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德胜,今年52岁,我的老家在甘肃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那里每家每户都住着土窑洞,窑洞里冬暖夏凉,老一辈的人住惯了这土窑洞,哪儿都不愿意去了, 总觉得睡在土炕上暖和,踏实。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说话直白,也没有什么文化,一辈子就守着家里的几亩田地,印象中他们没有外出打过工,也不喜欢出远门,总有着割舍不掉的“农人”情结。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母亲永远都闲不下来,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就是那个时代家庭的主要收入,父亲母亲为了多挣点工分,每天都在生产队里拼命的劳作。

生产队里的活儿没有父亲母亲不会干的,平田整地、开过荒、犁过地、耙过耱、在生产队的饲养院里积攒的粪堆上翻过粪也起过粪、挑着扁担往地里送过粪、撒过粪、锄过地、割过麦子、勒过驮、驮过粮食、打过场,扬过场,基本上能干的父亲母亲都干过,而且样样都能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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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可是生产队里犁地的老把式,一手扶着手中的犁铧,一手挥动着鞭子,嘴里不停地“逮啾”“逮啾”吆喝着牲畜,这牲畜到了父亲手里,变得格外听话,在“犁沟”里顺从地走着。

父亲侍弄了一辈子牲畜,摸透了各种牲畜的性情,再倔再犟的牲畜,到了他手里就会变得温顺起来,乖乖服从他的指挥。

一行到头,父亲就会把犁提起来,待牲畜调转头,再次让犁铧插入土里,犁地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技巧。

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活儿,还得掌握深浅,犁的太浅,达不到翻耕的目的,影响出苗率,犁的太深,容易损坏犁,还累牲畜,出苗率也不好。

父亲每次犁完地,都会在地塄上薅一把干草,细心地将犁铧上的泥巴擦得干干净净的,以防犁铧生锈。

父亲在地里忙碌了一辈子,却从不说累,从无半点怨言,用他那双布满着厚厚老茧的双手托举着我们兄弟姊妹三个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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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总是黑黑瘦瘦的,矮矮的个子,但她浑身充满了力量,在生产队里劳动,她总是捡最重最累的活干,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她都去干,所以,她拿的工分也是最高的。

父亲母亲一生勤劳,为了养育我们长大,吃了很多苦,可以这样说,我能成为父亲母亲的儿子,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

父亲母亲特别的淳朴善良,平时,他们见人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跟人闹别扭,尤其我的父亲,他把兄弟姐妹之情看的特别重,家里有什么好的,他都惦记着他的兄弟姐妹。

父亲兄弟姐妹五个,我有两个姑姑,两个叔叔,父亲排行老三。

两个姑姑嫁到了邻村,两个叔叔成家后跟我们家只相隔几百米。

在我的记忆中,姑姑和叔叔只要有求于父亲,父亲从来不说一句含糊敷衍的话。

那年,大姑家打水窖,人手不够,父亲二话不说就去帮忙干了半个月。

还有一年,二姑夫腿摔坏了不能干活,正逢割麦季节,家里的麦子黄灿灿的,二姑一个人忙活不过来。

父亲知道后,拿着镰刀就去了二姑家,早上给二姑家割麦子,中午都顾不上在二姑家吃饭,就赶紧回来,吃两口馍馍咸菜,就到地里割自己家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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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来回跑了五六天,才把两家的麦子割完。

二姑夫下不了地,父亲又帮着二姑,把麦子驮回来放到麦场上,摞成了一个大麦垛,到了打场的时候,二姑夫的腿还没好,父亲又叫着两个叔叔,去帮二姑打了场,扬了场,直到把干净的麦粒倒在麦囤里才回了家。

对待两个叔叔也是一样的,二叔有一年生了一大场病,眼瞅着到了种庄稼的时候,可地还没犁,二叔二婶愁的每晚每晚失眠。

村里人都忙着庄稼地里的活儿,都没时间跟二叔家变工。

父亲知道后,着了急,每天忙完自己家地里的活儿,都顾不上喘口气,就马不停蹄的往二叔家赶去。

幸好父亲是犁地的老把式,没几天,二叔家的地就犁完了。

二叔拖着病殃殃的身体站在院子里看着翻耕过的土地,感动的泪流满面。

后来条件好了,三叔家要盖一排平房,干这活儿可少不了父亲,三叔看着父亲忙,都没叫,可父亲上赶着就去了三叔家帮忙。

父亲每天把地里活忙完,抽着空闲时间就去了三叔家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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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谁都是掏心掏肺的,我们几个懂事后,父亲经常在我们跟前念叨:“兄弟姐妹之间就要互相帮助,遇到困难了,你帮一把,他拉一把,也就起来了。”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我们兄弟姐妹三个的关系也特别好,我们之间从不争强好胜,也不互相攀比,我们都盼着兄弟姐妹过得好。

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跟自己的手足互相比较,兄弟之间比较谁更有钱,姐妹之间比较谁嫁的更好,都是在比较。总在害怕自己过得不如别人,但是只要产生了比较这种行为,彼此之间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

父亲永远都是这样,他深爱着他的兄弟姐妹,当然,姑姑和叔叔们对父亲也很好,只要父亲有困难,他们也会立马站出来帮忙。

每年过年,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之间都走动的特别亲,如果约定在大姑家聚,那其他人都赶往大姑家,下一次,如果在二姑家聚,就都去二姑家,每年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他们说说笑笑,仿佛这一年的疲惫都在那一刻抛之脑后了,这让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无比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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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

我的大姑在68岁那年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大姑是病故的。

大姑的离开对我们打击特别大,父亲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因为在父亲眼里,长姐如母,父亲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要在地里干活,根本顾不上照顾他们几个小的,都是大姑带大的,那个时候大姑也才五六岁。

后来每家每户条件都好了,每年过年饭菜也更丰盛了,可父亲的笑容比以前少了很多,我知道他想大姑了。

自从大姑走后,大姑夫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都无比的心酸。

大姑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姑走了,家里就剩大姑夫一个人了,三个表姐也都有各自的家庭,只是有空的时候才能来看看大姑夫,给大姑夫买点吃的用的东西,再给打扫打扫卫生,蒸一些馒头。

父亲母亲也比较关心大姑夫,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去大姑夫家串个门,过年的时候,大姑夫不愿意去表姐家过年,所以每年过年,父亲和叔叔都会把大姑夫接到我们这边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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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假了,也会抽空去看看大姑夫,给他一些零花钱。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大姑夫一个人生活。

大姑夫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说话也很幽默,可自从大姑走后,大姑夫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大姑走后,我只给烧过头七纸,还有一周年纸,第二年的时候,因为工作,没办法回来参加。

一晃到了给大姑烧三年纸的时候,那是腊月,雪下的特别大,跟大姑去世那天的雪一样大,寒风刺骨,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和父亲天麻麻亮就步行去了大姑家。

走的时候,父亲还让我们把家里杀了猪留下来的一个猪腿还有几斤排骨都背上,说大姑夫家没养猪,拿去了做饭的时候用得上。

我们三个也给大姑夫买了一些东西,大包小包,我们手里都拎的满满的去了大姑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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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个表姐都嫁的比较远,父亲总是担心到了烧纸的时候,三个表姐不能提前赶来,而且父亲说大姑夫近一年以来,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怕大姑父一个大男人应付不过来,一般三周年烧纸的时候,周边的亲戚朋友都会来的,还要给大家做饭吃,所以父亲就说去早一点,给大姑父帮帮忙。

我们进院子的时候,雪已经下很大了,差不多有个三寸厚,而且很滑。

这几年我们经常来大姑夫家,跑的次数多了,大姑夫家的大黄狗见了我们也不叫唤了。

我们走到了大姑夫住的那间窑洞门口,正准备敲门,发现门开着,我们掀起门帘,伸头一看,结果大姑夫正趴在炕眼门跟前烧炕。

大姑夫见我们来了,赶紧站起来招呼我们进屋,我们跺了跺脚上的雪,搓着双手就进了屋。

进屋我取下了帽子,猛的抬头一看,将近半年没见的大姑夫突然老了很多,脸色也特别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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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问大姑夫:“姑父,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去医院看了没?”

大姑夫叹了一口气说:“胃不好,吃不下东西,吃一点就想吐,你大姑走了,我一个人这日子难过的很,感觉活着都没啥意思。”

大姑夫说完,转身就跪在炕眼门跟前继续烧炕了,看着大姑夫,我瞬间哽咽了。

想想大姑还在的时候,他们的日子过得多幸福啊,两个人总是有说有笑的,谁也离不开谁,两个人忙完了地里的活儿,又一起回家做饭做家务,可如今偌大的院子,只剩下大姑夫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是一个感性的人,我怕我会流眼泪,就赶紧叫着弟弟妹妹出了门,拿起扫帚就扫起了院子里的雪。

我们刚扫了一半,三个表姐和表姐夫就纷纷来了,路难走的很,车从山上根本下不来,只能停放在山顶上,她们还买了很多菜,大包小包的背着,二表姐往下走的时候摔了好几跤,一进院子,身上都是泥和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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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表姐进了门都顾不上休息,搂起袖子就赶紧帮着打扫卫生。

等我们收拾好了的时候,亲戚朋友也来了,那天差不多有40多个人。

我们去坟头给大姑烧完纸,就回来帮着三个表姐做饭,按照坐席的规格,那天坐了四桌。

下午五点多,亲戚朋友们都走完了,我们帮大姑夫打扫干净了院子,也准备要回去了。

后来过了不久,三个表姐就带大姑夫去了县城检查了身体,好在不严重。

三个表姐希望大姑夫轮流跟她们一起生活,但大姑夫说什么都不愿意,他不愿意离开跟大姑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也不愿意给三个表姐增添负担。

现在大姑夫身体好多了,也爱说话了,但还是一个人居住,我们只要一有时间,就去看看他老人家,给买一些吃的用的东西。

我们那里离镇上不远,逢集了大姑夫还会去赶集,我们平时给点钱,他就会在赶集的时候给自己置办一些东西,过年了,父亲母亲还会像往年一样,把大姑夫接到家里过年,大姑夫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家很重要的一员,如果大姑夫不来家里过年,我们还真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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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之间本该如此,血脉相连的情感无法用金钱衡量,当我们的亲人遇到困难时,我们应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伸出手拉别人一把,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拉我们一把,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