，不是工作，而是老吴半夜说的那句“德胜，你睡了吗”。
“行。”老周说。
老吴的儿子松了一口气，拿出一份合同让老周签。老周拿起笔，刚准备签字，手机忽然响了。是小林打来的。老周犹豫了一下，跟老吴的儿子说了声抱歉，走到阳台上接电话。
小林的声音很急促：“爸，你那个护工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今天跟王姨打电话，她跟我说的不是你说的那样，她说你在给别人当什么陪睡的？”
老周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很慢很重：“陪睡就是陪睡，就是晚上陪着他睡觉，怕他出事。”
“爸！”小林的声音陡然高了八度，带着一种老周从未听过的情绪，像是愤怒，又像是羞耻，还夹杂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你的吗？王姨说你在外面干这种事，她都不好意思跟我开口！爸，你都六十多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要钱你跟我说，我给你寄，你别在外面丢人行不行？”
北风从阳台外面灌进来，吹得老周脸上冰凉冰凉的。他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想跟小林解释，说老吴是个八十三岁的老头，说这不是你想的那种事，说那份工作正经得很，不偷不抢不丢人。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全都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棉花一样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你知不知道人家在背后怎么议论你？”小林的语气缓了一下，但还是带着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说你是那种人，说你为了两千块钱什么都愿意干，说得可难听了。爸，你回来，我养你，你别在那里干了。”
老周闭上眼睛。北风从耳边刮过去，呜呜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哭。
“小林，”老周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吞掉，“爸不丢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小林最后说了一句“你自己想想吧”，然后就挂了。
老周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两条腿都冻木了，才慢慢走回客厅。老吴的儿子还在沙发那里等着，手里的合同翻开着，等着他签字。老周走过去，拿起笔，在最后一页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周德胜。
老吴的儿子走后，日子又恢复了之前的节奏。白天老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半夜醒来在老周的陪伴下在屋子里转圈，偶尔说几句关于淑芬的话。一切都没变，但一切又好像都变了。
老周开始频繁地想起小林的那通电话。那些话像刺一样扎在心里，白天忙起来的时候还好，到了晚上躺在老吴身边，黑暗和寂静像放大镜一样把那些刺照得清清楚楚，每一根都扎在最柔软的地方。他不怪小林，他知道小林是觉得丢人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出去给人当什么陪睡的，这话传到街坊邻居耳朵里，确实不好听。但不好听归不好听，日子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小林后来隔了两天又打了个电话来，语气好了很多，没有再提丢人不丢人的事，只是反复说“爸你别干了”“你回来吧”“我养你”。老周都嗯嗯啊啊地应着，说“知道了”“我想想”，但实际上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他不会回去。
不是因为五千块钱，虽然五千块确实很多。是因为老吴。是因为半夜那些巡夜的脚步声，是因为老吴摸储藏间柜子里旧衣服时的叹息，是因为那句“淑芬还没回来”，是因为那天晚上在黑暗中说“德胜你睡了吗”时微微发抖的声音。
老周觉得，人老了以后最怕的不是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那些漫长的、寂静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的夜晚。他怕，老吴也怕。他们两个怕的人凑到一起，互相壮壮胆，好像就没那么怕了。
这件事说出来好像也并没有那么丢人。
十二月底的一天，气温降到了零下。老吴半夜醒来的时候，老周正趴在床边打盹，听见动静立刻就醒了。老吴这次没有说要出去，也没有说要找淑芬，而是忽然伸出手来，颤巍巍地抓住了老周的衣角。
“德胜，”老吴的声音很小，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你要是不在了，我怎么办？”
老周愣住了。他低下头，看着老吴抓着自己衣角的那只手，枯瘦的，布满老年斑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那手抓得很紧，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我不走，老吴，我哪儿也不去。”老周说。
他不知道这句话是对老吴说的，还是对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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