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又一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了——重新打扫了避难所。我居住的那个莫沙夫里有一处避难所。像我们这样幸运的人，避难所就在房子后院。其他人则不得不跑去公共避难所，这很折腾。
不展开细说了。只想说，我们住的地方靠近伊朗人偏爱的一个目标。因此，我们常常、而且是很多次，不得不一晚上跑5次避难所。
现在，面对这种既旧又新的猜测：会不会再爆发一场战争，会还是不会，那头狮子会不会咆哮、低吼，或者从巢穴里飞出来，我们又去打扫了避难所。我们再次把那些用来储物的大箱子搬出来，里面装着毯子、零食、书、玩具、水、急救用品、二级急救用品、三级急救用品，如果还有四级急救用品的话——它最大的优点是还能坐人。虽然谈不上多舒服，但北部和南部的情况要艰难得多。
每一次这样的清理，都会勾起回忆，也让我们重新见到一些“老朋友”：一包被拆开后只吃了几块、却没有封口的奥利奥饼干，半开着的水瓶，过期的薯片，棒棒糖，还有很多琐碎的小东西，它们原本主要是用来安抚我们的狗诺亚。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搬出来，重新整理、补充、清扫、擦拭，掸掉箱盖上的灰，再把一切放回原位。
我们对自己说，最好的情况就是：8000万人没电？太好了。没水？更好。医院关闭？再好不过。可随后我们又对自己说，我们不至于疯到这个地步。谁也不可能认为这真的可行，或者说，这是被允许的。一个正常国家会这么做。
总的来说，差不多3年之后，当我们面对这场多线战争时——我很喜欢写“多线战争”这个说法，它看起来很有分量——我们已经在各地造成了难以置信的破坏。等待中的日常，夹杂着麻木与自问。“两天前我们见面时，亚拉问我：‘你知道我们毁掉了多少个家庭吗？’我回答她：‘至少，和《纽约时报》上写的不一样，我们不伤害女孩。’
在打扫的间隙，我和乌迪去了比格格利洛特的一家餐馆。我们说，能找到一张桌子真算幸运，因为餐馆里挤满了人。到了晚上，我们又在电视上看到，北部的小孩子被禁止去幼儿园院子里，我们心都碎了。镜头还长时间跟着这一幕。
一架爆炸性无人机，没有人知道它会在谁身上爆炸。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会爆炸。我们第一千次发问：激光系统怎么样了？有人知道它后来怎么了吗？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什么都没有吗？那逃避服役法案会怎样？预备役人员第一千次被征召又会怎样？
我们打扫避难所，是为任何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问题做准备。我们补充了储备，还买了很多奶酪，准备做七七节的奶酪蛋糕，只是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烤。我们还问朋友们：你们怎么看？会打起来吗？是再过一晚？明天？周末？下周初？还是说，也许会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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