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日，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波士顿剑桥逝世，享年79岁。消息传来，中国学界为之震动。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灿教授在悼念文章中写道，那天南京“愁云惨淡，继而阴雨迷蒙”，仿佛天公也为这位同行者的离去而垂泪。
宇文所安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以唐诗研究独步全球。他14岁时在图书馆偶然翻阅中国诗集，由此与中国文学结缘，此后六十余载未曾中断，成为“英语世界唐诗研究的权威”。
他与江苏学者、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深厚渊源，是其学术人生的一个缩影，也见证了中国研究的“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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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江南”：
与江苏学界的深度互动
宇文所安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典诗歌、文学史和比较诗学。唐诗是他研究最早、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领域。从1977年到2006年，他相继出版了《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晚唐》四部唐诗史，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详尽的唐代诗史，是中国学者案头必备。2015年，他完成六卷本杜甫诗集的全部英译，让杜甫诗歌首次完整地走向世界。而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在中国翻译出版，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被译介最多的国外学者。
江苏学界与宇文所安的渊源，要追溯到很早。他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江苏学术界的推动下完成的。
据程章灿回忆，他跟宇文所安的交往，是“先读其书，再见其人”。1980年代跟随程千帆先生读博时，先生特别重视海外同行的研究，时常交给他一些英美汉学家的论文，让他翻译练笔，这其中就有宇文所安的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还命他翻译了其中的一篇《传统的叛逆》。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师兄莫砺锋教授主编的一本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论文集《神女之探寻》。
1995年程章灿赴哈佛访学，彼时，宇文所安已是哈佛东亚系领军人物，两人朝夕相见、随时论学，宇文还题赠多部著作，其中《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后来由程章灿译成中文出版。程章灿深耕古典文献与六朝文学，宇文所安擅长唐诗与比较诗学，两人治学路径互补，回国后仍保持密切联系，成为跨洋学术对话的典范。
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乐黛云、陈珏编选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书中收入了宇文所安那篇后来被广泛援引的名文——《地：金陵怀古》。
2003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又推出了宇文所安的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这个书名本身就极富意味——异域的石头可以琢磨本地的玉石，外来的视角可以激活本土的思考。
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老外’一一虽然它们并不来自西方，也不来自中国。我不知道它们的家乡究竟何在，只知道其所在不远：和美国麻省的剑桥与中国的北京同等距离……这样的区分和挑选，远远不如这么一件事来得重要：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
2009年4月，宇文所安曾在苏州大学进行为期半月的访问，并作唐诗研究系列演讲。王尧、季进两位教授后来将宇文所安等汉学家在苏大的演讲汇编成书，取名《下江南》。这个书名来自宇文所安一篇论文的题目，它是说：在东晋历史上，北方南渡的士族“下江南”，进入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南方世界；而在当代学术史上，宇文所安等海外汉学家“下江南”授业解惑，则象征着一个跨文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宇文所安与中国学界的互动，从来不是单向的“西方向东方说”，而是充满张力的对话。
1986年，莫砺锋赴哈佛访学期间，曾与宇文所安多次论学。1987年，莫砺锋主编《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时，曾就选目征求宇文所安的意见，并请他作序。此后，二人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多次相遇，南大也多次邀请宇文所安来讲学。莫砺锋高度认可宇文所安的学术成就，称他是“欧美非华裔汉学家中研究中国古诗最优秀的学者”，但也曾写过长篇书评，指出宇文两部成名作《初唐诗》《盛唐诗》中的硬伤：
比如沈佺期《入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中的“无人老”，宇文解作“长生不老”，莫砺锋指出正确的理解恰恰相反——“无人老”是说人们都短命早死，无人能臻于老境，那正是诗人对瘴疠之地的沉痛感受。
又如杜甫《江汉》“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宇文将“老马”理解为“需要照顾的年老官员”，莫砺锋则指出应取《韩非子》“老马识途”之典，体现诗人年老仍有智慧可用的心境。
这种学术争论，并非否定其整体成就，而是指出了跨文化理解的边界问题。宇文所安本人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表示，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比肩。“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这种开放而谦逊的态度，赢得了中国学界的尊重。
在宇文所安与中国当代文化的交往中，最富戏剧性的，是他与中国当代诗人之间的那场论争。1990年，宇文所安在《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一文中尖锐发问：以北岛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歌，是否只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翻版？是否是一种缺失了民族根基的“世界诗歌”？这场论争绵延三十余年，郑敏、西川、臧棣、张枣等诗人以各自方式参与对话。有人认为，这场争论的价值不在于宇文所安的论断是否“正确”，而在于他促使中国诗歌界思考一个本质性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诗歌”是什么？
金陵：
跟长安不分上下的“唐诗之都”
在宇文所安的学术版图中，南京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他而言，南京不仅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也是一把打开中国文学传统的钥匙。
他在《金陵的烟雾》中追溯“金陵烟雾”的形成史：秦始皇下令开凿秦淮河以疏散金陵“王气”；诸葛亮到此，叹其“虎踞龙蟠”；隋朝统一后，六朝台城被毁，石头城沦为空城。唐代诗人温庭筠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写下“盘踞势穷三百年，朱方杀气成愁烟”。宇文所安将其解读为：暴烈的“杀气”经过几个世纪的消磨变成了“烟雾”。烟雾于是成了“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的诗歌能指”。
在名文《地：金陵怀古》中，宇文所安勘探了“怀古”这一中国诗学的传统：从庾信的赋，到李白、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韦庄的诗，从李煜、王安石、贺铸、周邦彦的词，到孔尚任的曲，一脉相承、一唱三叹，总是在“金陵怀古”。其中，以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尤为独特——诗人从未踏足金陵，全凭想象写就《石头城》《乌衣巷》，说明南京沧桑寂寞的文学意象，已成为后世所认知的“历史”。
宇文所安意在强调，好的故事或传说，比事实活得更久，优秀的文章甚至能创造出一个地方。苏轼在错误的地方追忆赤壁之战，但只要他认定那里是赤壁，“真假”便无足轻重——那就是文化人心中的“真赤壁”。后来的作家注定通过已被接受的金陵意象来书写金陵，这并非缺乏独创，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甚至想到金陵时，旧文本的诗句便会涌入脑海。“面对金陵就是回忆历史，一种过去的历史与文学无法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
宇文所安还翻译过《桃花扇》。倾心中国古典诗歌的他，很难不去关注这部伟大剧作中大量优美的诗歌。这部戏的舞台几乎就是南京的城市地图，翻译这部戏，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翻译南京”——把这座城市的兴亡之感、沧桑之叹，用另一种语言讲给世界听。
宇文所安不仅读南京，也多次到访南京。程章灿回忆，宇文所安每次来，都会抽时间去“访古”，踏访他在论著中反复提到的石头城、栖霞寺、乌衣巷……
莫砺锋问过宇文所安，对美国的一般读者来说，最有名的唐诗是哪一首？宇文毫不迟疑说，是李白的《长干行》，“everyone loves it（每人都喜欢）”。莫砺锋援引宇文所安的回答，以论证一个事实：唐诗走向西方世界，是从诞生于南京的一首诗开始的。从唐诗的角度来说，南京这座“诗歌之都”是跟长安不分上下的诗歌沃土。
中国研究：
一项属于全人类的智识活动
2018年，宇文所安最后一次来南京，在第三届“南京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探讨东亚文明与文化认同的问题。这是他数十年学术思考的一次总结：文明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遗产，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新诠释、重新创造的过程。
在2026年5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发布的悼念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宇文教授治学，每以深厚博大之文明视野，摆脱中西之争的窠臼……使他的学术既植根于西方人文传统，又能进入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树立了典范。”
这段话道出了宇文所安的历史意义。在他之前，海外汉学常常被视为中国学术的“外援”或“补充”；在他之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研究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封闭事业，而是一项属于全人类的智识活动。一个美国人可以穷尽一生研究唐诗，一个中国人可以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这就是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应有之义。
2026年5月的南京，正是春末夏初。石头城下，秦淮河畔，游人如织。宇文所安不再来了，但他留下的著作还在被阅读，他所倡导的文明对话还在继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位远道而来的“他山之石”，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石之中。正如程章灿所写的：“他的名字，从最初的斯蒂芬·欧文，变成了如今人们熟知的宇文所安……研究中国文学的国外学者可谓多矣，宇文所安作品被译介的最多，影响也最大。”他用一生证明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丽与智慧，完全可以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郑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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