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贵阳，某处壮丁收容所。
蒋梦麟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坐着一批广东来的壮丁。
他走过去，问其中一个：你们从哪里出发的，出发时多少人？
那个人抬起头，脸是浮肿的，眼睛是空的。他说：我们从曲江出发，出发时七百人。
蒋梦麟问：现在呢？
那个人说：现在只剩十七个了。
七百，到十七。不是打仗打没的。
就是走没的。
【一】七百人出发，十七人到了
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抗战时期兼任国民政府红十字会会长，满中国各省跑，看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
那七百变十七的数字，他没有评价，就在回忆录《西潮》里原原本本放着。
但那不是贵阳一处，不是广东一批。
从广东到贵阳，那些壮丁是被绳子串起来走的。一根粗麻绳，从这个人的脖子穿到下一个人的脖子，十几个人一串。押送的士兵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就像押解犯人一样押在前后左右。晚上睡觉，门窗紧闭，身上带的现金和便衣全被收走了。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怕他们逃跑。
逃跑本来就是难上加难，但跑掉的代价太大，所以宁可把人当牲口关着。这样一来，走着走着，就死了。死了，就扔在路边，没有人管，就那么放着。
蒋梦麟说，他亲眼看到那些收容所里，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地里，大小便都没有行动自由，动一下就挨打。吃的东西"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他自己估算，最终合格入伍的壮丁，"只四分之一"——有的地方，恐怕"不及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大多数壮丁，连战场都没到，就已经死了。
而这，只是贵阳一处收容所看到的一个批次。
抗战八年，全国一共征了多少壮丁？国民政府官方的说法是1392万，有研究者认为真实数字接近2000万。蒋梦麟把这个情况摆在他熟悉的国军高级将领面前，说依他估算，八年全面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不少于一千四百万人。
那些将军们听了，怎么说？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先记住这句话，后面还要回来。
【二】这些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
这件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放到今天来看，仍然让人脊背发凉。
不是对手在揭发，不是后世学者在翻旧账，是他们自己人说的，留在了他们自己的档案和日记里。
军令部有一封电文，摘录了某位国军团长的话。团长说，他们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是营养不良，那胖子呢——团长说，那胖子也不是真胖，是浮肿。整个团，每天都在死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死二十多个，死的都还没上战场。
这是军令部自己的档案。
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日记里记过，1942年，福建省的一个师管区给他发函，说闽省征兵极为困难，已经收进营的壮丁，逃亡的差不多占到总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根本抓不回来。
白崇禧，国民政府的军事副总长，1942年在一次内部讲话里估算过，当时国军各师，每个月逃兵最少三百个，多的五百个，一个师一年就要跑掉三四千战斗兵。
第26军军长丁治磐，1943年在日记里写：民国三十一年，全国征壮丁一百万，逃跑的占六成，病死的占三成，其余的才算真正到位。他还在另一处写，抗战以来总共征了七百万人，连年逃亡达到半数。
也就是说，在这些人自己的内部记录里，征来的壮丁，走的走，病的病，死的死，最后真正上了战场的，始终只是一小部分。
然后是程泽润的案子。
程泽润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署长，1944年7月，因役政腐败、壮丁大量死亡，蒋介石将其枪决。这事有明确记载，不是外界传言。蒋介石亲赴收押营地，当场撞见税警团军官虐待壮丁，壮丁骨瘦如柴的惨状让他震怒，当场痛打程泽润，随后下令枪决，以儆效尤。
按理说，署长被枪决了，役政总该有所改变。
然而兵役署视察室有统计，仅1942年2月到1944年2月这两年，全国的兵役违法事件就超过两千件——还注明"实际上还不止此数"。
程泽润死了，兵役违法案件还在以每年超过一千件的速度发生。
这说明什么？
说明问题不在程泽润这一个人。那套东西，是从上到下一起在转的。
【三】一个壮丁，值多少钱
要搞清楚壮丁为什么死这么多，得先搞清楚一件事：一个壮丁，被抓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一堆可以被分食的利益，而不只是一个活人。
征一个壮丁，朝廷原定给两块银元的征集费，用来付路上的伙食。
两块银元在当时不多，但按照物价，饿不死人还是够的。
结果到了壮丁手上，只有三毛。
剩下的一块七，在从乡里到县里到师管区这一路上，被层层吃掉了。
乡保长那一关，就先扒一层皮。征兵本来应该抽签，"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实际上规则形同虚设。
有钱的人家找乡保长打点，名字根本不进征兵名册。没钱的，就算是独子，一样抽。各县凑兵额的主要方式，是乡镇保长贿买替人，换句话说，就是把穷人的儿子卖给部队，换钱。有人因为这个发了财。
四川叙泸师管区的司令周建陶，任内一年多，靠这个赚了十万多银元。另一个叫赵玑的，仅买卖壮丁名额不到半年，就捞了七千多块。
过了乡保长这一关，进了县里的押送队伍，又是一关。
那些押送壮丁的军官，把壮丁当货用。从四川运到云南，途中要扛东西。叙泸师管区有两个补充团团长，利用到云南交兵的机会，走私两万斤川盐，全部让壮丁肩挑背驮，一路驮到交接地点。
壮丁的棉衣，是另一条财路。制作棉衣的布料，你扣几尺，我扯几斤棉，到发下来的时候，衣服又短又薄。
到了训练营，开始吃空额。部队里历来有喝兵血的传统，把应该发给士兵的粮饷吞掉一部分，报给上面的名册和实际在营的人数不符。空额，是营中各级长官的固定收入。
所以你看，一个壮丁被抓的那一天，围绕他就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从乡保长到押送官到训练营长官，每个人都从他身上提取了一份。
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口粮就已经被人扣了。
他要是死了，死亡就不需要入账，空额反而多了一个名额，继续赚。
死了，反而方便。
这才是壮丁大批死亡背后真正的逻辑——不是管理失当，不是条件艰苦，而是这套系统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有理由让壮丁少吃一点、多死几个。
一个活人，从被抓那一刻起，就是猪。
而且是一头从头到尾都有人在刮油水的猪。
【四】那条绳子的两端
1944年，是抗战最难熬的一年。
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就是中国人习惯说的豫湘桂大会战。
51万日军，从河南一路打下湖南、广西，历时八个月，打穿了半个中国。国军损兵50余万，丢失了146座城市，4个省会，36座机场，6000多万百姓沦于日军铁蹄之下。日军一度打到贵州独山，距离重庆直线距离不足500公里，国民政府已经在准备二次迁都入藏的方案了。
就是这一年，前线的窟窿需要人来补。
问题是，人从哪里来？
四川的配额，1944年从每年两千壮丁涨到了四千五百，1945年又涨到六千。各省层层加码，一边是前线的大溃败要补充，一边是各级官员从中截留的早已是半数以上。
加倍征，再加倍死。
而就在这一年，在被日军和克扣双重消耗的国军中，某一段公路上，某一个押送队里，又有一批壮丁被一根绳子穿在一起，朝着他们不知道在哪里的目的地走。
四川某县的壮丁队里，有人开始数：一排的队伍，出发时多少人，走了多少天，现在还剩多少。
用不着等到战场，在路上就已经开始减少了。
病死的，打死的，累死的，跌进山谷的，喝了泥水烂了肠子的。
每少一个人，押送军官那里就少了一份要上交的口粮，却又多了一个可以继续填报的空额名字。
而就在那些壮丁死在贵州山道上的同一年，在昆明城里，有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一个数字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他是国民政府红十字会会长，走遍了全国的收容所和中转站，看过了最多的壮丁，也收容了最多的尸体。
他把那个数字写下来，然后把这个数字说给了国军的将军们听。
将军们的反应，比那个数字本身，更让人窒息。
而当他把这一切写进书稿的那一刻，他大概已经清楚：这本书，将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不被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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